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娃：敦煌文献中的唐太宗

唐代第二位皇帝太宗（李世民599-649，626-649在位）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太宗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确切地说，历经国家四百年分裂后，他非形式上而是实质上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统治者，其“贞观之治”成为其后继者效仿的典范。

公众意识中任何历史人物形象都是在特定时代形成的。时间不可能一致：一方面，历史人物的作为不可能满足所有社会群体，但可以触及国家常规传统矛盾；另一方面，人与社会也在发生变化，部分客观因素（如社会经济状况、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状况）对统治者形象的形成、权力观、个性、理念以及见解的观点发展，对公众意识的形成产生着一定影响。

因此，注有唐太宗名字的敦煌文献成为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有助于了解：

（一）地方权力机构及官员对最高政权和统治者的理解；

（二）下层及国民层对最高统治者的切身感受。

在此方面，唐太宗历史规范性的和俗化文艺性的形象认知得以明确区分并反映于两种Dh-11656号和S.2630号敦煌文书中。

一、Dh-11656号文书对唐太宗历史人物形象的理解

对唐太宗历史作用的理解通过Dh-11656号文献得以实例说明，该文书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周边一所地方学校使用的教材。

（一）Dh-11656号文书的性质

Dh-11656号文书，残片较小，题为《五常》，是两个被折叠成双层的册子，规格为27.5x14厘米。纸张双面保存着61行用楷书字巧妙工整重抄的从2个到16个字的文本。纸张厚实，呈浅棕色，其中部分地方精细的线条清晰可见。双面纸张下端部分已遗失，29行不同程度地完整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文献得以恢复。

此外，文本有统一标题并由同一手笔重抄，按照内容文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四个或五个范畴类别，这些范畴以中国儒家传统教育为解释依据。文献中提供了“仁”“义”“礼”“智”的类型解释，文本中的解释不包括第五个类型“信”。该文献的第二部分，从第40行开始“智”的解释，是唐初黄门侍郎王珪（570-639）上奏唐代第二位皇帝太宗的谏疏，以及准奏的最后批复。类似的谏疏亦出现于著名政治论著——吴兢（670-749）的《贞观政要》，包含有太宗与朝臣就德治问题的对话。Dh-11656号文献中，除王珪本人之外还提到其他太宗的近臣——张公谨（594-632）、高士廉（575-647）、侯君集（卒于643）及魏征（580-643）。

2008年，Dh-11656号片段中最有意思的内容引起了兰州大学教授陆庆夫先生的注意，他进行了假设：失传的《太宗实录》就是该文献最直接的来源，因为《贞观政要》作者引用了这一文献作为起源。

（二）Dh-11656号文书提及的太宗皇帝对朝臣的态度

中国史料肯定唐太宗的诸多治国才能，其中包括其选择贤能大臣的能力、听取不同观点意见以及独具洞察力以作出必要决定的能力。公元626年即位时，唐太宗对近臣们提出如下言论：“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唐初为了实现统一，战乱时联合起来的大部分人聚在太宗周围。除实干才能之外，太宗大臣所具有的可贵品质——在战争与和平年代已屡次证明的对太宗的个人诚信，将这些人联合在了一起。皇帝本人展现了对朝臣的关爱，还颁布了为忠臣歌功颂德的特别法令。记载于历史论著中的大量事实，反映了开明君主唐太宗对功臣的尊重。太宗没有避讳朝臣时常夸夸其谈，仿效历代明君，表现出了他对安顺臣民的深深敬重。太宗众多的朝臣都成了传奇人物、世代承袭的中国国家活动家典范。有关他们以及伟大皇帝唐太宗的传奇，在形成于女皇武后（684-705）统治结束以后、完成于710年的政治论著《贞观政要》中得以肯定。

