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个清晨,一群日本人突然来到了重庆郊区一座老旧宅邸。
他们自称是来寻亲,却令屋内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妇人瞬间泪崩,她用流利的日语呼喊着“爸爸”。
而她的丈夫,曾经的国军连长刘运达却满脸困惑,显然之前并不清楚妻子的身份。
那么,女子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刘运达和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缅甸邂逅
1945年,滇缅边境的一场围剿战役即将结束,远征军第七连连长刘运达立在一处半塌的山崖上,远眺着不远处被炮火炸裂的日军据点。
此战已持续三昼夜,敌军残部退守至拉因公附近的一座山洞中,死守不出。
山洞口堆着简单的掩体,还有几具日军士兵的尸体。
直到第四日清晨,山洞深处忽然传来女人的惊呼,几名警觉的士兵立刻举枪戒备。
刘运达皱了皱眉,则下令:“留三人守洞口,其他随我进去搜查!”
山洞内湿滑逼仄,穿越层层黑暗后,他们借着火把,终于看清了藏在最深处的景象:十余名身穿白色医护服的日本女子挤在一角,面露惊恐,有人还捂着嘴低声啜泣。
大多数人年轻瘦小,眼神中写满惊惧与茫然,其中一个女子,静静地站在最前方,脸上虽有灰尘与疲态,却是镇定。
“你叫什么名字?”刘运达用略显生硬的日语问。
那女子微微颔首,语气中带着些许生硬的中文:“我叫……大宫静子。”
刘运达略微一怔——这日本姑娘竟然懂中文?他随即示意士兵将众人带出洞外,集中在营地一侧看管,并严令:“不得辱骂,不得动粗,按国际公约处理!”
入夜,营帐内,火盆上煮着稀饭,刘运达坐在军桌前,盯着面前刚做好的审问笔录,视线却总会不自觉地飘向帐篷角落里那个安静坐着的女孩。
“你为什么不哭?”他终于开口。
大宫静子愣了愣,然后低头说:“哭也没有用,大家都以为会死……现在还能活着,就已经是幸运。”
这番话令刘运达心头微动。
她不像战俘,更像一个背井离乡的普通女子,被时代的洪流推向命运的边缘。
几日后,伤兵渐多,医护人手不足,营中几位高层将领商议是否可以让这批日军医护协助照料伤兵。
刘运达未置可否,只道:“先看看她的手艺。”
于是,大宫静子被带入简易医疗帐篷,开始协助处理伤口。
她动作娴熟,包扎整齐,缝合稳准,有一次,一个受了枪伤的士兵不小心撕裂了伤口,大宫静子跪在泥地里为他重新清洗缝合,整整忙了两个小时。
她也总是每天第一个起床打水、清洗绷带,是最后一个离开医疗帐篷的人,夜里别人歇息,她还在借着油灯整理药品。
一次,刘运达路过医疗帐篷,发现她一个人蜷缩在角落,他走过去和她聊了几句。
从那之后,两人之间有了更多的交谈,大宫静子会笨拙地用中文向他请教药材的名称,他则偶尔用几句日语试图缓解她的紧张。
从俘虏到妻子
滇缅战场的战火结束了,日军在缅北溃败,抗战也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但对一些人来说,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生归于平静。
战俘的去留成为战后一道微妙的议题,上级的命令很快下达:所有在缅甸被俘的日军人员,须一律遣返回国。
兵士们将此视为秩序的恢复,而俘虏之中,许多日籍女子则在悄悄收拾行李,等待押送。
大宫静子却不动声色,她仍每日在简易医务帐中照顾那些尚未痊愈的伤兵,仍按旧时节律分发药包、更换绷带。
她的手法愈发娴熟,这天黄昏,营地落了小雨,刘运达坐在军营外的旧木箱上,看着湿漉漉的营地发呆。
身后的布帘轻轻掀开,大宫静子撑着一把竹伞,站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开口:“刘连长,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他们说……要送我们回去。”她说这话时,声音带着微微的颤,“但我不想回日本。”
刘运达闻言一震:“你说什么?”
