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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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珍原为海寇，利用了东南滨海的地理环境，凭借机动灵活的船队屡屡袭击东南沿海诸城，基本荡清了元朝在东南的海防力量，进而截断漕粮海运。
迫使元朝多次招降，乃至默许其统治浙东温州、台州、庆元地区。
方国珍占据浙东诸地后，面对张士诚、朱元璋的威胁，也重视筑城。庆元（今宁波）是方国珍的常驻地，为其政权的核心城市。
至正十二年，浙东都元帅、浙东道宣慰使纳麟哈剌为防御方国珍而大筑庆元城，上环列睥睨，置弓弩砲石，开6门，各有楼，城周建192间戍屋。
至正二十七年，张士诚覆亡在即，面临朱元璋的战争威胁，方国珍再次兴工大筑庆元城，“吾所以用民，盖所以保民。吾不得已焉耳。”
虽无具体文献记载此次筑城的规模，但留下“树栅捍江，浚隍筑城，百役并作”的记载。
2004年宁波和义路考古中，发现了元代庆元城北东门和义门的瓮城遗址，城墙底部宽6.5米，残高1米左右，城墙内径32米，推测外径长约为45米。
可见方国珍所筑庆元城已相当完备。方国珍为应对朱元璋、张士诚的进攻，尤其注重在庆元外围的余姚、上虞的筑城。
至正十九年，因余姚为“鄞郡外屏”，故大筑余姚城。为加快工程进度，召集鄞县、慈溪、奉化等地民众共筑，并亲自督察工程。
“躬自为表直视功，黎明至城所，夕犹不息，工先毕者，犒以金帛，既毕而或溃圮者，又出钱令军士缮修之”。
筑城工程从九月开工至十月完工，城周长九里，城门五，东南北又各立水门以通舟楫交通。
当地耆老表示城防稳固，“虽有外侮，亦将阻不敢犯”。台州人刘仁本受命督造余姚城墙，见到“落日歌声齐万杵”的筑城场景，有着“伤心为问筑城人”的民生感叹。
至正二十四年十月，方国珍又大筑上虞城。该年，朱元璋业已消灭陈友谅政权，基本占领湖广地区，将战略方向由西转向东南，直指张士诚。
筑城上虞应是方国珍唇亡齿寒的心态使然。方国珍与僚属认为“上虞为要害地，城池不设何以奠民居”。
上虞城筑城亦召集临近余姚、奉化、昌国、鄞、慈溪、象山、定海等地百姓助工，出役多寡以田赋所入定。由其弟、知枢密院事方国珉监工。
“与知县及其宾佐僚属，日周行城上，察工役勤惰而劝惩之”。所筑上虞城城广墙厚，周长13里，“其上则每二十步架楼橹以宿巡警之卒，其下则于四隅列营房以宅屯驻之士”。
通过搭建楼橹、营房建立了缜密的侦查体系和迅捷的驻守系统。又砌砖为女墙，立木为栅栏，在城外挖深濠，营建了层层路障。
此外，还在南部与朱元璋接壤的温州进行城防建设。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方明善耗费“白银以两计者二千有奇，诸匠以工计者二万五千有奇”，重修温州城谯楼。
此时重修谯楼，应是为了防范驻扎温州平阳、处州一带朱元璋军的进攻。
一、割据势力间的战争
元末各割据势力间的兼并战争，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尤其是居于城外的百姓没有城墙庇护，生命安全保障更差。
至正十八年二月，朱元璋军进攻绍兴，杀掠城外百姓，“大兵哨掠村落，乡民为导，不从者辄杀之”。
乡村百姓迫于战火，多避乱移居城内，“也知避乱依城郭”。婺州隐士俞元瑞在朱元璋部将胡大海兵取婺州时，因“两军狎至，不能居，处士乃率家众之城府居焉”。
托蔽在城墙内是百姓求生于乱世的本能选择。刘基提到百姓对待筑城的矛盾心态时说：“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
征发劳役，耗费巨额钱财所筑城墙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固城防的作用，守城方凭借城池之坚长期固守，形成各方对峙局面。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下婺州后，趁势进攻张士诚控制的杭州、绍兴。张士诚遣李伯升来援，坚守临安城，朱军久不能克而退。
二月，邵荣率兵攻湖州，李伯升虽数次出击失败，然敛兵据城死守，朱军久围不下，被迫退兵。张士诚派吕珍接管绍兴城，修缮城墙，增挖濠河，率厉将士。
“讲画方略，以为备御，相罗城外，虽有排栅，无险可恃，遂命增浚濠河”，护城河广5丈，深2丈。二月，朱军兵进绍兴城下，分营扎寨，置立窝铺。
吕珍增筑月城，在月城外复起土垒，又将城外居民迁入城中，坚壁清野以待。
分遣将领守绍兴城八座城门，以常禧门、迎恩门、稽山门为重点，设本部居中军，适时而动，以骑兵串联全城交汇战情，划城区为四隅，统城内义兵，适时而动以为补充。
吕珍认为“敌势远来，利于速战，而城外多水，非用武之地。汝等诚毋躁进，以寡御众，以逸待劳，观其动而制之，与者持久，此吾计也”。
在随后的守城战中，借助濠河地利有效杀伤朱元璋军，“步骑相蹂躏，堕濠湟中”。双方皆不能克敌速胜，遂议和罢兵。
