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中国经济是超级韧性的“自富”系统，动力和信心永在

按：本文写于2018年，在大谈经济“韧性”的当下，更有价值了。原标题是《历史地看，中国经济是永动机，无须担心其动力和信心》

一

说经济是中国是永动机，现代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你就扯吧，吹吧。但对中国古人而言，在中国历史中，这的确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观念。儒家和道家都认为经济是一个自动的体系，经济的运行是自动、永续的，无需人为的担心，政府都不该把经济的运行当成一个关注点。

道家讲“无为”，儒家讲“舍利取义”，讲“君子小人”之别，都是在倡导和坚持政府不应该关心和干预经济。经济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自己会做的很好，经济会自动、自然地运行。他们都把老百姓看成经济上的绝对独立自主的主体，具备完全的生产和经营能力。

当然，儒道两家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道家认为政府不仅不要干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而且也不要干预老百姓的其他任何生活。每个人不仅是绝对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在任何方面，也都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主体。因此，道家认为政府的存在没有任何必要性，任何的政府行为都没有必要性。

所以，道家说“无为”。这个“无为”不是说给所有的人的，不是说给老百姓的，而是仅仅说给政府的，说给政府官员的，以及想要做官的人。“无为”本质上是对政府彻底否定，而对政府的彻底否定，所对应的就是对老百姓的彻底肯定，认为老百姓具备绝对的主体性地位，应该是“有为”的。

儒家从根本上也是承认人的绝对的主体性地位的。但是，与道家不同的是，儒家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的事务看成铁板一块，而是把其分成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另一个则是义理领域。儒家认为，在经济领域，老百姓是具备绝对的主体性，但是在义理领域，老百姓是有所欠缺的，需要外在的帮助，方能够提升。

进而，儒家也把社会中的所有行业分成两个部类，一个部类是经济部类，包括经济领域的所有产业分工、各行各业，另一个则是义理部类，包括教育和政治两个子行业，主要是政治。这样整个社会群体也就分成了两大类，从事经济各行业的人叫“小人”，从事义理行业的人叫“君子”或“士”。即君子、士是以义理为业的人，而小人是以经济为业的人。

“义利之辩”是儒家的核心问题。但是，现代人把儒家的“义利之辩”仅仅当成一个理论思辨问题，实际上，“义利之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政治的基本目标与合法性问题。

通过“义利之辩”，儒家努力让义理从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进而主张应该有专门的人从经济领域脱离出来，专业从事义理服务，主张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义理行业，这个义理行业就是政治、政府。

因此，“义利之辩”从根本上来讲，绝不是否定利，肯定义，也不是重义轻利，而是强调义和利的分离和独立，义是义，利是利。儒家是绝对肯定经济的，但同时也绝对肯定义理。儒家在主张经济的主体性存在的同时，也主张义理的主体性存在。

从分工的角度，儒家认为，健全的社会应该有两大分工体系，一个是义理分工体系，一个是经济分工体系，两大体系都是独立的行业体系，两大行业体系之间是行业交换关系。两个行业体系本身是独立的专业的，不能相互干预。义理体系不能干预经济体系，经济体系也不能干预义理体系。

义理体系的主体是政治行业，以及与政治行业相配套的教育行业。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义理的教育，政治则是提供义理服务的行业。

儒家讲“舍利取义”，象道家讲“无为”一样，都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是在提醒政府，要认清自己的行业，认清自己的行业宗旨。政府是独立的义理行业，关注点和宗旨是义理，因此，绝对不能染指和干预经济，绝不能谋求经济上的私利。

所以《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里的“国”，就是指治理国家的政府。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儒家对政府的一个要求和定义：政府只能行义，不能谋利。

因此，儒家“义利之辩”，讲“舍利取义”，不仅不是否定经济，反而是在维护经济。儒家否定经济，否定利，是针对政府的。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无为”。而对政府的否定，就是对老百姓的肯定，对老百姓在经济上主体性的肯定，就是在维护经济分工体系的行业的独立性。