通过上报奏折文本和朝见，许多初唐时期的朝臣提出了不同的鲜明的政治观点。让绝大部分朝臣信服自己的观点，主持朝野争端与谈判，在中国始终被认为是大政治家显著的不可剥夺的特性。朝臣们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援引亘古不变古典著作中的历史先例和情况以及君主政权制约性因素，宣扬谋略以及最终的审慎并使皇帝采纳符合贵族需求的措施。中国朝臣在辅佐皇帝时形成了一种固有的特点：时常列举负面例证，反例通常比正例更多。朝臣允许大胆言论、直言不讳的比喻以及坦诚的教训，这样他们就体现出了儒家的为官原则：“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坚毅的勇气、行动的能力是忠臣“角色”必要的属性。反过来，对皇帝而言，对约束性训诫惯常的低容则是重要品质——从一方面来说，无懈可击、至高无上的皇位；从另一方面来说，严格恪守中国政治文化中臣民生命和利益与君主纯粹的从属关系。

在王珪的谏疏文本中，除了他本人，所有这些品质完全为四个提到的朝臣张公谨、高士廉、侯君集、魏征所固有，他们每个人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三）Dh-11565原文书恢复与录文

Dh-11565原文得以根据《贞观政要》和记载于两部唐正史中的王珪传文本恢复。

记载于Dh-11565号文书的王珪的言论，与《贞观政要》中的王珪谏疏文本非常相似：

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旧唐书》王珪传文本与此稍微不同：

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与珪同知国政。后尝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新唐书》王珪传亦大同小异：

>时珪与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同辅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谓曰：“卿标鉴通晤，为朕言玄龄等材，且自谓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详明，出纳唯允，臣不如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征。至洁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帝稍善。而玄龄等亦以为尽己所长，谓之确论。

收入《贞观政要》唐太宗准奏的批复也让我们恢复该文献所缺的文字：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这段摘录的价值在于，在它的说明下，我们能够部分恢复Dh-11656号文书丢失的文字：