由于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三方面皆重视筑城，互相牵制，攻城方若没有灵活策略和绝对武力为依托，试探性的攻城战难以有效。
可以说，筑城成为元末各势力长期对峙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各方筑城策略虽有不同，但都重视筑城的军事功能。
竞相升级城防设施，导致百姓劳役负担日益加重，积累了广泛民怨。但是由于各方筑城策略不同，民怨积累程度也有所不同。
至正十七年，张士诚筑杭州城，工程极为浩大，周35里有余，远超其他城市。
据贡师泰记，“用石之工一百六十二万，木之工一十五万，圬之工一百八万，金之工二万，徒一千三百五十万”，至于物料耗费。
“土、石、砖甓、灰铁、木植、麻枲之数累巨万亿而不可胜纪也”，仅巨额物料运输就是庞大的工程，“伐石于山，浮木于江，舟输辇载”而来。
二、筑城劳役
筑城动员了平、松、嘉、湖四路及一州两县官民，仅海盐一州，起劳役12000人，分为三番，以一月为期轮流更代，劳力皆自携干粮历经远途前来服役。
在舟车困顿外，“督事长吏复藉之酷敛，鞭朴箠楚无有停”，官员督工残忍暴酷，出现“死者相望”的惨景。
杨维桢有感于筑杭城之苦，特意赋《杵歌》七首，感叹当时筑城中的“不免凄苦者”。
昆山人袁华记述了农村壮丁被征去杭州筑城，家中老父艰难度日的生活：“念子筑杭城，土石躬自负。城高石易尽，鞭箠无所取。书来知近况，黧面龟两手。新谷幸登场，日夜操杵臼。悉供役夫养，老稚曷糊口。”
海宁人胡奎目睹了农村青壮年被征筑城，只得农妇操持家务，却因赋役繁重险些倾家荡产的惨剧，“长兄筑城行不归，西到钱唐百余里。妾家种田三十春，输租不劳官吏瞋。去年输官曾卖屋，今年输官应卖身。”
底层民户是征派的主要对象，常州人谢应芳写道：“奈何点乡夫，州城要修筑。平明荷锄去，雷鸣忍饥腹。”
筑城为求坚固，多将土城改为砖石，增加护城河、敌楼等城防设施。由于江浙水乡地区土质软烂，雨水频繁，需反复整修城墙，增加了民众的筑城劳役。
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占据平江后，极为重视平江城的修护，但“吴城筑土善崩”，致使“役民修城，终岁不暂休”。
无锡人倪赞目睹平江长期修城令当地农户不堪其扰的情形，“筑得吴城易得摧，年年风雨绕苏台。农家尽患时行病，总为修城染带来”。
绍兴百姓也因雨后城毁，被官吏频频强征至城上修缮墙体。程国儒在《越城谣》中写道:“城吏打门夜如虎，为言雨后新城摧。要我荷锸城上来，城泥不干不敢回。”
频繁修补令百姓闻雨而色变，“城头一雨城一动，越民登城向天恸，民心似与雨有仇”。上虞人谢肃在途经海盐时，正逢筑城活动遭遇连绵阴雨。
“天公有眼不下顾，堕尔新城旬日雨”，在恶劣的天气里，监督官员却不恤民力，苛刻残暴，百姓哀叹劳役无止息。整体来说，张士诚采取处处设防的筑城策略，民怨也相对较大。
高筑的城墙还导致城市攻伐战旷日持久，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常遇春率军突至杭州城下，城门关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城中米价骤然攀升。
1斗米飙涨至25缗。围城使得繁华的杭州城变成了人间炼狱，“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借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
杭州之战后，高启在送友人赴任杭州时，谈到围城后的惨状：“内则困于疫饥，外则荡于燔掠，向之所可观者，鞠为荒烟宿莽，遗灰断甓，盖四五百年之迹销灭毁坏。”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攻灭陈友谅政权，其后江浙各方的均势局面逐渐改变，高筑城墙在攻防中不再举足轻重。
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朱元璋军进攻湖州，采取围城打援策略，张士诚救援部队先后败北，守将李伯升以城降，“城中市不易肆”。
湖州投降后，一个月内南浔、吴江、余杭、杭州、绍兴接连投降。时杭州由张士诚婿潘元明驻守，李文忠兵进杭州，元明即遣人请降。
文忠讶异道：“吾兵适至此，胜负未分，而遽约为降，无乃计太早乎？”潘元明回复：“念是邦生灵百余万，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职方，愿溥覃于天泽，谨将杭州土地人民及诸司军马、钱粮之数以献。”
归降时，城内兵3万，粮21万石，马600匹，而耗费无数财力、人力筑城的杭州最终却是不战而降。朱元璋以压倒性优势进攻方国珍时，高筑的城墙同样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亮祖进军温州，方明善遣部将出战，大败，不久后弃城遁去。
十一月，汤和自绍兴渡曹娥江，上虞、余姚两座坚城不战而降，大军直抵庆元城下，方国珍“闻之益惧”，乘海舟遁去，庆元府判徐善率官员、耆老自西门出降。
