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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秦朝使者路遇山鬼，受托转交一块玉璧给高池君，又得到了一句“今年祖龙死”的神秘预言，这些来自鬼神世界的信息到底应该怎么破译呢？
神秘人
严格来说，谁都没法做出可靠的破译，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只是零散的碎片，串不起逻辑链条。所以这件事可以成为传播学的一则案例，因为凡是这类情况，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被添枝加叶，所有的缺环都会被补全的。于是在唐朝章怀太子为《后汉书》所作的一处注释里，引述了《春秋后传》的一段内容，活脱脱一篇玄幻题材的微型小说。
故事当中，那名秦朝使者变得有名有姓了，名叫郑容。神秘人也有外貌特点了，“素车白马”。我们知道，秦朝奉行五德终始说，在所有颜色当中崇尚黑色，神秘人偏偏全白，而且，白色又是丧服的颜色，当初太子丹在易水送别荆轲，正是“满座衣冠似雪”，后来秦朝灭亡，子婴投降，形象也是“素车白马”。
素车白马的神秘人来跟使者郑容打招呼了：“您去哪儿啊？”
郑容回答说：“我去咸阳。”
神秘人自报身份说：“我是华山君的使者，想拜托您转交一封信给高池君。等您到了咸阳，经过高池的时候，会看到一棵很大的梓树，树下有一块纹理特殊的石头。您只要拿起那块石头叩打树干，就会有人应答，您把书信给他就好了。您可不要私自拆开书信，只要您把书信好好送到了，您就会得到丰厚的酬答。”
当郑容来到高池，找到梓树，叩打树干，果然听到有人应答，而接下来，郑容仿佛做梦一般，看到眼前是一座宏伟的宫殿，有人出来取走了书信。过了一会，郑容听到宫殿里边有声音说：“祖龙死。”
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还有很好的悬念设计。华山君使者叮嘱郑容不能私拆书信，这正好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很想知道书信的内容。而郑容依照要求完成了任务，书信被取走了，信里的内容似乎就这样成了谜。在读者刚刚生出一丝失望的时候，情节忽然有了转折，收信人读出了书信的内容，刚好被依然在宫外没有离开的郑容听到。
我们从人名推断，华山君应当是华山的山神，高池君应当是高池的水神，而华山和高池都离咸阳不远，看来当地的鬼神界正在沟通着一个重要信息：祖龙就要死了。
祖龙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始皇显然意识到祖龙可能指的就是自己，但又不愿承认，于是勉强把祖龙解释为人的祖先。估计秦始皇心里最担忧的解释是这样的：“祖”指的是开国始祖，至于“龙”，秦朝在五德终始说里属于水德，500年前秦文公出猎的时候，水里出现过一只黑龙，那就是水德的祥瑞，那么“祖龙”说的就是自己没错了。
龙的演变
今天我们读这段记载，会觉得“祖龙”既然有一个“龙”字，自然是指皇帝。但是，当时还没有产生“真龙天子”的说法，龙虽然被当作一种神通广大的生物，但地位远远谈不上崇高。前边讲过，古代中国的朝廷礼服有一整套规定图案，统称十二华章，上衣的图案一共6种，由高级到低级的排序是日、月、星、山、龙、华虫，龙仅仅排名第五。
直到宋朝，高级官员依旧可以使用龙纹，所以王安石也遇到过一起“祖龙”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在王安石过世的前一年，一天凌晨，看门人见到一名小厮送来一支用青布包裹着的白杨木笏板。王安石看到笏板以后，非常不快，把它扔在了墙根底下。那笏板上写着5个字：“明年祖龙死。”
显然，这里的祖龙，指的就是王安石了，王安石自己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才会气急败坏。
这件事出自宋朝笔记小说《孙公谈圃》，是由孙升口述，刘延世记录成文的。孙升是宋英宗朝的进士，在北宋的党争当中站在旧党的一边，饱受新党迫害，所以在《孙公谈圃》里边没少说王安石的坏话。王安石收到死亡预言的故事也许只是旧党人士的以讹传讹，但故事里边反映出来的细节是不差的，“祖龙”并不对应着当朝天子，而是对应着王安石，宋朝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
话说回来，当秦始皇意识到山鬼预言了自己的死期，自我开解说山鬼只能预言当年的事，这里边其实也有玄机。当时已经进入秋季，而秦朝以十月作为岁首，这就意味着一年将尽，马上就到明年了，秦始皇认为自己只要顺利挨到明年，死亡预言自然也就失效了。
移民迁徙
当然，稳妥起见，还是要占个卜才好。占卜的结论是“游徙吉”。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在建议秦始皇做两件事：一是巡游，二是迁徙。
迁河北榆中三万家；赐爵一级。
秦始皇真的照办了，第二年马上开始了自己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游，而在本年度最后的日子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这就是《资治通鉴》记载的“迁河北榆中三万家，赐爵一级”。
这段史料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资治通鉴》抄错了一个字，把“北河”写成了“河北”。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的时候竟然没发现这个抄写错误，把“河北”解释为“北河之北”，所谓“河北榆中”，大体上是黄河上游，位于咸阳的正北方。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把北河、榆中的居民迁徙到别处，其实刚好相反——可以参照《史记·六国年表》的说法：，“徙民于北河、榆中”。秦始皇应当是把内地的3万户人口迁到了北方和匈奴接壤的地带，这种事当然太招人恨，大概是为了补偿这些移民，所以给他们整体提升了一级爵位。
命运之叹
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赵正书》，开篇就讲的是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游途中生了重病，于是唏嘘感叹，说天命难道真的不可改变吗，自己已经知道今年要死，不知道的只是具体的月份和日子，所以才会巡游天下，希望可以改变气数和命运，但看来改变不了了。
这一段内容，刚好可以和祖龙预言合拍，说明秦始皇搞的国民大迁徙也好，最后一次巡游也好，都是为了努一下力，看能不能扭转命运。这些内容既然大概率上只是小说家言，我们倒也不妨再借助一部小说——民国文人蔡东藩的《前汉通俗演义》—来体会一下秦始皇当时的心理活动。话说当占卜得到“游徙吉”之后：“始皇暗想，我可游不可徙，民可徙不可游，不如我游民徙，双方并作，当可趋吉避凶。但又恐山鬼所言，今年当死，一或出游，未免遭人暗算，我且在年内徙民，年外出游，便可无虑了。
于是颁诏出去，命将内地百姓三万家，分徙河北榆中。百姓并无事故，又要离乡背井，扶老携幼，辛辛苦苦的历碌奔波，这种不幸情事，真是出诸意外，没奈何吞声饮恨，遵旨移徙去了。”
“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应当是当时的史实，如果我们采取无神论的立场，就只能推测这次人口迁徙是为了充实边地人口，巩固长城防线，或者像司马光那样，只保留事实，不揣测理由，还把原本怪力乱神的因果关系直接删除。但也许当时真的流传着不祥的谣言，所以在下一年刚刚开始的第3天，秦始皇就忙不迭地出游去了。
这是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也是一次未能完成的巡游，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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