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15日09:55:05 历史 1899

李宪，宋神宗极为宠信的宦官，拓边西北行动的主要执行人。从熙宁五年（1072）李宪从征熙河，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李宪罢职，前后十几年李宪在拓边西北行动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王安石对李宪从征熙河却极为不满，司马光、苏轼等士大夫更是将他视为奸诈之臣。

宋哲宗亲政后重修的《宋神宗实录》（元祐本）称李宪：“置阵行师，有名将风烈。”但《宋史》《东都事略》等重要宋史对李宪的评价却很负面，将李宪列为神宗朝的“内臣四凶”，斥责他罔上害民，贻患中国。

作者: 何冠环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 华章同人

出版年: 2023-11

著名宋史学者何冠环教授在《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一书中，关于李宪的将才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若从人事的角度而论，熙宁、元丰、元祐时期其实人才辈出，政治改革家首推王安石……然此时有谁可膺军事家、战略家之名？神宗及哲宗时期，有儒将之风的王韶及章楶，而堪称勇将而战功彪炳的苗授苗履父子、王君万王赡父子、种谔种谊兄弟、燕达、林广、李浩、刘昌祚、刘舜卿、姚麟、王文郁等，他们谁可当名将之誉？《神宗旧录》称许李宪有名将风烈，撇除宋人的偏见，证诸李宪在熙丰时期的战功，及其战略战术的运用与表述，以及其治军的本领，笔者认为他当是神宗及哲宗朝最有代表性的军事家。以传统的说法，称之为宋代第一内臣名将，应是较公允的评价。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时势是否也会埋没英雄？《拓地降敌》根据文献史料、碑刻铭文，以绵密的考证，屏除传统士大夫对内臣的偏见，全面考述李宪事迹，揭开了李宪被埋没的功绩，以及北宋中叶错综复杂的政局。

01 熙河任上

李宪十岁左右成为从九品的入内黄门，成为一名宦官。此后，由于李宪表现出色，尤其是他对西北军事上的看法引起了宋神宗的关注，因此屡屡被委以重任。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任用王韶负责开拓熙河。熙宁五年六月，李宪突然被宋神宗从河北缘边安抚司勾当公事任上召还，委以视察西北的重任，并且与王韶共事，参与开拓西北的行动。宋代有一个著名的“祖宗之法”——将从中御。宦官作为皇帝将从中御的重要工具，往往会被派遣随军出征，担任监军一职。李宪虽未担任监军，但实际上负有监军之任。因为李宪除参加战斗外，在这次西征行动中还负有独立禀报军情的任务，以便让宋神宗及时了解战争情况。

从征熙河，李宪与王韶合作，逐渐深入地参与到拓边西北的行动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宪与王韶合作成功收复了熙河。但是期间两人并非合作无间，一来王安石和王韶对李宪分其权就心存不满，二来王韶与李宪各有主见。熙宁七年，在征讨青唐大酋木征一战中两人因争功而导致关系破裂。在支持王韶的王安石建议下，神宗将李宪召还回朝。

李宪因熙河开边有功，愈加受到宋神宗的信任。熙宁八年十一月，南边的交趾挑起战端，神宗准备沿用他以亲信内臣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任命李宪为南征交趾的副帅。但神宗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王安石、王韶等人的强烈反对。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因儿子王雱之死力求解职，最后出判江宁。十一月，神宗便命李宪计议秦凤熙河经略司措置边事，讨平藩族之乱，并令军前一应将官听他的指挥。李宪俨然成为全权钦差大臣。

熙宁十年二月，王韶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洪州。王韶既反对用兵交趾，又反对用兵洮西，但他本人却是靠王安石的支持，不惜财力人力开边熙河而获得高位的，他的这种立场无疑让宋神宗不悦，于是将他罢职。李宪也不负神宗所托，在是年三月，成功组织了六逋宗之役，大破蕃部冷鸡朴十余万人。此战是李宪措置熙河边事的主要战役。经此一役，宋朝巩固了对熙河路南部洮岷一带的统治，蕃部与宋廷的关系也从对抗转为倾向和好，为此后双方联合对付西夏奠定了基础。

李宪虽然立功西北，但是朝廷士大夫仍然对宦官统兵心存疑虑，纷纷上书弹劾。七月，宋廷开始追究南征不毕全功之过，南征将帅郭逵、李舜举等均被降责。神宗看到李宪在西北的成功，而南征却失利，更加认为李宪可用。神宗于是决心将西北的拓边任务交给李宪。由于当时熙河路用度不足，为了让熙河路不必全仰赖外州供应财用，大概是李宪的建议，就成立了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并由李宪领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李宪不仅懂军事，还懂得理财，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

