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选的过程中，丘吉尔凭借撰写的父亲传记，收获了大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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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6年新年，丘吉尔向曼彻斯特西北区的选民们，发表了他的竞选宣言，他谴责了这样一个观念：“再躲闪、救济、磨蹭7年！再修补、加税、浪费7年！再拖延、呼吁、欺骗7年！不要再上当了。”

丘吉尔撰写的父亲传记

就在第二天，他出版了自己撰写的父亲传记。出版前，他已经获得了8000英镑的预付稿酬。像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关于历史的作品一样，这本书包含着强烈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自传元素。

他这样写道：“没有一条任人唯亲的平坦大道向他敞开，没有王室恩宠那金光闪闪的车轮助他加速前行。他获得的任何权力都心不甘情不愿地让于他人，或是被迅速剥夺。像迪斯累里一样，他前进道路上的每一英里，都要靠战斗去推进。”

这里描述的很可能是丘吉尔本人的感受，很难说是伦道夫勋爵的真实感受。出生在贝尔格莱维亚，生下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25岁几乎可以说是继承了布莱尼姆宫附近的伍德斯托克区的议员席位。

如果没发生试图勒索威尔士亲王这件事，他本可以轻易地享受王室恩宠的光环。书中没有一个地方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他父亲会引起别人的不喜欢和不信任，或者为什么他对这种不喜欢和不信任缺乏自我意识。还好这些性格特征并不是儿子与父亲共有的。

当代的伦道夫勋爵传记作者罗伊·福斯特敏锐地指出，《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一书的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想要解释那些所谓的政治陷害，而那些陷害只不过是作者本人加在他父亲身上的”。

这本书读起来不错，但它并没有像历史那样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它缺乏客观性，而且作者愿意，实际上是热切希望，忽略任何可以揭开事件真相的证据。1897年12月，他对母亲谈起自己的新闻工作时说：“我常常禁不住诱惑，要按照自己的措辞调整事实。”

这本书也是如此。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对已故前同事，粗鲁无礼的事情被删去，表现他机会主义倾向的证据被忽视。作者大量进行有选择性地引用，所有当时及后来的对他吞并缅甸的批评都被忽略了，伦道夫在1885年对爱尔兰自治的秘密同情也未被提及。

他选择跳过他父母的婚姻困难，和关于梅毒的传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没有出现，尽管他是伦道夫勋爵在财政部最亲密的知己。关于伦道夫把政府业务交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银行，而他去世时欠着这家银行12758英镑的债务这件事，这本书也选择了忽视。

在删掉一些句子的地方，丘吉尔没有使用省略号。他甚至更改了一些直接引语，这样“我要从（约瑟夫·张伯伦）那里拿到一切”，就改成了“我要了解更多”；“为了组建政府，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改成了“我想组建政府”。

伦道夫勋爵出于政治私利的粗俗行为，不知怎么的就被描绘成伟大的利他主义行为，这本书中的伦道夫比现实中的他更像一个中间派。他不断试图干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外交政策，在这本书里却被表述为双方合议，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传记的矛盾点

还不止这些，伦道夫勋爵故意激发记者的兴趣，或是向记者们泄露情况的事情也被忽略了，而将他的辞职说成是在未经准备的情况下即兴提出的，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丘吉尔本人也知道这些事实。

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丘吉尔始终把持着，那些与他的描述相矛盾的资料，不允许别人拿到。福斯特认为，“这些文件被公开之前，一定经过了很多审慎的筛选”，所以在最终出现的对伦道夫的描写中，“丘吉尔不仅找到了父亲，而且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了他”。

在丘吉尔优雅地招募已故的父亲成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时，他不允许任何让他感觉不舒服的事实妨碍他。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艾弗·格斯特认为，“很少有父亲（像伦道夫那样）为儿子做了那么少，很少有儿子（像丘吉尔那样）为父亲做了那么多”。这本书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书，丘吉尔终于托着父亲为他做了点儿有用的事情。

丘吉尔在书中写道：“他具有一种奇特的气质，时刻都能引人注目，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这种气质是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难以模仿。”丘吉尔一定知道，对于他父亲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包括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高的衣领、他浓密的胡须、他说话时倒扣在胯骨上的手、他对自己政党的蓄意攻击，以及他在保守党内部建立第四党派系等，都是他有意为之的。

对丘吉尔来说，这些故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做法，在面对众多选民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策略，也是他铭记于心的训诫。书的结论部分写道：“有这样一个英国，她拥有一群明智的人，他们紧盯着两大政党的失败和愚蠢，而不是自欺欺人；

她拥有一群勇敢而真诚的人，他们发现这两大派系内部，都不具有可以让人努力拼搏的公平空间……伦道夫勋爵想要寻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英国，而且他差一点儿就赢得了这样一个英国，也只有这样的英国才能公正地评判他。”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不过《每日电讯报》的一位匿名评论员，并未被书中完全理想化的人物描写说服，他写道：“他对朋友糟糕透了，有时甚至没有起码的尊重，他也经常罔顾事实。”