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57章）

“自富”就是对经济而讲，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去解释。在微观层面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完全具备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能力，创富能力，能够独立自主地生产、经营和创富。在宏观层面，“自富”的个人和家庭的整体，就构成一个“自富”的社会，一个“自富”的经济体。

“自化”是对义理、道德而讲。老子认为人类天然具备这种“自化”的能力，能够自我教化，无须政府来提供。

在“自富”上儒道完全一致，但在“自化”上儒道出现分歧。道家认为在义理上老百姓也可自化，无需再多出一个义理行业，多出一个政府。而儒家则相反，认为在义理教化上，老百姓不可自化，而是需要具备义理的人来提供帮助，因此社会就需要一个独立的义理行业，需要政府的存在。

对于义理和经济两个领域的从业群体的区分，孔子和孟子留下很多话。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器”；“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等。

对于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辩，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在褒君子贬小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在讨论君子和小人时，事实是更是在讨论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君子和小人的差异，不是好坏、善恶的差异，而是行业的差异。

君子是义理行业的从业者，小人则是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因此，“君子当然是该了解义理，小人则应该了解本行业，通过经营产业去获利，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决绝无歧视“小人”的意思，恰恰相反，是在保护小人，通过禁止“君子喻于利”而保护小人。如果君子喻于利，整天盘算经济经营和经济利益，是要受到批判的，是不允许的。同时，如果小人对自己所从事经济行业不了解，不懂经营和获利，也是不应该的。孔子的其他有关君子-小人对举的话，也都是基于行业分工的。

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也是和孔子一样，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而言。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把两个行业的合作关系说的很清楚。这里的“野人”就是从事经济个行业的“小人”。“无君子莫治野人”中的“治”不是统治，中国传统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统治的概念，而是治理，以义理去治理，就是提供政治服务、义理服务。君子是给野人提供义理服务的。

“无野人莫养君子”中的“养”是提供生活资料，这句话是说，作为对义理服务、政治服务的交换，“野人”应该给君子提供生活资料。这个“养”实际就是税收。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中，“士”就是君子，“民”就是小人，“恒产”是良好的经营，稳定的收入。士从事的是义理行业，所关注的是义理，与经济无关，与恒产与否无关，因此有“恒心”，他们的收入来自小人的税收。而小人的职业就是直接从事各种产业经营的，当然对自己产业经营的好坏非常关心，心情当然会受产业经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无恒产”，就无“恒心”。

除“义利之辩”外，儒家还通过另一条政治原则，来严格对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进行隔离，禁止政治染指和干预经济，就是“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与民争利”。《诗经》、董仲舒、司马迁、陆贾都对这个原则做过记载和分析，这里不再举例。

总之，道家通过“无为”来彻底否定政府，而维护人民的经济主体地位，认为经济是一个“自富”系统。而儒家通过把社会进行义理-经济二分，并通过“义利之辩”和“不与民争业”，对义理和经济两个行业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和隔离，禁止行业之间相互干预，使得经济依然是一个具备主体性的独立“自富”系统。

儒道两家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倡导维护经济行业的独立主体地位，维护老百姓的经济主体地位，并非孔子老子突然发明的一种经济自由的新思想，而是历史一直如此。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经济独立却遭遇了挑战，有人想颠覆它，就是新出现的法家思想的信奉者。法家鼓励政府去直接参与经济经营和谋利，并企图剥夺老百姓的经济主体性地位，让其服从于政府。儒道两家拼命但反对。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经济一直是一个靠着老百姓的内在的、自发的动力和信心来维持的独立系统，而且来百姓对经济的动力和信心也是不竭的、永恒的，只要有人在，这种经济的动力和信心就会存在。

二

必须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独立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中国现代的经济体系，依然是根植于这种历史以来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基础之上。

仔细研究全球文明史就会发现，在西欧近现代社会之前，唯独在中国存在独立的经济分工系统这样的概念，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分工，独立的经济部门。他们的经济一定处于政府和宗教的管控之下，广大百姓都不是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者，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西欧开始出现独立的经济概念。这样的概念首先在商人阶层出现，然后，慢慢影响其他阶层，并产生思想和社会革命，让西方进入以经济为中心和本位的现代社会、现代文明。