元末有识之士多认为高筑城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而且孤城困守，也只能苟安于一时，政权真正稳固的基础是民心，而非城墙。
至正十九年，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陈元礼以“四郊多警檄”，意图筑海宁州城，召集当地长吏、父老商议，遭到普遍反对，“谓役非时”，陈元龙以“城为民防，非徒劳也”为由。
强行征召百姓筑城，不数月而筑城完工，“坚壁高垒，屹然为东南保障”。
落成之后，江浙行省参政贡师泰应邀作记，贡师泰就认为城墙固然重要，但稳固的关键是民心，众志方可成城，若失去民心，“函谷守之而不足”。
至正十九年，张士诚起五郡居民大筑杭州城，诸暨人杨维桢视筑城为“自疲自困之计”，并上书劝谏“省之、慎之”。
认为张士诚不顾江南民众负担已然极重的困境，大兴土木筑城，积累广泛民怨。
今城虽成而民心尽失，“今阁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与恃守将也。兴筑已还，五郡之民则穷矣、力竭矣，小变，怨而叛，大变，寇乘而至矣，此时虽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恕非阁下所能有也。”
作为首个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在筑城防卫的政治决策上，仍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需要，而非族群因素。
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国家承平，军力强盛，并无外敌威胁，根本没必要兴起大规模的筑城活动。
三、筑城运动
至元末，朝廷为应对境内此起彼伏的叛乱势力，下诏鼓励地方自主筑城。江浙官员响应朝廷诏令，拉开了元末江南筑城运动的序幕。
由于筑城在军事防御上有着实在的重要作用，故江浙各方在攻城掠地的同时，也积极筑城防御。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不同，各方筑城策略也各有不同。
张士诚占据江南平原水乡腹地，人口稠密，财税充足，形成以平江为中心，广筑城池，层级分明，防御完备的城防体系。
朱元璋以地形险要、“虎踞龙蟠”的集庆城为中心，利于向周边拓土征伐，加上经济条件不佳，筑城较为节制，多在控制地域边缘的军事要塞筑城。
出身海寇的方国珍在东南沿海地区占地自立，主要优势在于海上的机动性，故侧重于在其统治外围的上虞、余姚、温州等地筑城防御。
元末筑城活动不仅影响着政局的变动，也对江浙城市的外围形态、空间布局产生重大影响。至正十七年，潘元明改筑湖州城，将城墙内缩，湖州城市区域大面积收缩。
“以旧城宽而不固罗守，乃筑小之”，周回缩至13里有余，城墙整体较旧址缩小近半。
缩减后的城墙毗邻周边河流，南受余不溪，西受苕水，北受霅水，东为运河，以四河为屏障，进一步提升了防御能力。
“吴兴本泽国而水于城，筑后，悉由其道，此吴兴之为金城汤池，极为险固也”。
城池缩小，将部分旧有城区排在城墙外，如养济坊巷、白塔巷、曹家巷、西营巷本在府治南部，在筑城时退在城外。
也有些城市扩建过程中会将城外坊巷划入城市内，使城市的容纳空间得到拓展。
至正十三年修筑绍兴城，恢复至隋唐时期的规模，将“规一乡入城内”，元末筑城改变了过往的城市结构，初步确定城区的范围，奠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
杭州作为南宋故都，旧城形状南北长，东西短，“包山（凤凰山）距河（钱塘江）”。张士诚改筑后，新城“截凤山（凤凰山）于外，络市河于内”，远离钱塘江。
城市南北界大为缩短，东界外扩，南界内缩，“故东西广而广轮适中”。
元明易代之后，除边疆地区外，内地大规模筑城活动也基本停止了。成一农就认为明初虽在地方城市大量修筑了城墙，但修筑的重点在于那些设立了卫所的城市。
且自永乐以后地方城市城墙的修筑又陷于停滞。学者以明朝前期湖广地区为例，认为受制于地方财政匮乏，官员因循苟且，民间舆论将修城看作劳民伤财之举等影响。
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明初，江浙地区的修城活动也普遍如此，除苏州、杭州等重点城市外，其他城市的城墙很快就荒废了。
“凡非守御重地，旧有城池悉隳废之”。洪武年间，汤和拆方国珍所筑上虞城，城墙只剩土基，砖石则被用于改筑余姚临山城。
而明初为应对海贼和倭寇的袭扰，重视在沿海各要塞建立卫所，筑城防御。朱元璋派遣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分行海上，视要害地筑城，设卫所兵戍之，犬羊盘错矣”。
海宁因邻近大海，设海宁守御千户所，并保留旧城，在洪武二十年由汤和增补五尺城高。
可以说，朱元璋在元末战争期间的筑城政策继续延续到明初，就是主张在重点军事要地筑城防御，其他地区则不主张盲目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