(1)五常

(2)仁，仁者忍也。忍者慈也。仁慈者寿。凶暴

(3)者亡。以育物为志，将屈己为怀。□□

(4)不弃于亲疏；阴德唯勤于肺腑。□□

(5)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修身□□

(6)子之本，立德名孔氏之规。积

(7)圣，积礼以名明其敬，积

(8)责［足］□［轨］贞松一寸，抱

(9)然。凌霄万丈，非林之朴，何

(10)馨，如秤之平。强不辄望弱，终

(11)而苟免，见利而苟得。蕴冰壶□□□

(12)心，削饕餮而为其行。非仁不忍，非□□。

（13）义，义者宜也，宜者顺也。顺人伦而保其□

（14）宜品庶而欲其安。名不苟布，财不

（15）苟望。抱泉之性，蕴明月之情。如玉

（16）之贞，似镜之明。四知之财高弃，

（17）五教之宝深藏。须展断金之诚，方知

（18）抱玉之德。每怜禁脔，仍念同衾。

（19）采葵之道昭然，顾贫之交朗著。

（20）割荐表志，伐树申情，终无扫□

（21）讥，故有烹鸡之伫，显怀五德鸟□□

（22）始终。畅仁子之误死生，弘王孙之□□□

（23）思齐；见愚自省，众德以［嘉］□□□

（24）礼，礼者履也，履者行也。

（25）先敬他人，上行下效，夫唱妻随；虑无不

（26）敬谓之行，常存其意谓之德。九拜之仪

（27）既明，百王之范修然。虽闻一跪，不失三

（28）公。仁者，仁其道，愚者弃其源，岂效

（29）戎夷之则，终休鸟兽之规。非礼无以

（30）辨其人，非礼无以祥其德。如菊斯馨

（31）如水斯清。修其先进，而美后姿，有

（32）礼有义，无怨无憎；不遗宿诺，岂

（33）致生冤？既进人而无亏，终退人

（34）而无失；薰莸不同器，明暗不同义。

（35）智通筌谓人，智英明谓人惠。颜回子问

（36）穆项托，昭然秉朗曜之明，存存天机之

（37）断。德在如龙之封，志显似凰之栖。智

（38）者，惠也，惠者辨也。行云不足以障金乌，

（39）翠岑不足以遮玉兔。珠光尚制，智光

（40）难蔽。不出其户，须罄其诚。画匡大

（41）国之权，霄畅天河之术。龟镜人伦，

（42）出将入相，志公志忠，有张［公谨在。］

（43）抱杨柳之仪，形怀松柏之□□□

（44）之于政，可与宾客言，有高士［廉在。］

（45）唯忠唯孝，怀武怀文，刚而能□□

（46）而不猛，有侯君集在。弼谐［左］［右？］，

（47）燮理阴阳，思启沃于帝心，调盐

（48）梅鼎鼐，兢兢业业，为臣恐劣，

（49）虑君不及于尧舜，有魏征在。

（50）蹙蹙谔谔，鸣玉锵锵，扬帝道于□

（51）风，阐皇王之威德，有臣在。

（52）［陛下用人］如此，何忧四夷不宾，□

（53）国不化。社稷必安，子孙故无□□

（54）太宗圣颜顿悦，登命［史］□［王］

（55）珪谏词编入史记，更

（56）耳。太宗谓侍臣曰：“［自古］

（57）帝王多以任情喜怒，［若喜，则枉］

（58）赏无功；若怒，则枉杀无［罪］。

（59）天下败乱，莫不缘此也。卿等□

（60）有小过，切须极谏，不得畏［惧］□

（61）不言耳！”

（四）《贞观政要》政治论著作为教材

唐代中国当地学校的教学内容早已成为世界汉学深入研究的主题。特别是在郑阿财教授和朱凤玉教授合写的著作中关于出自唐敦煌莫高窟经库的教学书籍与众多不同系统的分析和评论（2002）；日本学者伊藤美重子（2008）和中国屈直敏教授（2011）不久前的学术著作对历史因素对敦煌教育状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011）。将复杂的历史、哲学、政治内容文本列入地方学校教材担负着使命并符合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教育体制的特性。如果欧洲的体系研究中，教育主要是作为儿童和少年走向成人社会前的准备，那么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最初形成的教育目的是自我完善，即继续教育，为实现这种教育不存在年龄限制，而自我完善过程本身（＝教学）会持续人的整个一生。顾明远先生提到：“中国古代教育从总体来讲，只教育学生做人，不教育学生做事；只教学生从善，不教学生求真。但不能不说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价值观，最重伦理道德”。

由孔子引入的“为自己而学”（古之学者为己）与“为他人而学”（今之学者为人）之间的区别，反映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中自给自足（人格主义）和强大社会取向的结合。据此规范的个性教育以及职业生涯开始前的准备同样要求掌握公共管理原则。

一般情况下，中国教育过程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常识教学和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也在于对士人成为高级官员、朝臣、政治家的理想具体标准所必须的道德品质的培养。根据孔子教曰“修己以安百姓”。圣人、贤人都是中国古代推崇的最高理想人格。由孟子引入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把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教育，修身养心，人人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中国古代教育以培养士大夫、君子、圣人为最高的教育目标，事实上也就是培养统治者人才。

中国教育变成了国家机关招考官员最重要的工具，这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初期的政治体制复杂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个人自我提升，明晰的政治尺度随着教育与接纳被保存了下来，接受教育被视为实现管理活动的中间环节。

中国教育有政教合一的悠久传统。历史上有明确记载，从西周开始就设有官学。由朝廷直接管辖的为中央官学，历代官府按行政区域在地方设置学校为地方官学。政教合一最明显的特征是教育与选拔人才相结合，具体表示在科举制度上。科举考试的内容历代不同，但始终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

因此作为中国的教材，除了经典著作，历史和政治论著被广泛用于教学。与之相关的是识字分类和知识分类教材，在教育过程中，各种劝谕性材料（品行分类、德行分类）以及历史和政治论著得以使用。