“我的家在广岛,那时的家人都已不在,我留在这儿,没有牵挂,可是这里,有你们,你们……你们待我很好。”
这一夜,刘运达久久未眠,他反复思量她的言语,而不久后,遣返队伍开拔之日,大宫静子并不在列。
她没有回去,而是和刘运达成为了夫妻。
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的阴云迅速笼罩大地,旧部纷纷被调往各地整编,刘运达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决定,脱下军装,退伍归乡。
脱下军装那日,他将褪色的军服叠好,压在箱底,然后牵着大宫静子的手,从南方边境跋山涉水,历经辗转,终于回到了重庆老家。
重庆城的街巷依旧繁杂,却已不似战前的模样,刘运达在山脚下租下了一间旧屋,院子不大,但有一株苍翠的桂花树。
为了让妻子更容易融入这个陌生世界,他为她取了一个新名字,“莫元慧”。
为了让莫元慧尽快融入,刘运达每日教她中文,她学得也极快,没几年就能用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和邻居攀谈。
她白天在裁缝铺帮忙,晚上做饭洗衣,偶尔也会在桂花树下织毛线,她过得简单,却满足。
邻里起初对她颇有议论,但见她为人和善、勤快能干,再加上刘运达护得紧,久而久之,也渐渐接受了这个“说话有点洋腔”的外乡媳妇。
之后,他们有了孩子,莫元慧彼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
孩子们渐渐长大,崇义参军,小女儿读中专,最小的儿子也在镇上的小学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们一家在当地口碑极好,刘运达常被请去参与退伍老兵的会议,偶尔还被请上台讲讲抗战故事。
尘封的身份
时间一晃三十余年,1978年,山城被新一轮改革的春风吹得热气腾腾,刘家也照旧地过着节俭却不乏热闹的生活。
可就在那年五月的一天,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破了。
那天午后,刘崇义正在门前劈柴,小妹在堂屋缝纽扣,莫元慧则照旧在厨房做饭。
正当她把刚腌好的泡菜放上案台时,门外响起几声沉稳的敲门声。
“请问,这里是刘运达先生的家吗?”带着明显日式腔调的普通话,让堂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刘崇义满脸戒备地走上前去,只见门外停着两辆外地牌照的黑色轿车,车旁站着几位中年人。
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双手交叠于腹前,神情略显紧张。
听到名字,刘运达从后院赶来,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凝重。
他下意识地拉了拉莫元慧的手,示意她不要贸然露面,但就在这时,厨房门口的身影突然停住了。
莫元慧的眼睛一瞬间睁得大大的,她盯着那位老人,手里的碗应声而落,摔得粉碎。
“爸爸?”她几乎是颤抖着,用日语喊出了这个早该遗忘的称呼。
一旁的刘运达仿佛被雷击了一般站在原地,他心头的疑团很多:“你……不是说,你的家人都已经死了吗?”
莫元慧缓缓回头,脸上布满泪痕,却也带着几十年压抑终于卸下的坦白:
“我一直以为,他们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我被征召去缅甸,消息断了……我真的以为,他们全死在了广岛的爆炸里。”
而眼前这位名叫大宫义雄的老人,不仅是她的父亲,还是日本金泽市赫赫有名的实业家,掌管着数家大型企业,在日本拥有上亿资产。
刘运达一时间哑口无言,脑海中只剩一片空白。
“我不是有意隐瞒你,我不是想骗你……只是,我从来不在意他们是否富贵,那时候的我,只是想找一个能让我活下去的地方,一个愿意接纳我的人。”
邻居们很快聚在了门口,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异国来客,议论纷纷。
爱与归宿
1978年街坊们还未从“刘家媳妇竟是日本富商之女”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刘运达家里却已悄然做出决定:莫元慧要回一趟日本。
她离开已有三十多年,自从随军被俘后,便与日本断了音讯,而这一次,她要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还有那个久违却陌生的“家”。
出发那天,刘运达带着三个孩子一同送行:“我只是去看看,很快就回来。”
她一边安慰孩子们,一边紧紧拉着丈夫的手,“你要等我。”
刘运达没有说话,只轻轻点头。
数日后,莫元慧抵达日本金泽机场,父亲大宫义雄早已在机场等候,旁边还有数位家族企业的股东与亲属。
在金泽,大宫家的宅邸如同一座低调而精致的宫殿,花园里遍植松柏与石灯,仆人穿梭其间,一切井然有序。
可莫元慧住进来后,却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父亲尽其所能地补偿这些年的亏欠:派专人带她游览、安排家族律师介绍公司架构、甚至提出将大宫集团的核心股权直接转让给她。
莫元慧沉默了很久,她看着会议桌上摊开的财报、楼宇蓝图与合同文书,想起的却是老家厨房灶台旁那口咕嘟响的砂锅,是丈夫肩头厚实的老茧。
她委婉拒绝了父亲的提议,只提出一个请求:“我丈夫,能来一趟吗?我想让他看看这里,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不久之后,刘运达带着长子刘崇义一同飞抵东京,刚下飞机,他就被莫元慧接到公司总部。
迎接他们的是礼仪周到的翻译、着装统一的职员,还有父亲大宫义雄。
刘运达却明显拘谨,他不懂日语,对繁复的规矩感到不适。
于是,当晚回到宅邸,他考虑后对妻子说:“你要是真喜欢这,就留下,我回去。孩子在那边,我也得回去种地。”
莫元慧愣住了,眼眶倏然湿润,她从未想过让他一个人走,也从未想过自己会真留在这里。
她捏紧了他的手,认真地摇头:“你走,我就走。”
几日后,大宫义雄召开了家庭会议,面对亲属的质疑,他宣布:“我的女儿要回中国了,家族企业将由她的长子崇义接手,我相信他会是个合格的继承人。”
回程的航班上,莫元慧没带走太多行李,只带了几张父母的老照片、一套茶具,还有父亲送她的两只金耳坠。
就这样,在两国之间走了一遭后,他们终究选择回归生活的本源。
一段横跨三十年的异国情缘,最终落在了一方故土的老屋中,落在柴米油盐的实处,落在一棵桂花树年复一年的花香里。
这,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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