这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现代的西方文明的经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经济是先进的、发达的。事实并不如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国家间的冲突甚至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西方的经济系统是缺乏真正的内在动力，不具备可持续性。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系统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基础在个人。每一个人都具备经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每一个人都具备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但是，在现代欧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经济理念中，并非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不是以个人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为基础，而是以非人化的产权、市场制度为基础，以非人化的资本和企业为基础。

就当下欧美社会的全体而言，是普遍缺乏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他们认为独立的个人化的经济精神仅仅为少数精英所有，即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因此，脱胎于西欧的经济学，总是担心经济的动力，担心经济制度，担心对经济的信心。实际上，西方的经济的确会经常陷入这样那样的危机。究其根源，是普遍缺乏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所致。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这些精神。

有人马上会问，既然你说中国自古以来经济就是独立的，“自富”的，老百姓一直具备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那么近现代以来，欧美经济发达，而中国却落后了？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经济独立的，而且也是义理独立的，在维护经济独立的同时，也在维护着义理的独立。义理和经济之间，尽管在行业分工上，是独立的，但是在内里上又密切联系。义理和经济的内在关系，是“体用”关系，即“以义理为体，以经济为用”，这是中国历史的核心特征。

义理，是人的共识性的意志、意愿，发自人的本心本性。宋明儒家总结为“性即理”、“心即理”，义理就是人心人性。“以义理为体”就是以人心、人性为体，“以经济为用”就是以经济为工具，服务于人心人性，让人过有经济保障的符合和顺应人心人性的生活。

从社会整体而言，经济部门的“小人”是提供经济保障的，而义理、政治部门中的“君子”则是提供义理教化的。其结果是，每个人都是有义理的，每个人也都是有经济保障的。最终每一个人都是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的”。

因此，整体而言，中国文明是义理文明，而非经济文明；中国社会是义理社会，而非经济社会；中国人是义理人，而非经济人。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独立，是以人的独立为基本前提，而人的独立根本上是义理的独立，或者是心性的独立。在人的独立的前提下，尽管会出现经济独立，但是却不会出现以经济为主体和本位的“唯经济主义”、“唯物主义”，那样将会偏离和违背义理的独立，违背人自己的独立。

现代西方社会，就是因为缺乏义理的独立，在这个前提下，去发展经济的独立，从而陷入了“唯经济主义”、“唯物主义”。这样现代的欧美社会既是经济化的，是一个以经济为本位的经济社会，他们的人，也是以经济为本的“经济人”。尽管经济化的社会是违背人心人性的，但是，却可以爆发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样西方近代西方社会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就开始超越中国。

中国遭遇来自经济上已经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时，为抗击侵略者，不得不否定义理，而以经济为本位，而经济化，以提升经济实力。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否定义理而“唯经济化”的过程。

历经了两次文化革命：1916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7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成功地实现了对义理的否定，而唯经济化了，由一个义理社会，转型为一个经济社会。

在形式上，中国的经济化，也是象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西化过程，但是经济化的中国与经济化的西方社会存在一个本质不同。中国社会历史以来普遍存在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而西方社会则缺乏这样的精神。

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让中国自改革个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上一路突飞猛进，超越全球任何国家，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

也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信心，而且是不竭的、永恒的。

当前最应当关注的倒不是中国经济的动力和信心问题，这个中国一直不缺。应该考虑的是，中国为抵御西方列强，经过了170多年的去义理化和经济化，让中国由一个义理社会变成了一个经济社会，但是当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时，当西方列强在中国面前不再是列强时，当昔日的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已经解除时，中国应该朝向义理的回归，并在中国再义理化的同时，让世界也跟随中国而义理化。

事实上，唯有义理，能够让人真正的安心和满足，也唯有义理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和谐永续的全球秩序，也唯有义理，能够真正地消除来自外部的对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