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罗亦农英勇就义，中央特科揪出叛徒夫妇，周总理满腔悲愤：杀

前言

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闭关锁国的旧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生活，无数进步爱国青年开始走上了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毛主席曾给革命定过性，称它是暴动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这表示革命必然意味着流血和牺牲。从鸦片战争开始，便已经有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前赴后继踏上这条伟大又神圣的征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团体更是如此。尤其在早期，他们面临的不仅有外国侵略者，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甚至是内部一些自己人的叛变革命带来的变数。

1927年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残忍杀害，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宣告结束，国内革命陷入一片萧条，全国上下也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因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不幸牺牲。当时，周恩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悲愤不已，他将脸埋进水盆里，一边洗脸一边哭，用这种方式掩饰自己的悲痛。

罗亦农究竟是什么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多重要？为何他的牺牲让周恩来如此伤心？到底谁是叛徒？

罗亦农：最热烈的领袖，最英勇的战士

罗亦农出生于湖南湘潭，14岁时，他因参加捣毁焚毁日货的斗争，遭到学校严重警告，这让他愤然退学。

1919年，他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与陈独秀相交。后经陈独秀介绍，罗亦农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1年，党组织选派一批优秀青年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深造，罗亦农名列其中。在苏联学习期间，罗亦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仅热心助人，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还成为了这里中国班的负责人，不少人正是在他的影响和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我党吸引了大量优秀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了我党的一名重要骨干成员。

1925年，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中央立足现实情况考虑，决定让罗亦农等人回国参加工作。

回国后，罗亦农一头扎进了工人运动的汹涌洪流中。这一年，他亲赴广州筹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会议结束后，留在广州，担任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

1925年春夏之交，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发起叛乱，为此，罗亦农同陈延年等人多次开会商讨对策，并成立了临时宣传委员会，积极发声。

在香港大罢工中，罗亦农始终站在战斗的最前线，鼓动工人的斗志，宣传斗争精神。除了在思想上鼓励外，他更是协助罢工委员会工作，帮助了20多万香港罢工工人进入广州后的食宿问题。

这些实践行动让罗亦农与工人群体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让他意识到了向工人群体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理念，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展开积极斗争。

10月，罗亦农奉命前往北方区委党校工作，最终，由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党校没能办多久便夭折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

当时，罗亦农便已经意识到了，只靠嘴皮子搞宣传是不可能让革命成功的，基于此，他提出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1926年，江浙地区革命热情低沉，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由罗亦农负责。来到上海后，他首先与上海的工会取得联系，但这时时机尚未成熟，这一年10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起的两次上海工人起义行动均以失败落下了帷幕。

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再次扛起大旗，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然而，有利的局面还没能撑多久，国民党反动派便突然背叛革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共产党遭受惨重损失，与此同时，罗亦农也奉命撤出了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也直接验证了罗亦农此前的想法，即建立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此后，武装夺取政权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路线。

就这样，在不断的理论联系实践、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罗亦农逐渐成长为了我党的重要领导人。1927年11月，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一年年底，因工作需要，罗亦农再次前往上海。

长期以来，罗亦农始终积极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这不仅培养了他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智慧，而且还让他养成了谨慎小心、灵活应变的处理能力。与此同时，毫不意外，这也让他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1928年4月15日，因遭到叛徒出卖，罗亦农不幸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在狱中遭受6天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后，他被押往龙华刑场行刑，牺牲时年仅26岁。他也是我党牺牲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次日，上海《申报》对罗亦农牺牲一事做了报道，写出了罗亦农临行前大义凛然的姿态。称他“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并表示他一脸从容，拿来纸笔，当场写下了一封绝笔书，表明心志，传达出了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5月30日，中共中央发专文《悼罗亦农同志》，对他短暂的一生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

此后，罗亦农这个人物形象永远留在了党的历史中，昔日的老同志李哲时在回忆起罗亦农时，当年的音容笑貌一下便出现在了眼前：

“亦农同志那高大的身影、爽朗的笑声，他那机警而沉静的神情、热情而幽默的性格，将永远地、深深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战斗精神始终鼓舞着一代青年奋发进取，为民族、国家和人民而奉献燃烧自己。

中央特科揪出叛徒夫妇，相关成员一致决定：杀

实际上，罗亦农在1927年再次回到上海战斗前，他已经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当时，罗亦农先后三次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上海，他的名号可是响当当的。

国民党反动派悬赏数万元，捉拿罗亦农。军、警、宪、特甚至是租界的巡捕都在时刻关注着罗亦农的下落。尽管形势严峻，罗亦农仍然向好友表达了非去不可的决心：

“今日我动身去沪，吉凶未卜，但君命急召，加以此次之行程关系甚大，因而决定冒险而去。”

抵达上海后，罗亦农频繁接见全国各地来沪的党内同志们，听取汇报工作，连找房子的时间都没有，暂时住进了愚园路亨昌里郑林超（时任宣传部长）的家里。

而他的新婚妻子李文宜则是上海美专的学生，由于罗亦农没能找下房子，因此，她暂时住进了学校的宿舍里。两人是在武汉工作时认识的，一路从同志到战友再到革命伉俪，他们的感情十分深厚。

4月8日，罗亦农在忙完工作后，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于是，他与妻子李文宜从匆匆见了一面，临别前，罗亦农贴心地为她叫了一辆黄包车。

不知道是家人的羁绊还是偶然的原因，李文宜在坐上车后一直回过头来看着罗亦农，心中充满了不舍和不安，而罗亦农则微笑着朝她挥了挥手……他们都没想到，这次一别竟是永别，而李文宜记忆里最后的画面也定格在了丈夫笑着挥手的场景……

