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郑和：穿越620年的“远海风云”

文 |金伟忻

时光荏苒，江水东逝，海退无声。

放眼长江，航道日窄，大桥飞架，天堑坦途。曾经怪石嶙峋惊涛拍岸的江边，汊河密布水网纵横的芦苇荡滩，如今早已是沧海桑田，高楼绵延。

可我的耳畔却时时回响起600多年前就已震撼世界的那一声惊叹——一片片驶向深蓝的风帆，拓展了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开启了人类全球化贸易的前奏。打开壮阔的海洋篇章，如今它们依然矗立在一座城市的文脉里，航行在浩漫的岁月中。

何妨，让我们一起穿越620年前的“深海风云”，回望一个永远的深蓝传奇？

“长江第一锚”的海路叙事

初夏。阳光和煦，微风习习。在赵志刚先生的邀约下，我们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探寻之旅。

73岁的赵志刚目光深邃，精神矍铄。他是郑和船队研究首席专家，身兼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兼海洋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郑和一生留下了许多谜团，史学界对此争论不断。二十多年来，赵志刚一直专注于南京城市的地域变迁研究，在浩繁的史料里“条分缕析”，溯源追寻，为揭秘“宝船真相”孜孜不倦。他先后出版《郑和宝船研究》《丝绸之路概览》《宝船厂遗址探秘》《郑和下西洋趣闻轶事》等七部专著。

提起郑和与宝船的话题，老赵的话语滔滔不绝。

“我带你去看一看从民间搜来的那只大铁锚，它可是‘长江第一铁锚’啊。”他的脸上带着神秘而自信的微笑。

走进静海寺的大门，穿过两处厅堂和回廊，一座陡峭嶙峋的山石矗立在眼前，一块不大的石碑上刻着“三宿崖”三个大字。相传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朝名将虞允文曾以1.8万兵力与40万金兵决战于此，赢得“采石矶大捷”。随后，他们再次系泊三日，修整补充给养，后人即将此处命名为“三宿崖”。

历史云烟散尽， 长江涛声远逝。眼前的三宿崖，嶙峋的矶石上已是藤蔓缠绕，苔藓斑驳，800多年前的惊涛拍岸处，如今成了庭院中的一道风景，不能不令人感慨南京城市空间“沧海桑田”的巨变。

转过这片矶石的背后，一只锈迹斑斑的大铁锚静静地斜靠在绿植茂密的山石上。它是赵志刚11年前从古玩市场上追踪买来的。整个铁锚高2.7米，爪距2.45米，重达1.5吨，四只锚爪已折断一半。老赵移步向前，手抚累累伤痕的铁锚，感触其内蕴的沧溟气息，目光中仿佛激荡起那片广袤的深蓝。

“这可是一只历经万里海路的铁锚啊，中国南海、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非洲南部……它经历了多少深海风浪，又目睹过多少绝境逢生的幸运？称它为长江第一‘铁锚’是当之无愧的。”老赵感慨连连。

南京祖堂山洪保墓寿藏铭有“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的记载，这是郑和下西洋时最大的宝船了。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上记载的大多数是2000料、1500料、1000料等。明初修造各类船只通常是以“料”为计量单位，专家们以此计算，5000料巨舶长度可达70米左右，计算排水量最大3300吨左右，在依靠帆桨为主要动力的海船时代，已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了”。由此可以推想，这只巨大铁锚匹配的至少是拥有“2000料至5000料”左右的宝船。

浩荡长风，航路迢迢，滟滟随波千万里。那是中华民族走向深蓝的宏阔壮举，那是一次次前无古人的万里航程。

不难想象，这只硕大的铁锚曾伴随郑和庞大的船队，饮风餐浪，耕海犁波，昼夜星驰，航行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海之上。荒岛、暗礁、冰山四伏，海沟、漩涡、急流潜藏，台风气象不定，海况变化莫测，那层层斑驳的锈迹中叠印的是无数生死险境的记忆。

