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的李建成陵墓：墓室内刻有55个字，暴露了李世民的小心思

说到唐朝，不得不提及开国皇室一族，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

一方面，他是千古一帝。登基二十三年来，经过李世民君臣的不懈努力，这一时期的唐朝，对内民生安定，对外武功显赫，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血亲获得皇位，成为后人对其诟病之处。

当2013年一件重要的文物被发现，真相重新浮出水面时，让人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这位千古一帝的内心。

仅五十五字的“太子”墓志

2013年3月，西安市文物稽查队收缴到一份仅有五十五字的神秘墓志。经探查，墓志整体分为盖与志两部分——盖为盝顶形，以阳文篆书 “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

志则为方形，边长52厘米，高11厘米，正面刻有志文，只有寥寥数十字，镌刻着“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根据史料和墓志资料，专家判定这便是失踪了八年之久的李建成墓志。

2005年，西安市市郊发现唐初太子李建成墓地，其墓志被开掘后不久遭到不法分子倒卖。值得庆幸，李建成墓志虽失踪八年却仍保存完好，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于西安博物院。

如此，这件重要的文物才得以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

从整体来看，墓志的篆文遒劲，造型古朴，刀法精练，显然出自当时名家的手笔。只是对于唐朝开国皇室一族，且曾经作为太子的李建成而言，这样仅有寥寥五十五字的墓志呈现出一种过分异常的“低调朴素”。

墓志仅简短记录了李建成的谥号、死亡时间以及下葬时间与地点，并没有像一般墓志记载墓主的生平和功绩，通篇只字不提他的生平过往，这一反常让人不得不深思其背后的原因。

玄武门之变，唐朝历史的转折点

墓志通常指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亦指墓志上的文字。在我国，墓志大约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墓志”一词的解释为：“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韵语结尾的铭，也叫墓志铭。”

在古代，墓志要刻入逝者的生平，功绩以及评判，而后放进墓穴里，古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生平过往在去世后都要写入墓志铭，以求得人死留名，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

李建成妻子郑观音的墓志，其志盖篆文3行，行4字；志宽均71cm，35行，行35字，共1185字。墓志内容便按照以上信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两相对比，可见只有寥寥数十字的李建成墓志属实“可疑”。

要探究这一点，必须回到那场改变唐朝历史走向的“玄武门之变”。

大业十三年(617年)农历七月，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李渊率军三万誓师，于晋阳正式起兵，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农历十一月间攻入长安，灭隋建唐。

唐朝建立后，李渊并未按照此前约定立李世民为太子，而是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一是源于西周时期奠定下来的宗法制影响十分深远，其核心便在于“立嫡（适）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

当然，历史上并非没有反例，从时间线上来说，最近的便是隋文帝立嫡次子杨广为太子，但也许正因如此，李渊在亲历了隋朝此后种种祸患，对此更加心存担忧，在他看来，李世民与杨广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二人都是“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其二便是李建成作为嫡长子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虽然与李世民相比存在诸多不足，但作为储君是绝对足够的。在经过种种考量后，李渊选择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并且自信有能力平衡二人之间的关系，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二人各自为营谋取利益，摩擦不断，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

玄武门之变，墓志上的“秘密”

“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

墓志上只用寥寥五十五个字，简单概述李建成的一生，而墓志全篇最重要的文字便是谥号“隐”字。

在《旧唐书·李建成传》中，对李建成的最终谥号“隐”字有着详细记载——李世民登基之后，就立刻给李建成的谥号定为“隐”，后来也没有更改。

然而在墓志中，表示谥号的“隐”字有着明显的修改痕迹。

有专家参照《唐会要》中群臣对李建成所属谥号争议一事的记载，再结合墓志修改后残留笔画推断，认为修改前谥号为“灵”字，后才改为“隐”字。

在唐朝史书中，关于李建成的记载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对其评价也持贬义态度。例如新旧唐书中，将起兵建唐的功劳几乎都归于李世民，而对李建成的功绩过往避而不谈，反而记载了许多李建成排挤，加害李世民的斗争。

其实不难理解，史书中对于李建成的书写秉承着淡化，甚至于矮化的原则，就是为李世民暴力手段夺取皇位，寻找一个合理化的原因，尽可能降低舆论指责。

这一点，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说：“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败亡后，李世民除了急于达到消除李建成在皇族内部影响的目的，同时还担忧着世人对他的评价。

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料对李建成的记载存在着李世民的“私心”。

那么为何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将李建成的谥号由“灵”改成“隐”字呢？

按照古代谥法，“乱而不损曰灵”，“灵”作为谥号具有强烈的贬义；“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隐”表示平庸，作为谥号并未含有太多的贬义。

谥号的改动，既是对史书内容的有力佐证，同时也间接证明了李世民在对李建成的复杂心理。

一方面，作为皇位斗争的胜利者，对政治话语权的掌握使得他必然将自己划入正义阵地，那么李建成自然便成为反叛的一方，淡化矮化李建成形象也是必然选择，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将二人从族谱中剔除出去，剥夺他们皇族身份，以庶民看待。

直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为了昭示恻隐之心，又“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

另一方面，谥号作为李世民对自己兄长的评价，也关乎着后人对他的评价，中肯的“隐”字，既没有高高在上的胜利者姿态，也充满了对兄长的惋惜，由“灵”字到“隐”字，没有一贬再贬，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事实上时隔千年，现在很难考证“隐”这个谥号的评定，究竟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对骨肉血亲的怜悯，或许二者皆有，但孰轻孰重，不得而知。

在定下这个谥号之前，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心必定经过了一番复杂挣扎，不过个中细节很难再知晓。只是通过这块仅有五十五个字的墓志，唯一能够确认的是，李建成的谥号从“灵”到“隐”，看似只不过更改了一个字，却展现了李世民的仁义胸怀，体现出千古一帝的高明之处。

参考资料：

光明网：李建成墓志：碑石上的千年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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