正如所知，《贞观政要》在北宋时代进入科举训练，Dh-11656文献年代属于唐代，所以这篇文献研究对中国教育史有价值。

在科举制度盛行时期的唐代，详实的教材获得了广泛的推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论著《贞观政要》文本介入边疆地区的地方教材，当然是中国唐朝高水平学校教育的证明。

二、S.2630号文书对唐太宗形象的切身感受

并非只是历史传统，有关唐太宗的俗文化传统也在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形成了。迄今发现的敦煌著名作品是变文体小说《唐太宗入冥记》，该著作大英图书馆基础文献编目S.2630藏品。

S.2630号文书反映了对唐太宗个人民俗的看法。民众的切身感受中，以前的统治者唐太宗是关于脱离地狱情节变文的主人公。地狱之旅题材的写作一直是诸多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地狱题材主人公参见荷马《史诗》及维吉尔的《埃尼阿斯纪》。更为丰富地狱之旅题材的中世纪欧洲文学，其中包括描写地狱之旅题材最著名著作但丁的《神曲》。许多世纪以来，这一题材存在于东方文学创作传统中，包括阿拉伯、波斯、印度、蒙古和中国。正如我们所知，有关去往佛国地狱之旅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是关于佛陀弟子目犍连（目连）的印度传说，3世纪被译为汉语。

《唐太宗入冥记》变文内容早已成为各方面的研究主题。王庆菽先生（1889-1974）曾有校录，收入《敦煌变文集》中，其后徐震堮先生曾两次有校记四条。潘重规先生在《敦煌变文集新书》中亦有校记。刘瑞明先生有《〈唐太宗入冥记〉缺文补意与校释》。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撰之《敦煌变文集校议》亦有《唐太宗入冥记》补校。1990年代陈毓罴先生继续校补的工作发表了最新的《唐太宗入冥记》校补。不久以前项楚先生整理出版了《唐太宗入冥记》新注。研究人员多次对文本《唐太宗入冥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了描写。

本文书还受到国际汉学家的关注，1960年魏礼（A.Waley）英文翻译文在伦敦发表，孟列夫先生研究俄藏Dh-50号文书而指出这即为《唐太宗入冥记》佚失的部分，与《敦煌变文集》中刊载的残卷不相符。后来，本不正者以绳正之，提到Dh-50号文本是讲经文残片可与Dh-949、Dh-951、Dh-1583号拼接。

唐太宗懿旨阅读《大元经》，表明《唐太宗入冥记》创作于武则天在位时期。正如所知，《唐太宗入冥故事》在唐代早已流传，今得见最早的记载为张鷟（660-740）《朝野佥载》，以文言形式叙述太宗入冥受审后还阳之经过。宣称自己是周王朝“皇帝”，武则天试图缔造全新的最高集权。唐代兴起的历史变革成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看来，变文《唐太宗入冥记》中特别强调的唐太宗玄武门之变谋杀其兄弟的重大过失，成为唐王朝缔造者之一谋权夺位广泛政治斗争战略的部分。据此《唐太宗入冥记》可认为是在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下历史资料被修改为民间文学的一个例证。玄武门之变乃此类故事设计太宗入冥之重要元素，另外，这一故事经过长久传衍过程，被采入明代小说《西游记》中。

除敦煌文献中这一片段外，还有版画（拓本）《唐太宗温泉铭》（P.4508）。此外，唐太宗形象在莫高窟（注明年份为642年）的220号洞窟壁画以及莫高窟103号洞窟（东侧）（文殊菩萨与中国皇帝）壁画中亦有所呈现。另外，亦可推测，在我们莫高窟第45窟主洞中环绕在宏大雕塑四周的佛陀，也体现了唐太宗的外貌特点。

结论

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国家历史共性中，君主形象的理解成为主题，总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统治者形象的作用被理解为全面结合，甚至是由其缔造的最广泛的联合；另一方面，这种形象理解的特殊性成为具体历史时期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观念发展重要的尺度。敦煌文献显示，唐太宗是世俗宗教人民意识的一部分，其形象也成为中国传统俗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来源：《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十号（2016.03）275–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