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正值大清盛世，不管是国力还是吏治都达到了封建专制时代的顶峰。国力自不必说，当时大清的财政收入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也是三分之一。至于吏治方面，乾隆在这一时期下手也非常狠，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
乾隆继位之初，在谕旨中就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批高官成为其倡廉肃贪的刀下鬼。
御史能想起来的就有：乾隆六年，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千两白银被正法；二十二年，勒索部属的云贵总督恒文被赐死，山西巡抚蒋洲侵吞帑银被斩首；三十三年，侵吞盐引的两淮盐政高恒处死；三十四年，以开矿营私的贵州前巡抚方世隽、现任巡抚良卿正法；三十七年，云南布政使钱度勒索部属被处死。
以上仅是所列之一端，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四十年以前，乾隆帝对贪官向来不手软，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心腹重臣丝毫不讲情面。
然而了解乾隆朝历史的读者可能不认同此论，因为这中间毕竟还出过个一个特例，乾隆六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卢焯，在审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时，收受汪氏贿银五万两。案发后，乾隆帝亲自裁定，留下了卢焯一命。
纵观乾隆中叶的肃贪史，贪官免于一死的仅有卢焯一人。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乾隆惩贪并不彻底，其中似乎掺杂着个人私情呢？
卢焯一案的大致经过
根据《清史稿》 卷三百三十七的记载，卢焯是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初年以知县入仕，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十分卖力，也很能干，深受雍正帝的器重。后来累迁知府、督粮道、按察使、布政使。雍正十二年，升任福建巡抚。
正史中对卢焯的评价还是较高的，他久在地方为官，政绩卓著，爱民如子。乾隆三年，卢焯调任浙江巡抚并兼理盐务。在浙抚任上，卢焯做了不少造福地方的事情：
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属七县银米十之二。又奏陈盐政诸事：请禁商人短秤；饬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征课不得刑比，等等。
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吴龙弹劾卢焯收受贿银，乾隆令闽浙总督德沛就地查办。此案牵连不少浙江官员，其中就有杭嘉湖道吕守曾（此时已升任山西布政使）、嘉兴知府杨景震。他们被逮至浙江巡抚衙门不久后，畏罪自杀。
卢焯一案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按律当斩。德沛正要上奏乾隆定罪的时候，却发现杭州有数千民众来到了巡抚衙门前为卢焯诉冤，请求朝廷网开一面。
乾隆七年，卢焯被拟为绞刑，因卢焯主动认罪，并退还了所有赃款，乾隆格外开恩，改判发遣巴里坤军台效力。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浙江，他视察了海塘工程，在此期间他听闻了浙江百姓对卢焯的高度评价，乾隆念其实心办差，下旨将卢焯召回。乾隆二十年，卢焯授鸿胪寺卿，不久署理陕西巡抚。
当然，卢焯的后半生也不是很顺利，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讲的重点，所以略过。主要探讨的还是乾隆为何要对卢焯网开一面，并且还重新委以重用？
能臣免死或是另有原因
毫无疑问，卢焯是乾隆朝有名的能臣，他兴除利弊，政绩卓著，在百姓中颇有声望。所以不少人就认为，乾隆之所以放卢焯一马，就因为他是个好官。
御史窃以为此论站不住脚。前面提到，乾隆中叶不少大官因贪腐落马，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是能臣。比如两淮盐政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能臣，他整顿盐务，缉拿私盐方面很有一套，在任期间朝廷的盐税不断提高。
况且高恒的背景比卢焯要硬很多，他是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可即便是贵为国戚，乾隆也没有饶他一命。还有兵部尚书鄂善、山西巡抚蒋洲，他们也是干臣，且受贿银两也没有卢焯多，但同样也是难逃一死。
这就证明，乾隆赦免卢焯，政绩、能干绝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能做到尚书、总督、巡抚这个位置上，很少是庸才。
那么到底是什么救了卢焯一命呢？原因也不难找，无非就是两个字——精明。
乾隆皇帝有一个不良的嗜好，就是喜欢收罗天下的奇珍异宝，并且多次明发谕旨让地方督抚进贡。名为进贡，其实说白了就是乾隆在勒索敲诈地方督抚。
皇上勒索督抚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督抚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去购买各种珍奇异宝，路无非两条，要不就是效仿乾隆勒索下属，要不就是勒索百姓。
可问题是，督抚勒索下属或百姓是个高风险的行为，一旦控制不好尺度就很容易出事。前面提到的几个大官落马，几乎都是勒索下属事发而被治罪的。
督抚的日子过得也挺难，一旦事发为了脱罪，往往就会牵扯到乾隆头上。比如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案发就供称，说弄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将屎盆子扣在了皇帝头上。而卢焯却能咬紧牙关，抱着横竖是个死的态度，不扯任何与皇帝有关的事。
乾隆对于进贡的弊端心里就没点数吗，当然不是，只要督抚懂事，不要扯上他，那么是死是活就有商量的余地。
与卢焯一样，乾隆四十五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同样也是因勒索下属被举报，结果被和珅查了一个底朝天。
李侍尧也是一个精明的人，同样也不牵扯到皇上的头上。和珅更聪明，他看到李侍尧这么懂事，坚决不给李侍尧拟斩立决，而是拟了一个斩监候。结果这两个人都得到了乾隆的器重。说到这里，大致也就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