感叹之间，仿佛有一种特别的灵性感应，一只巨大的黑翅彩蝶从植被深处翩然而来，绕着铁锚来回翻飞，久久不肯离去，令人陡生惊奇与敬畏。

大铁锚的来历并不简单。2014年，南京下关国际航运中心占地十万平方米的建筑工地开挖基坑，平均开挖深度十米以上。随着施工的进展出土了密集的大小铁锚。老赵一直关注着这些遗存的挖掘，每看到一个，就向工地人员仔细了解出土点，同时予以草图标注，据其统计达50个以上。几经追踪，他终于在古玩市场上自掏腰包数万元才将其购得，成为郑和下西洋历史的直接物证。

硕大的铁锚无处安放，只得暂时寄存在三宿崖旁。静海寺是明成祖朱棣为褒奖郑和下西洋的功绩所敕建，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遗存之一，而大铁锚则是一段无声的历史叙事，见到它则会让人时时触摸到那段令人赞叹不已的“远海风云”。

“地标点”钩沉：郑和登船起锚处

沿着小桃园一路向南，走到尽头穿过马鞍山，眼前可见姜家圩与淮滨路的一个“t”型交叉口。立于路边细察，可见一块约30平方米的红石山遗址，这些露出地面的深褐色石头，原是马鞍山的余脉。

再向前几十米，越过马路就是晏公矶遗址。在“t”型路拐角处两边，对面掩隐在树荫中的一栋古建筑是晏公庙，而濒临外秦淮河一侧的是新建不久的“晏公亭”。

“这些年我通过田野调查、寻访老人，收集老地图，再细读多种史料，经过反复考证可以确定此处就是当年郑和奉旨举行隆重仪式后上船的地方。”赵志刚先生兴致勃勃，带着我一路实地察访。

此刻，我们伫立在外秦淮河边，凝望两岸，楼宇林立，人气升腾。阵风拂过水面，漾起粼粼微波，岸边无人处一只只白鹭孑然独立，于喧闹中独显一片宁静。

历经600多年的地域流变和城市变迁，昔日密布的荡滩港汊早已无迹可寻，惟有那穿越岁月的拍岸涛声依然回响。《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绮彩娟各有差。”这是永乐大帝在南京颁布航海敕谕的日子，也是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首航日。

遥想当年，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或许就结集此处，呈现出云帆遮日、人声鼎沸的壮阔场景——

龙湾陡峭的晏公矶临江而立，苍凉的江风拍面而来。三百多艘巨舶绵延数里，旌旗猎猎，帆樯林立；两万七千多人的航海将士，阵势浩大，气势威严。最靠前的是体势巍然的宝船，也是正使郑和的指挥船；而后依次是座船（载运兵士）、马船（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战船。船上满载着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药材、茶叶等物品。

秦淮河入江口，岸坡平缓。岸上高地搭建的观礼台上，百官伫立，主持仪式的朝廷主官高声宣读航海敕谕：“......朕恭膺天命，君临万邦，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今遣郑和、王景弘等赍谕朕意，巡使西洋，恩威四海，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霎时，鞭炮震天，鼓号齐鸣，欢声雷动。35岁的郑和，身材魁梧，一袭战袍，长剑在握，目光坚毅，昂首登上宝船。随着他的一声号令，令旗直升桅顶，千帆迎风张扬，一只只巨大的铁锚缓缓启出水面，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出龙湾，在人们目送中消失在江海交汇处。

朱棣皇帝颁布的这道航海敕谕，为明朝按下了海洋键，它复苏了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由此开启了一个王朝、一个民族的大航海时代。

郑和一小步，世界一大步。600多年后，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专家以色列教授阿里·让哈敏莫夫来南京考察时说：“郑和航海是南京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那是值得南京城铭记的伟大时刻，也是最不应该缺失的文化记忆。”赵志刚直言不讳，目光中深藏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坚定执念。