何冠环评价道：“事实上李屡立战功，不负神宗的重托，除打败及降服青唐大酋木征、董毡及鬼章，击杀冷鸡朴外，又以领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的职位，全面开拓经营发展王韶夺取的熙河诸州，赢得神宗完全的信任。神宗当然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元丰时期交给李宪的下一个任务，便是继续经营熙河，以之作为基地，谋攻取西夏。”可能是南征之役失利的教训，导致神宗决意西边独任李宪，他也好直接遥控边事。

02 元丰边事

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此后八年，神宗乾纲独断，更加从容自信地继续推行没有王安石的新政。期间，李宪主掌熙河之政，在边贸、铸钱、治田、财政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李宪自兼熙河的经制财用司后，裁减熙河冗费十之六，当时宋廷用兵连年，度支调度已不继，李宪却能在熙河开源节流”。

在李宪全力经营作为攻夏基地的熙河之时，元丰四年（1081）三月开始，宋神宗一再收到边臣有关西夏内乱的谍报。宋神宗在确认消息属实之后，命李宪、种鄂等分兵五路联合蕃部兴兵伐夏。关于主帅人选，神宗心中早已属意李宪。据《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所载，知枢密院事孙固问宋神宗谁可任主帅，神宗回答说“吾以属李宪”。孙固听说是宦官担任主帅坚决反对，说道：“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神宗见孙固拂他的意甚为不悦。

孙固认为，举五路大军而无大帅，就算成功也兵必为乱。但神宗不肯另委大帅，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进言，认为兴兵伐夏既然没有大帅就不如不举兵。神宗虽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但终因孙固等人的反对，最终没有坚持委用李宪为伐夏的主帅。事实证明，在粮草未备、兵无主帅的情况下匆忙兴兵伐夏必然失败。十一月灵州之战中宋军大败，整个伐夏战争因此以失败而告终。

五路伐夏，李宪率领的熙河路军是最早出动的。神宗当初命李宪从熙河以偏师出兵，并没有明确指示他攻取兰州。熙河路军虽然未赶上灵州之战，李宪却迅速进兵成功攻取兰州。他鉴于兰州重要的军事作用，向神宗建议以兰州为熙河路帅府，并扩筑兰州城，建立了熙河兰会路。香港中文大学曾瑞龙教授认为，李宪先前以熙州为帅府，“其控制洮水上下游及秦州往河州大路所构成的一个十字路口，进可攻，退可守。以兰州为帅府之后，宋军就进一步控制黄河上游，为全面往西北拓殖打下基础。

当然，帅府放在前线，摆出全面进攻的姿态，也要考虑战斗风险”。但这也正说明了李宪很有战略眼光。收复兰州是北宋中期拓边西北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宋神宗拓边西北行动中最后唯一保有的战果。宋夏战争的失败给宋神宗极大的打击，但李宪收复兰州无疑是宋神宗没有完全放弃讨伐西夏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丰五年正月，神宗为了提高李宪的权力，破例授予他武臣以前从未担任过的“制置使”一职。李宪也始终以伐夏为己任，曾向神宗提出从泾原路进筑，直抵鸣沙城，以攻取西夏腹地灵武的计划。但在李宪紧锣密鼓筹备进兵计划的时候，因文彦博、种鄂、李舜举等人的反对。五月，神宗突然叫停了这一计划。

为了安抚李宪，神宗晋升李宪为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武信军留后是李宪所授的最高官职，故宋人称他为李留后。宋神宗最终决定采用种鄂的 “衡山计划”，但是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永乐城”大败。西夏乘胜试图收复失地。元丰六年正月、五月西夏军先后发兵攻打兰州。元丰七年正月，宋神宗收到李宪急奏，西夏军渡过黄河攻打兰州。期间神宗因无法收到前线信息而忧虑不已，直到将近十天后才收到李宪的捷报，兰州守军击退来犯的号称十万大军的西夏军队。兰州保卫战和永乐之战，两场战役一胜一败的结果，充分说明了李宪的军事才能。何冠环认为，对于这场规模意义不下于永乐之战的兰州保卫战，《东都事略》《黄松十朝纲要》《宋史》等史书的记载却很简略，轻描淡写，充分说明了士大夫对李宪的偏见。

西夏之事，终宋神宗一生欲平定而不可得。神宗曾手诏李宪，对他的这位心腹吐露其欲消灭西夏的心事。他一方面称许李宪所上有关西夏国中虚实、形势强弱及国中用事首领举动妄谬之分析，认为西夏国情大概如此。另一方面，神宗却认识到西夏自祖宗以来，一直为西边巨患，已历八十年。朝廷倾全国之力，竭四方之财，以供馈饷，仍然日夜惴惴然，惟恐其寇边。今天不趁此机会，朝廷内外并力一心，多方为谋经略，除此祸害，则祖宗大耻，无日可雪；四方生灵赋役，无日可宽；而一时主边的将帅得罪天下后世，无时可除。

