清代厚嫁有多疯狂？马桶用纯银打造，嫁女风光一时，全家破产三代

乾隆五十年（1785 年），苏州富商之女沈云娘的婚礼轰动全城。送嫁队伍绵延三里，光是金银器皿就装了二十八抬，连马桶都用纯银打造，上刻 “早生贵子” 吉祥纹。然而这场风光无限的婚礼背后，是沈家为筹备嫁妆变卖三处商铺的代价。更令人心惊的是，据《苏州府志》记载，同年苏州府竟有七户人家因无力承担女儿嫁妆，将女婴溺毙于水盆中。

这种极端现象并非个案。清代 “厚嫁” 之风从江南蔓延至全国，形成 “良田千亩，十里红妆” 的奢靡景象，却也催生了 “生女不举” 的人间惨剧。当富家女带着巨额嫁妆风光出嫁时，贫家女却因 “无奁难嫁” 沦为童养媳甚至被遗弃。嫁妆，这个本应承载父母关爱的礼物，在清代却成为悬在女性头上的双刃剑。

嫁妆：女性的 “私财” 与 “枷锁”

经济保障：从 “私财” 到 “家庭稳定剂”

清代法律规定，嫁妆属于女性 “私财”，夫家不得擅自处置。这一制度为女性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湖南《龙山县志》记载，当地议婚时 “多访其女有私财者”，嫁妆丰厚的女子即使容貌平庸也能嫁得如意郎君。湘军将领骆秉章早年穷困潦倒，正是凭借妻子金氏的丰厚嫁妆得以专心科举，最终成为封疆大吏。

嫁妆的作用不仅限于婚姻缔结。晚清才子吴汝纶的母亲出嫁时 “装资甚盛”，婚后多次典当嫁妆资助夫家，甚至 “典衣之券盈箧”，凭借这份付出赢得了夫家的尊重。这种 “私财” 的灵活性，使女性在家庭危机中成为经济支柱。

阶层博弈：从 “身份象征” 到 “婚姻筹码”

嫁妆的丰厚程度直接反映娘家的社会地位。浙江《定海县志》记载，富裕之家嫁女 “动辄数千金”，中产之家则 “以千金为律”，甚至不惜 “割产举债”。这种攀比之风在皇室婚姻中尤为明显：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包括黄金 200 两、白银 2 万两、绸缎千匹，其奢靡程度远超普通百姓。

对于寒门女性来说，嫁妆更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小吏之女徐氏因私定终身名声受损，却因 “奁资丰厚” 仍被另一小吏求娶。在婚姻市场上，嫁妆有时比品德和容貌更具竞争力。

厚嫁阴影：从 “破娘家” 到 “倾家荡产”

经济重负：从 “量力从厚” 到 “卖田嫁女”

清代嫁妆的普遍性与奢靡性形成尖锐矛盾。《北平风俗类征》称 “凡聘姑娘的主儿，不论贫富，都得赔送点儿嫁妆”，但实际筹备中，许多家庭因 “厚嫁” 破产。直隶《成安县志》记载，当地 “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山西《洪洞县志》更痛斥 “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用假冒伪劣物品充数，导致婚后纠纷不断。

中产之家的困境尤为突出。清代名士汪士铎因有五女待嫁，“家虽日裕” 却 “有病不敢医”，生怕动用女儿的嫁妆钱。这种压力甚至导致 “晚婚” 现象，《扬州府风俗考》记载，当地 “人家多以贫乏男女衍期，甚者鬻产贷金”。

家庭矛盾：从 “妯娌攀比” 到 “翁姑苛责”

嫁妆的多寡直接影响女性在夫家的地位。《眉山县志》警告：“妆赠不丰，往往为婿家所厌薄，先后奚落，妇姑勃溪”。公婆对儿媳的态度、丈夫的感情，甚至妯娌间的关系，都与嫁妆挂钩。浙江《乌青镇志》记载，当地嫁妆从 “一二百金” 飙升至 “千金不等”，妯娌间的攀比引发诸多矛盾。

更恶劣的是，一些家庭为撑场面 “借奁”，抬送时奢华无比，婚后却因无法偿还引发诉讼。平步青《霞外随笔》记载，江浙一带盛行 “借奁” 风俗，甚至出现 “全借无真” 的极端案例。

社会撕裂：从 “生女皆喜” 到 “溺女成风”

性别灾难：从 “掌上明珠” 到 “赔钱货”

厚嫁之风直接导致 “生女不举” 的恶俗。《长泰县志》记载，普通百姓因 “中人家行嫁，无明珠翠羽之属，卒以为耻”，不得不溺杀女婴。刘绎《存吾春斋诗钞笺注》中，一位母亲亲手溺杀女婴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目睹呱呱赤子手搦足缩，狼藉血肉，顷刻之间宛转吞声，绝气于盆水之内”。

尽管嘉庆帝多次下诏严禁溺女，并设立育婴堂，但《龙南县志》仍哀叹：“嫁女中妆奁，鼓吹迎送，炫耀俗目，贫者固难取办，富者亦难为继，故溺女之风，始作俑者流害不浅”。

制度困境：从 “法律空白” 到 “道德绑架”

清代法律对嫁妆并无明确规范，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提及 “婚期前一日，女氏以奁具往陈婿家”，缺乏对嫁妆规模的限制。士大夫虽呼吁 “嫁娶不计聘奁”，但如龚炜拒绝 “奁资数千金” 的商人之女、汪魏美要求妻子 “荆钗布裙” 等个案，无法扭转社会风气。

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成为制度性压迫的牺牲品。她们既依赖嫁妆获得经济保障，又因嫁妆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既通过嫁妆提升地位，又因嫁妆沦为家族博弈的筹码。

对比与反思：厚嫁背后的时代密码

与唐代的对比：从 “自由恋爱” 到 “经济捆绑”

唐代女性可通过 “和离” 主动离婚，嫁妆在法律上明确为个人财产。而清代女性虽拥有嫁妆支配权，却被厚嫁之风束缚。太平公主再嫁时皇帝亲自主持婚礼的开放，与清代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

与现代的对话：从 “彩礼” 到 “嫁妆” 的延续

清代厚嫁与当代彩礼现象存在相似逻辑：两者都承载着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也都可能异化为阶层竞争的工具。不同的是，现代女性拥有财产继承权，法律更注重男女平等，而清代女性的嫁妆是她们唯一的经济保障。

结语：繁华背后的女性悲歌

清代厚嫁之风，表面是对女性的 “保护”，实则是父权制度下的精致枷锁。它让富家女在夫家获得话语权，却也让贫家女沦为牺牲品；它为女性提供经济保障，却也将她们禁锢在家庭牢笼中。那些闪耀的金银器皿、华丽的绸缎被褥，既是女性的 “护身符”，也是套在她们脖子上的 “金锁链”。

当我们凝视清代 “十里红妆” 的繁华时，不应忘记那些因嫁妆被溺毙的女婴、因筹备嫁妆破产的家庭，以及那些在夫家因嫁妆微薄而受尽凌辱的女性。厚嫁之风的兴衰，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地位的复杂图景，也为我们理解性别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