为了佐证这一历史上的地标点位，他广为涉猎各种中外资料，处处留心观察思考，诸如《瀛洲胜揽》《星槎胜揽》《西洋番国志》《明史·郑和传》《明太宗实录》《郑和航海图》等等，特别是《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他是一读再读。在赵志刚的眼里，罗懋登的这本演义实是一本奇书。

罗懋登生活的明万历时期，他能阅读和搜集到今天看不到的珍贵历史资料，这些都被他书写在《西洋记》的若干场景中，尤其是对宝船、宝船结构、装饰、造船情况、龙江关、宝船厂、铁锚厂、宝船码头等等，均有描述。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均教授指出：“《西洋记》未可以为小说而轻之”。季羡林指出：“《西洋记》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海洋文化学者赵志刚的眼中，《西洋记》蕴含着许多郑和下西洋的记忆，隐藏着符合历史真相的细节与场景，其现实价值弥足珍贵。

《西洋记》183页中，还记述了国师与皇帝一起看《郑和航海图》的故事：“只见一个经折儿尽是大青大绿妆成的故事，青的是山……绿的是水……水小的是江……水大的是海……一个圈是一个国……”朱棣满心欢喜，说道：“万里江山，在我目中矣。”这些描述表明其时应有彩色版本。

随后，皇帝要求国师就从上船处说起。国师长老道： “（郑和）上船处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过了金山……就是孟河……红江口……白龙江……前面都是海。”“过了交趾，前面就是软水洋。”赵志刚对照《郑和航海图》发现，这些都与《郑和航海图》上标示的完全吻合。

“这说明当时罗懋登写作时，一定看过《郑和航海图》。”老赵笑着说。他细心梳理南京城市的地域流变，从宋、元、明初期，秦淮河入江水道一变再变。对照《汉丹阳郡图》《吴越楚地图考》《金陵古今图考》和《龙江船厂志》等文献记载，再经过田野调查和寻访，赵志刚发现秦淮河的入江口至今至少经历了8次变迁：分别由赛虹桥、水西门、莫愁湖、清凉门、定淮门，到姜家圩（明初下新河入扬子江口）、老江口（惠民河入江口），再到红云桥，即今天的秦淮河入江口。

“晏公矶遗址，明初曾是朱元璋敕建镇守江边的军事堡垒，而晏公庙则与其毗邻，如今的行政区划仍是‘晏公庙社区’，综合种种史料，实地勘察明初以来的自然遗存遗址，认为此处就是当年郑和奉旨举行隆重仪式后上船的地方”。赵志刚眼中闪过一抹神采，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信。

“郑和上船处”是一个王朝开创大航海时代的起点，由此拉开了人类全球化的序幕。正是因为有郑和率领船队远涉重洋的壮举，才成就了南京海洋都城的历史地位，这是一座城市永远值得彰显的代表性符号。

龙江船厂、宝船厂遗址揭秘

初夏，步入南京绣球公园内，眼前一片花团锦簇。成片粉色、白色、蓝紫色的绣球花瓣，层层叠叠，娇艳欲滴，将夏日点缀得绚烂明媚。远处斑驳的古城墙犹如一道逶迤的背景，给灵动的生机中注入一份独特的历史厚重。

绣球公园因园内有绣球山而得名。该山为狮子山余脉，独兀狮子山南，与之形成“狮子盘绣球”之势。

在赵志刚的引导下，我们来到公园的深处，迈过一座小石桥，看到矗立于一隅的石碑，上面标有两排并不醒目的红字：“绣球公园曾属龙江船厂范围”。石碑正面刻有写意画面：海浪滔滔，一艘艘海船正扬帆远航。

“这里是龙江船厂遗址的一部分，上世纪60年代修建游泳池时曾发掘出明代的古船构件，由此立碑。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块碑上的石刻很粗糙，看上去更像是西方海盗船上的风帆。”赵志刚一脸苦笑，语气中透出一份遗憾与无奈。我想石碑上的这些雕刻虽然粗糙，却也给人们留下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

