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回忆录-61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发动内战，刘文辉和我党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顾虑较多。1946年春天，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即找他，要他认清形势。

2、3月间，政协闭幕不久，周恩来通过民盟的朋友转告刘文辉：“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 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特别提醒注意：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站不住，希望刘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以取得人民的支持。

刘文辉觉得周恩来这番话，不但是向他讲解了政治形势，而且是给他指明了政治前途。他深感蒋介石集团视他若眼中钉，在政治上排斥他，在军事上压迫他，必欲除之而后甘心；而共产党则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诚恳地关心他，热情地支持他，这种切身经历使他作出抉择，扬弃蒋介石集团而跟着共产党走。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当天下午即召集刘文辉、熊克武谈话，要他们配合王陵基在成都顽抗，并拿出5万元外汇要他的家属先去台湾，遭到刘的婉言拒绝。12月7日上午，蒋介石的侍从室打电话给刘文辉，说蒋约刘于下午4时去谈话。

刘感到再施下去不行了，即于当天下午1时从成都出走到彭县，与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对国民党军队影响很大， 紧接着董宋珩、罗广文、陈克非几支大部队相继起义。刘文辉 走向人民，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这里凝聚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

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担任过四川省长、二十八军军长等要职。他也是主张抗日的，抗战初期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到山西前线。1937年深秋，天气已很寒冷，士兵衣衫单薄，他请二战区司令官闫锡山补发装备，闫置之不理，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这时周恩来正在太原，知道这件事，亲自送来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并详细介绍山西抗战情况。

邓锡侯大为感动地说：“你雪中送炭，真是患难见知己啊！”从此邓锡侯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对共产党也有了好感。他的部队在山西洪洞整训，朱德总司令亲自去访问他，交谈团结抗战问题。邓也邀朱德向川军讲话，传授游击战术，从此两人过从甚密。后来邓调回四川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1938年，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1939年彭德怀路过成都，都和邓锡侯会晤，为他分析抗日形势，增强他的抗日信心，吴玉章、张友渔、罗世文也都和邓锡候会见过。由于蒋介石对四川地方军队一贯分化瓦解，出川抗战又备受歧视，而在与共产党的接触中，亲身体会到团结友谊的可贵，两相比较，邓锡候加探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愿意接近共产党。

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中共党员杨伯恺，邓锡候托人向杨透露消息，使杨得以脱险。抗战胜利后，邓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因内战需要，蒋介石要即加征壮丁12万名，军粮10万担，被邓婉言拒绝。蒋介石大发雷霆，逼着邓辞去省主席职务。

1948年6月，蒋 介石为了分化成都地区异己力量，任命邓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并要调他的部队九十五军离川到汉中，协同胡宗南部防守川北大门，邓锡侯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队留在成都。

我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时，派人向川军将领传达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对川康军人的期望，并带来二野电台的通讯呼号和密码。邓锡侯即设立新电台，和二野电台保持联系。这时他已下了起义的决心。成都兵临城下，邓锡侯看到时机成熟了，终于与刘文辉、 潘文华通电起义。

周恩来对潘文华也做了不少工作。潘曾是二十三军军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出川抗日，后来回四川就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刘湘系统的5个师，两个独立旅和16个保安团的兵力，可谓实力雄厚。

1938年夏，董必武等路过成都，曾和潘文华会晤，阐述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潘文华表示拥 护。这年6月，周恩来派唐午园到潘文华部任联络员。这时潘是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驻在四川阆中。潘委唐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联系。

一年后，唐午园调回南方局，我党再派甘树人担任联络工作，潘委他为绥署中校秘书，以掩人耳目。此后潘文华与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都曾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

为了使联系加强，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新华社的重要电讯提供给潘文华，也将潘的意见要求和川康的军政动态向南方局汇报。设置这个秘密电台只有潘和他的儿子巴山警备司令潘清洲和绥署电务处长宋子丰三人知道。电台设了一段时间，直到抗战胜利绥署撤销，钱松甫夫妇平安回到重庆。

潘文华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校尉级军官，或被聘请为顾问。他曾任命共产党员田一平为《华西日报》经理，田又创办《华西晚报》，这两份报纸的进步倾向使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特务准备逮捕田一平，潘文华立即把他调任上校机要秘书，把他保护在部队中，使特务不敢动手。受他保护或营救的共产党员还有好几个。

除靠拢中共外，潘文华还积极支持民主运动。1944年，经张澜介绍，潘文华和刘文辉都秘密参加民盟，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潘文华非常忌恨，把他的部队分别调到几个地方，分散他的力量，并受到监视，但他仍通过在上海的张澜和我党保持 联系。1949年12月9日，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这是他长期和共产党紧密合作的结果，也是周恩来等同志对潘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

龙云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势力最大的人物，是云南省主席，又握有重兵。“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参加。朱德、叶剑英也应邀出席。他们到达西安时，正好龙云从昆明乘飞机经西安准备转飞南京，他们和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到南京。我作为朱德、叶剑英的随行人员，也乘这架飞机。

这时周恩来已到南京。在南京，龙云曾邀请周恩来等三人吃饭，恰巧周因事不能参加，朱德、叶剑英和龙云谈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各方面团结抗日的 问题。龙云都表示赞同，并对朱、叶说：“我想派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学习游击战术，好吗？”

朱德回答：“打游击要长时间才能学到经验，时间短是不行的。”龙云又问：“以后我们怎么联系？”朱德说：“用无线电联系。”朱送给龙云一个密码本。周恩来知道这些事情，很高兴，感到龙云是我们必须争取的一个重 要人物。他在南京也和龙云见了面。

抗战初期，云南地方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1939年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充分利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原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 作，通过他们的亲戚、省政府秘书长间接向龙云宣传中共对时局的政策主张。

1940年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向他介绍抗战面临分裂投降的危险以及中共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龙云态度很明朗，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

龙云的谈话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对西南后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很大的影响。

1940年4月，何应钦专程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镇压。云南工委及时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陈述利害，指出若成立这个机构，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一是对抗战大计不利，二是挑动骚 乱不利地方。龙云接受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不成立这个机构。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名单到昆明，策动反共很潮，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使顽固派在云南的反共计划落空，蒋介石大为恼火。

这年7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汇报会，龙云无法推诿，组成由他亲自挂帅的汇报会，抵制 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有趣的是汇报会的秘书、担任会议记录的人，是前中共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国民党要抓人，他就及时通风报信。在“皖南事变”后的险恶形势下，由于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龙云权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对顽固派 的反共措施作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使得中共组织和党员得以继续潜伏下来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