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失败，本质是“道德”统治的胜利

帝国时代，因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因此，在中央集权越是集中的明清两代，愚民就越成功。或者说，愚民政策，也只可能在相对封闭的时空中得以实现。

封闭，意味着圈养，意味着各种社会要素供给的内生性，因此，一旦确立了某种规则，就会因为供给的单一性，而形成极强的惯性。

清朝之所以继续采用明一代的制度，其中，也是看到了这种制度对于统治的便利之处。

张居正的死后被清算，深入进去看，实际上也是这种“惯性”使然。

其一、张居正的革新图强，打破了文官集团的内部平衡，既有利益的，更有话语权的。

其二、张居正的强势，最终也打破了臣权与皇权的平衡。

而儒家道德，却是以维系社会平衡为主旨的。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推崇，而一切突出的，就会被指斥为离经叛道，是异类。因为，一旦打破了平衡，就意味着利益被重新瓜分，话语权的制高点被更改。

这一切，在对张居正死后的清算运动中，全部赤裸裸的显现。

01

以道德为实际的法律裁判依据，就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能有多重的解释空间。

明朝，始终以朱注“四书”规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因此，许多的是非黑白，就都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可以颠倒是非。

这种缺乏法律手段的社会治理模式，使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缺乏了一种可以用作合理裁决的地带。这也使得事实真相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人的道德品质有没有瑕疵，却成为了最重要的判断依据。

而道德品质，实际上是最难判断的。因此，才有了文官集团的阴与阳的集体特征。就像李贽感慨说：“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另一方面，这种以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的治理模式，一旦知识分子出现放弃或者反抗儒家观念的情况，那么，王朝的安全就出现了问题。因为，自诩儒家正统的“四书”是维系政府和文官集团紧密合作的唯一纽带。

也正是这种因缺乏明确界限而约束力薄弱的道德依据，使得文官集团几乎是集体走向了虚伪，也就是道貌岸然。这种治理模式，一定会形成无数的治理缺陷，以及可以在道德遮掩下形成的私欲的放纵。

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反应到对个人的定罪方面，就可以形成“莫须有”式的理直气壮。

而张居正就正好陷进了这种道德判决之中。

02

张居正的权势，几乎可以与摄政王相匹敌。

历朝历代，要想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资源重新分配的革新，就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必须强悍，不容置疑。

张居正比王安石幸运的是，支持他变革的皇帝是他从婴孩时期就开始教导的万历皇帝。并且，直至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都还只有18岁。再加上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以及太监总管冯保的联盟，也就是说，张居正实际上与这三个权力核心人物是一体的。而他是唯一可以出面镇住场面的。

当然，也正是这种无以复加的权力，让他打破了文官集团的平衡。他的革新，光全国土地丈量一件，就触及了包括徐阶在内的绝大部分权贵的利益。关于当时权贵对重新丈量土地的抵抗，有部剧《显微镜下的大明》，可见一斑。

这种平衡的打破，实际上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于是，倒张派就迅速潜伏下来了。

之所以是说潜伏，是因为只要张居正活着，只要没有办法动摇皇帝的支持，那么，倒张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对张居正死后的清算，实际上的确凿的违法乱纪的证据几乎是没有的，比如生活奢侈，那徐阶奢侈多了，比如蓄养美女，比如任用私人，结党营私等等，这些在基本的官员而言，其实都是常态。万历皇帝也并没有多大的意外。

但是有一条，即谋反篡位，即与戚继光的联盟。戚继光的军政革新，而后有戚家军，实际上是在张居正和谭纶等的先后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戚继光的突出成就，当然也难免招致文官集团的嫉妒和忌讳。

那么，文官之首的张居正和武将之首的戚继光过从甚密，当然拥有了谋反的能力。

于是，张居正没有谋反，但却有谋反的能力，这一条便彻底让万历皇帝推到了张居正。

这一条，其本质是臣子的威势过大，就会威胁到君主的地位，那么，儒家的君君臣臣的秩序就受到了威胁。于是，以此意识形态为统治手段的王朝，是坚决不会给这种破坏维系社会平衡的异类存在的。哪怕他已经死了。

03

而这种清算的结果就是，另一班来督促皇帝要怎么做皇帝的文官集团上来了。万历皇帝似乎也才明白，他们对张居正的义正言辞，不过是为了他们能够取代张居正。

于是，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借鉴了张居正的惨败，于是充分做起了和事佬，以顾全大体的方式，保全政治的平衡。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平衡皇权与臣权，来平衡文官集团内部的利益。

这种平衡里面，是没有太多是非黑白的，有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稳定和相安无事。

内里，仍然是官僚集团的“阳道德，阴富贵”，然后，大家谁也不戳穿，一起等待努尔哈赤的铁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