说起龙江船厂的前世今生，赵志刚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为我一一揭秘。

龙江船厂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初年（1127）此处原为龙湾都船厂。《建康志》卷二十五载：“自置船场，增造四百料战船。”船场规模庞大，造船力量雄厚。明代立国之初，在宋代“龙湾都船厂”基础上又建立了“龙江船厂”，工部分司、提举司官署设于厂内，直接管理造船事宜。

明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航海活动鼎盛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命使出疆，周于四维。”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继承了这一对外开放政策。

永乐年间，因郑和下西洋及漕运、江防、运输等需求，各类船只需求急切而又庞大，皇帝下令迅速扩建和新建一批造船厂。经过实地考察，朝廷把目光分别投向了南京城西南和西北沿江一带的开阔江滩。先后建有龙江船厂、宝船厂、黄船厂、马船厂、快船厂五大官办船厂。其间还夹着近三十家民间小厂，生产木材加工、油漆作、棕缆绳、铁作、铁锚、旗帜、明瓦、兵器、鞋帽生活用品等等，围绕造船上下游的需求相配套。

其时的龙江船厂“东抵城壕，西抵秦淮街军民塘地，西北抵仪凤门第一厢民住廊房基地，阔壹佰叁拾捌丈。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营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张昶田，深叁佰伍拾丈”。从当下看，即现在的建宁路以南，郑和中路以东，护城河以西，华严岗外察哈尔路以北这一片范围。

2014年，南京下关国际航运中心（占地10万平方）开挖基坑时，出土了大量与造船相关的古船构件、造船工具、建筑遗存、明代兵器、铁锭、锡锭等，品种丰富、数量巨大，证实了龙江船厂曾经是历史最繁忙的国家级造船厂之一。

“龙江造船厂历经了宋、元、明三朝，先后达500多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名的延续，如‘巡舍’清代以后逐渐形成‘白云亭’地名；今‘梅家塘’在民间仍有‘老塘’之称。” 老赵把我从遥远的历史变迁中拽出来，回到了另一个遗址：宝船厂。

相较龙江造船厂，位于草场门一带的宝船厂，则是专门为郑和下西洋而新开设的造船厂。

从历史地理看，这里西边紧邻夹江，北靠秦淮河，地势平坦，便于运输木材等各类物资，也方便朝廷官员亲临视察和督察，同时也拥有海船造成后下水试航的种种便利。

上世纪50年代，秦淮河入江口雄姿

整个船厂要大于龙江船厂，占地三千亩左右，也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官办船厂。仅古地名就有：上堡、中堡、下堡、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上关、下关、清江村……最繁忙时有十几个“作塘（船坞）”同时赶造海船。这里的工匠、士兵、帮工、杂役……最多时达十万人。船厂内，人气升腾，繁忙异常，搬运木材的号子声，造船锤、锯、斧、凿的叮当声，造好大船拖离“作塘（船坞）”时的吆喝声，昼夜不息，响彻云霄。宝船厂内还设有“娘娘庙”（即天妃宫），大船铺设龙骨、竖立主桅杆、钉斗盖、船下水前，都要举办仪式上香祭拜妈祖神灵，祈求护佑。

《明史·郑和传》载：其时建造的最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相当于长138米，宽5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帆，铁锚重达几千斤。其“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正因有了先进的造船技术支撑，才成就了郑和下西洋的伟业。

世事无常，繁华易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即刻颁布命令：“下西洋诸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于是，那支劈波斩浪、昼夜星驰在大海之上的庞大舟师即刻被裁撤，无数的宝船只得一一收起巨帆停进了龙江船厂和宝船厂。原本人声鼎沸、昼夜喧嚣的造船基地骤然静默，一艘艘尚未建好的大船则任凭风吹雨打毁朽沉泥，举世无双的造船厂在无声的岁月流逝中“鞠为茂草”……