4月14日晚，由于有两个省的代表将于第二天抵达上海，时任临时中央常委的李维汉与罗亦农商量后决定，两人各自接见一名代表了解情况。罗亦农则选择了位于戈登路的一处秘密机关，因为驻扎在此的何家兴夫妇曾是他的秘书，双方十分熟悉。

15日，上海英租界里，邓小平从戈登路中福里的一栋建筑的后门走了出来，一出门，他先向四周观察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人跟着他后，便着急地沿着弄堂走去。

到了一处弄堂口，邓小平先是低着头整理了一下褶皱的衣服，抬脚便准备向一处房子走去。然而，就是在这时，他瞥眼发现弄堂口摆着修鞋铺的一个年轻人突然向他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这让他心里一惊。

于是，意识到有情况的邓小平放弃了进去的准备，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快步走过这所房子汇入了人流中。

这个修鞋摊正是中央特科设立在这里的警戒哨，目的就是为了时刻观察情况，有危险时及时向藏身于戈登路中央机关处的同志们传递消息，提醒他们转移。

邓小平在汇入吵嚷的人流后，并没有离开，他暗暗观察着情况，心中十分焦急地想要知道那所房子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几分钟后，就见几位穿着便衣的国民党特务和巡捕一起冲了进去，并逮捕了还没来得及撤退的罗亦农同志。

短短几分钟，变故发生得太过突然，令所有的同志们都措手不及。远远站着的邓小平向冲进去帮罗亦农解围，但他突然被身后的一名同志死死拽住，硬拖着他走远。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后，那人压低声音，说道：“邓小平同志，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有多危险吗？”

“难道就这样让亦农同志被抓走吗？”邓小平伤心地说道。

那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就刚才的那个架势，亦农同志肯定是暴露了，否则，敌人不会直接冲进去抓他的。不过，敌人并不知道还有谁会来，更不知道你来，要是你就这样贸然上前，被一起抓走的话，你知道这对党意味着什么吗？更何况……”

那人语气稍微一顿，在邓小平耳边低声提醒道：“我怀疑党内出了叛徒。”

不久，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便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内心悲愤之余，他强撑精神，立即召集邓小平等人，一起商讨对策。

4月18日，罗亦农被捕三天后，他被直接引渡到了淞沪警备局司令部，在狱中，他遭受到了敌人最残酷的折磨和虐待，要求他交代出我党的秘密，但是，罗亦农始终不肯屈服，冷冷地看着敌人气急败坏的嘴脸。

不管是名利钱财诱惑，还是严刑拷打，怎么都撬不开他的嘴，最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一纸“立斩”的电文发到了淞沪警备局。

4月21日，罗亦农被押赴上海龙华刑场执行枪决，英勇赴义，壮烈牺牲，年仅26岁，自此，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在得知噩耗后，满心悲愤，他不知该如何面对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想要放声痛哭却又怕吵到邻居。于是，他在脸盆里倒了半盆水，将脸埋进水里，一边洗脸一边哭。

罗亦农牺牲后，党中央决定一定要揪出党内的叛徒，严惩不贷。

中央特科安插在巡捕房的眼线传来了线索，情报内容显示：罗亦农被逮捕，是被人举报的。举报人是个操着一口四川话的漂亮女人，还会说外语。有了这些线索，中央特科很快便缩小了调查范围，并将目标锁定在了何家兴和贺治华夫妇身上。

中央特科汇报情况后，周恩来还不太相信，因为何家兴曾担任罗亦农的秘书，两人关系很好，他的工作能力也有目共睹，怎么会无缘无故就背叛党组织呢。但同时，他也下达指示，一定要找到确凿的证据。

后来，中央特科围绕何家兴夫妇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调查发现，何家兴和贺治华被大上海奢靡的生活吸引，常常出入舞厅，他所有的花费几乎都用在了这里。

于是，当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巨额悬赏金后，便动了歪心思，让妻子贺治华联系巡捕房，出卖了罗亦农的行踪，换来了3000美元和两本出国的护照。

4月15日这天，何家兴在看到罗亦农和一位地方来的同志会谈时，他立即去了巡捕房举报，而贺治华则继续留在这里。没过一会儿巡捕和特务便来到了这里，贺治华用德语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后，罗亦农便被带走了，而她却安然无恙。

经过调查，中央特科已掌握了确凿证据，周恩来和相关同志商讨后，一致决定不能对叛徒宽容，终于下定了“杀”心。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中央特科照例向贺治华询问情况，她装作一脸无辜地样子，说道：

“当时我给巡捕说，我只是个翻译，而这些资料全是我翻译的译文，用来卖钱的，不是他们要找的人。所以，我和资料都安然无恙。而罗亦农则是被他们注意了很久的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罗亦农抓走……”

贺治华交代完后，中央特科的同志便对她说道：“这里不再安全了，党组织命令你们迅速转移，以后就到南京路吧。”

贺治华心中窃喜，以为自己还没暴露，高兴地说道：“好，好的……听党安排。”

4月25日清晨，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假扮成迎亲的队伍，来到了贺治华、何家兴夫妇楼下。随后，一队同志们闯进了二人的房间，在拿到那份写有350多名共产党员地址和信息的名单后，趁着外面放鞭炮的声音，何家兴被一枪打死，贺治华也身中一枪，奄奄一息。

由于时间紧迫，随时有可能暴露行踪，中央特科的同志们还没来得及打死贺治华便匆匆离开了现场。

当时，同样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党员郑超麟在回忆起这件“凶杀案”时，曾说道：

“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进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的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罗亦农的牺牲是我党的巨大损失，但正因为有无数个“罗亦农”前赴后继，奔向革命，才有了革命的胜利，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