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刘真：我对武城的回忆

我在一九三九年刚参加革命时，就在武城县宣传队工作了一年多。那时，因为敌情严重，所以，晚上常住在清河县。偶尔来到武城的农村演出戏剧、舞蹈。不久，我又调到了冀南第六军分区宣传队，这时，也曾不断到武城去过。

一九四二年初，部队进行精兵简政，因为我家长都住在武城河西一带，我二哥刘捷又在武城县公安局工作，所以军分区宣传队的指导员就把我和我的两个侄女刘玉长、刘淑长一起送到了武城县前书村我祖母、父母和大嫂住的地方。因为夏津的老家敌人占居，被敌人抄了家，所以全家人逃到了武城河西隐居。

在书村住了不久，抗日政府送我和侄女到东桥上村抗日高小读书。学校只有一位袁老师，当时我就住在他家，袁老师全家人对我都很好，待我如亲闺女一般。不幸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敌人的“大扫荡”开始了，把学校给冲散了。在跑“扫荡”时，我和大侄女刘玉长，跑到了半壁屯，天就黑了，也把我们渴饿的不会走路了。多亏一个老大娘把我们救到家里，藏了我们三天三夜，后来让她讨饭的弟媳又把我们送到了孝兰村，这才找到了我的全家。老大娘的老伴叫巩保太，老大爷勤劳朴实，磨豆腐维持全家生活。这一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终生难忘。

一九四三年初，抗日政府又在南陈庄给我们找了一所小学，老师姓刘，是早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自选古典文学教我们，在刘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学习了“孔雀东南飞”、“陋室铭”等文章，还教我们作文，写大仿，这是我童年学习最幸福的三个月。

不幸，五月初，叛徒赵大下巴，带领县城的伪军和警察所长周杏村来南陈庄，将我和我的大侄女刘玉长，还有抗日县长戚伯黎（戚夯）的女孩戚淑华一同扑了去。到了伪县政府内，伪县长吴寄普审问了我们三个小孩，当时，我们只说是南陈庄人、念书的学生。他瞪着三角眼，很阴险的说:“不知道你们是谁，会抓你们吗?”敌人把我们关进了电话总机室，让听电话的女职员看守着我们，敌人逮捕我们，是为了把我们作为小人质，目的是叫戚县长和我二哥刘捷前来投降，写信说:“不投降就把三个孩子交给日本宪兵队杀掉。”哪里知道，我二哥刘捷和戚县长回信却把汉奸县长痛骂了一顿，并且说:那三个孩子我们不要了，愿杀就杀，愿砍就砍，抓去孩子叫大人投降，是痴心妄想。

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加之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和县敌工站的营救，敌人不得不把三个孩子放了。九天后，我们回到了南陈庄，刘老师病了，学校也停了。从此，就结束了我在武城县的两次学校生活。这两处学校共读了半年书。

之后，组织上把我和玉长送到了运河东津浦线上的平原县。这时，我在二地委当了一名交通员，为了工作的方便，我剃了光秃，装成男孩，麻痹了敌人，完成了送信任务。

武城县的老师、同学、房东和人民群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终生忘不了武城县，在我的小说中，许多地方都写到了武城县，武城县是我童年不平凡的生活源泉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于石家庄

著名女作家刘真

刘真，女，1930年1月生，原名刘清莲，山东夏津渡口驿乡太平庄人，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革命，在部队曾任演员、宣传员、交通员、创作室主任、文工队队长。1952年入东北鲁艺学习，次年，进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历任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1990年旅居澳大利亚悉尼，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协顾问。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春大姐》《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刘真短篇小说选》等，散文集《山刺玫》，报告文学集《西天取宝记》，故事集《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77年后发表了《知耕鸟》《黑旗》《婚礼》等中短篇小说。在海外发表回忆录《回首再望》《我在文坛三十七年》，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及随笔、散文多篇。《好大娘》获儿童文学三等奖，《我和小荣》获儿童文学一等奖，《一片叶子》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春大姐》被改编成故事片。2005年，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