到明宪宗时，兵部尚书刘大夏则命人将存于兵部的郑和船队的《航海日志》《出使水程录》《海外番国御疏》等全部焚毁。在那燃烧的熊熊热焰中化为灰烬的，岂止是郑和与其将士们历经千难万险记录下的航海资料，还有一个王朝经略海洋的宏阔壮志与拥抱世界的强大自信。

需求是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再后来，伴随明后期实行的严厉海禁，那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工匠们带着秘而不宣的先进造船技术，最终化为了一声悲凉而又悠长的历史叹息。

牛首回眸：永远的深蓝传奇

“金陵多佳山，牛首为最”。

梅雨时节的牛首山，谷峰连绵，苍翠如海，烟岚似墨，松涛盈耳，静谧幽深。冒着飘飘洒洒的细雨，踩着湿漉漉的小径，仿佛每一步都踏在江南诗词的韵脚上。举目遥望，牛首东峰，形若佛祖螺髻和飘动袈裟的佛顶宫，庄严伟秀，超然出尘，俯视众生。

牛首山西南门麓，郑和的墓坐落于此，这里也成为他传奇一生的最后归属。墓前，郑和的半身塑像矗立眼前，他面相奇伟，目视远方，仿佛依旧在聆听万里远海的澎湃涛声，怅惘于王朝未尽的伟业……

郑和与牛首山有着深厚的渊源，梳理岁月深处的往事，可使我们触摸到他的内心感悟与情感波澜。

明代《金陵梵刹图》图源牛首山官网

郑和幼习孔孟，能武能文，通晓伊斯兰诸国的文化习俗。12岁时被明军俘虏，14岁进入北平燕王府。他身材魁梧、思维敏捷，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因帮助朱棣登基有功， 升为内官监长官太监，并赐姓郑，时称“三保太监”。1405年开始，朝廷为重建与发展东南洋等地的朝贡关系，派遣35岁的宦官郑和及王景弘、洪保等，先后在1405、1407、1409、1413、1417、1421、1431年七次下西洋。第六次下西洋期间，因朱棣去世，他目睹了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即刻颁布“罢西洋宝船”、裁撤舟师的全面战略逆转。

1425年，远离大海的郑和一度任南京守备，督造南京大报恩寺的工程。在道衍和尚姚广孝的引导下，信奉伊斯兰教的他又皈依佛门。宣德年间，郑和专程到牛首山拜访主持宗谦：“览兜率岩，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

《牛首山弘觉寺》载：“缘石径而上，为观音阁。又上为兜率岩，即舍身台，乃东峰最高处，万仞壁立。崖下有地涌泉，甚清澈。”《金陵古迹图考》载：“左上为六祖舍身台，有铁板道人塔，下临绝壑，松涛盈耳，与天际鹰唳相激，超然有出尘之感。”身临险峰的郑和环顾俯视，牛首山的远景尽收眼底，当即决定捐资兴建兜率殿，他要在最为险峻处“凌空构阁”，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寺院，以期传之久远。

图源牛首山官网

历史常常充满隐喻。“兜率”二字，出自佛经“兜率天”，乃佛家梵语，意译为知足喜。身处兜率岩的郑和“愕然有感”，当如聆听佛法偈语，幡然醒悟。而舍身台的传说，则又激起他的万千思绪。二十多年里，他率领船队，远涉重洋，历经千难万险，为大明朝开创了“朝贡贸易”的航路，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忘我“舍身”？他的视野，他的睿智，他的超然胸襟，他对朝廷决策得失的洞察，使其即刻顿悟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于是，他对宗谦敞开心扉说：“吾因经西洋番邦诸国，其往返叨安，感戴皇上佛天之呵护，出己缗，命工铸金铜像一十二躯，雕妆罗汉一十八位，并古铜炉瓶及钟声乐师，灯供具等，今安于宅，尚虑后之乏人崇诗，逮候西洋回还，俱送小碧峰退居供奉。仙厥永远香火，旦夕焚修，必有嗳来，送尔安寝，不至纤毫有失，及擅移他处。”