丘吉尔第一天发表了竞选宣言，第二天就出版了他写的传记，这绝非巧合。当时他正处在一场具有挑战性的竞选中，他必须为自己放弃本党而辩护，并且要说服曼彻斯特选民，让他们相信，他对他们会更忠诚。

1906年1月11日，他在投票前夕的演讲中对曼彻斯特的民众说：我承认自己换了政党，我不否认这一点。我为这一点感到骄傲。当我想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为了保守党的前途命运，而付出的一切努力时，想到没有他保守党就永远不可能获得那样的权力，而获得权力后它又是怎样对待他时，我就为自己现在的境况感到高兴，因为我可以在自己还这样年轻时，就与它分道扬镳，在生命中最初的能量还在时，就将其献给大众的事业。

父亲的幽灵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但刚刚萌发的社会良知也在促使他另辟蹊径。前一个星期在与埃迪·马什一起穿过曼彻斯特的贫民窟时，他说：“想象一下住在那样一条街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美丽的东西，从来没有吃到过美味的东西，从来说不出聪明的话语！”

这样的说法被认为是势利和傲慢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但是，这也反映了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想法，即需要通过社会立法来改善教育和生活条件，而不是征收食品税，那会让贫民窟居民更加贫穷。

丘吉尔当选区议员

尽管丘吉尔1904年3月在下议院投票时，是支持早期的妇女选举权问题的，但是在1906年的选举中，他的高调使他成为妇女参政论者“扰乱策略”的靶子，妇女参政激进派采纳这些策略已经长达几个月了。

在曼彻斯特的一次竞选集会上，一名旁听席上的年轻妇女打断了他的演讲，于是他提议在结束前给她5分钟发言时间，并承诺回答她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任何问题，但是她拒绝了。扰乱策略所造成的混乱持续半小时后，丘吉尔指出，公众集会的权利是人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民主特权之一。

“承认某个个体可以拥有将其化为泡影的权利，这简直是荒谬的”。在会议结束时，丘吉尔邀请另一名竞选者，妇女参政协会的女发言人弗洛拉·德拉蒙德上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她的发言很有力度。

丘吉尔随后被问及他的看法。他字斟句酌地说：“我在上一届会议上，对是否赋予妇女选举权投了赞成票。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但我一直在稳步走向一个肯定的答案，直至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她们的提案。但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使我开始感到迟疑。”

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对“在选举集会上被粗暴地打断表示让步”。他总是想在胜利时表现出大度，但当他感到自己受到攻击时，就会本能地做出反击。1906年1月5日，他在奇特姆山的会议被妇女参政领袖——艾美琳·潘克赫斯特的女儿——阿德拉·潘克赫斯特打断。

丘吉尔同样提出让她上讲台来，他告诉观众：这位年轻女士的姓名在曼彻斯特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我认识到她这样做是出于良知与热忱，但却完全是不民主的，对于任何想要展示女性是适合获得选举权的人来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其实我并不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反对这个提案，但是在这样一个对公众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是不会做个“妻管严”的。

4天后，在另一场会议被扰乱时，他坚持了应该以“礼貌和骑士精神”对待涉案女性的观点。但他显然对妇女参政论者的做法感到恼火。现在，他就妇女选举权问题所要说的，就只有“考虑到这次选举中公众集会一再受扰，我完全拒绝做出保证”。

1906年1月13日，丘吉尔以5639票当选曼彻斯特西北选区议员，他的保守党对手威廉·乔因森-希克斯获得4398票。大约89%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在1900年的选举中，曼彻斯特的9个席位的代表分别是8名联盟党成员（包括阿瑟·贝尔福）和一名自由党成员，但是1906年，自由党赢得7个席位，工党赢得另外两个席位。

贝尔福在此次大选遭遇了那个时代最大的一次溃败，他也丢掉了自己的席位，给了丘吉尔一个更甚于幸灾乐祸的机会。由于投票工作要持续几周，丘吉尔开始在其他几个选区做名人发言。最终结果直到2月7日才出来。

400名自由党议员将与157名联盟党、83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30名工党议员一起组成下届议会。丘吉尔对一位家族朋友说：“这次选举澄清了我父亲的一生，也指明了我那本书的寓意。他一直害怕的那场无可挽回的大灾难，现在已经降临到那帮老家伙的头上，也降临到他们所领导的那个大党身上。”

丘吉尔对时机的选择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他选择离开保守党的时机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因为不久之后，保守党就进入了超过10年的在野时期，尽管有一段时间，正像温特顿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个选择让丘吉尔获得“下议院里最不受欢迎之人的名声”。托利党最终再次上台后，对他进行了一次极为可怕的报复，但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丘吉尔和犹太人》，13；

福斯特，《伦道夫》，383；

德埃斯特，《军阀》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