元丰八年正月，李宪根据宋神宗的手诏指示组织了一次奇袭，李宪亲自指挥，派总领熙州蕃兵的将领皇城使吕吉等，率精骑万人渡过黄河，并派其子李彀随行，深入西夏进行突袭，行军五百里遭遇西夏敌军，自水渡、克抡井、罗抃龙井、罗噶尔转战，大败西夏军，斩首四千七百余级，并临阵斩其将色辰岱楚，又获牛马驼马器甲凡八八万余。是年正月，宋神宗病重，不能视事，这一仗也是李宪为神宗打败夏军最后一役。三月，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因为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开始了元祐更化的时期。旧党不久回朝秉政，李宪很快便被投闲置散，进而备受朝中文臣的清算与攻击。

03 将军一去

元祐之初，李宪并没有马上受到整肃。元丰八年三月，宋廷还因李宪突袭西夏有功，将他复官为武信军留后。五月，宋廷追究五路伐夏的失败之责，连却因功受赏，这也是李宪受到宋廷的最后一次奖赏。同月，首相王珪病故，蔡确继任首相。刚回朝的司马光被高太后任命为门下侍郎，开启了旧党回朝秉政的序幕。司马光对像李宪这样的新党奸诈之臣自然不会放过。

李宪也心知自己是旧朝臣子，主动称疾罢职。最令李宪心痛的是，文彦博、司马光、韩维、苏轼、苏辙等士大夫主张放弃他与将士血战收复的熙河和兰州。宋廷之所以讨论放弃兰州等地主要出于这几种考虑，比如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认为，拓地无利，地愈广，所废越多；比如司马光认为，这些城寨都孤悬边外，难以应援，又不足守御，有久戍远输之累。司马光等人一直反对神宗用兵西夏，此时更是极力主张放弃兰州等地与西夏议和。围绕这个问题新党和旧党之间，甚至新党内部都发生了争论，比如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不主张放弃兰州。幸好这些人的弃地主张没有被宋廷采纳。尽管如此，新党已经抛弃神宗拓边西北的政策。元佑七年（1092），李宪在宋哲宗亲政前便病卒于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时年五十一。

北宋时期，对李宪的评价整体上是正面的，其中原因，除了李宪的功绩连旧党也无法否认外，另外就是李宪的儿子李彀哲宗、徽宗朝得宠外，还有就是他的门人童贯在徽宗朝权位显赫一时。宋哲宗亲政后，尽罢旧党复用新党，下令重修《神宗实录》（绍圣本），其中评价李宪“置阵行师，有名将风烈”。徽宗时期，二度重修的《神宗实录》观点上仍沿用绍圣本。

李宪的评价和形象开始逆转，是在南宋初年。宋室南渡，高宗君臣将北宋亡国的责任归罪于新党，并重修《神宗实录》（绍兴本），却责备李宪“罔上害民，贻患中国”。南宋士大夫大部分都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诸多评史论史的著作，都因袭了绍兴本《神宗实录》的观点，把李宪视为和童贯一样的祸国殃民的宦官。比如明末清初三大著名思想家这一的王夫之在《宋论》中就十分贬低李宪的能力，说宋廷“所恃以挑敌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宪已耳。

以兵为戏，而以财为弹鹊之珠”。意思是说神宗重用李宪这样没有能力的宦官，是以战争为儿戏。连王夫之这样的人都对历史人物存在偏颇的认识，何冠环不无感慨地说道：“知人论世，李宪的评价，就像后人对王安石评价一样，既随时代时势的改变而变易，也在乎后人有否认真细致检视其生平事迹，撇除对内臣的偏见，而作出公允客观的评价。”

何冠环教授致力于宋代内臣研究，且研究成果丰硕。他认为，按照职份和能力，宋代内臣可以分为“文宦”和“武宦”两大类。李宪就是宋代最为典型的武宦。李宪是幸运的，宋神宗锐意改革，拓边西北，他在宋神宗坚定的支持下得以施展其军事才能，立功西北。李宪又是不幸的，宋神宗突然病逝，拓边西北之功未竟，李宪在元丰八年以后毫无作为，最后抑郁而终。《拓地降敌》不仅全面考述了李宪的事迹，更如作者所言，本书透过李宪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北宋中后期君主与内臣、内臣与文臣武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