世事难料。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未能再回金陵，“至葵丑岁（1433年）卒于古里国”。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三《山考》载：“牛首山有太监郑和墓……宣德初……赐葬山麓。”

郑和当初的嘱咐竟成遗嘱，牛首山主持宗谦“感慕日惠，用以追悼”，遵帝谕将郑和墓安置在弘觉寺山门下的不远处。有心人观察发现，山顶弘觉寺与山下郑和墓、神道形成了一条中轴线。这是牛首山众僧们以其特有的礼遇，传颂郑和一生用生命书写的“舍身”传奇。

6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登上牛首山，伫立郑和的墓前，回溯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回望那个远去的大航海时代，依然是心潮涌动，感怀不已。

正是郑和与他的船队，以其超前近一个世纪的远航，引领了世界航海运动，开启了跨洋贸易之旅、洲际交流之旅。

郑和出发82年之后的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才从里斯本出发，沿非洲西海岸航行，终于驶过非洲最南端的“风暴之角”好望角，但由于风浪太大和粮草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折返里斯本；郑和出发87年后的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才横渡大西洋，经过巴哈马群岛、古巴岛、海地岛，到达被他误认为是亚洲岛屿的美洲新大陆；郑和出发92年之后的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才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东非海岸，沿着郑和的航线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特卡。

郑和出发116年之后的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卡才终于穿越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后，沿着郑和的航线到达菲律宾群岛、东南洋诸国。

有人说：“没有郑和的先行远征，就没有东西方的双向奔赴；没有郑和的一路向西，就没有西方的尾随东来。”

从全球史的视野看，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非贸易网络的初建，构成了全球贸易的重要一环，这也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奏。他率领的庞大船队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将东亚、南洋到东南亚、南亚连成了一片，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连成整体的速度，为15世纪末到18世纪数以千计的西人东来做了交通上的准备。

卖天下、买天下，郑和七下西洋带出去的精美瓷器、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极大地刺激海外贸易的活力，其中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同时，他们也从海外交换到大量的中国稀缺品，“买到了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真本回京”，“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麟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

郑和船队的海外之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明实录》记载：永乐时期的二十二年中，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洪熙时期的一年中来使约10次，宣德时期的9年中，来使约79次，共计60余国。永乐十九年（1421年）西洋古里等16国遣使1200人来访；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从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来访的印度洋16个国家使臣多达1200人。这些来华的使者，在明朝各地均受到隆重的款待，并获得了丰厚的赏赐，这其中有实物，也有钱币，可以购买所需要的产品。

作为拉开人类海洋时代帷幕的那个人，郑和启迪后人的远远不止这些。

恩格斯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地区寻找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需要的第一件东西”。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郑和时感叹：“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征服非洲，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

然而，大明王朝由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却没有征占异域一寸土地的欲望，没有抢夺弱小国家的一两黄金。他们只是以平等的贸易去交换奇珍异宝，并始终以“薄来厚往”的礼仪与前来朝贡的诸国进行礼尚往来。

历史的细节常常意味深长。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何以会一帆风顺？他说得之于“皇上佛天的呵护”。其实，只有和平的使者才会被人永久惦念，只有互利的贸易才会带来共赢的繁荣。

有谁愿意去为强盗的掠夺树碑立传，又有谁会为侵略者的残暴而歌颂膜拜？真正的永恒总是源于善良平等的互助，源于热爱和平的文明力量，这才是他们得以一帆风顺并且誉满世界的根本。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只有海洋，能够把人类连接在一起。从封闭隔绝，走向开放，走向互通，这是历史的规律，更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趋势。600多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是如此，而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当下更是如此。

郑和是大明王朝风云际会中孕育出的一代人杰，而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则早已超越一个王朝和一个民族的边界——他是人类历史上永远的深蓝传奇。

（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供图）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