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的汽车公司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辆现代汽车。在清帝国，洋务改革中创办的首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经历了13年的兴盛期后，因改行官督商办之路，于是开始急速跌落，快速走向了下坡路。
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意之事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业元老、八大船商之一的王永盛，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该商号的一名船夫吞下毒药后跳水自杀，素以厚道饱受赞誉的王氏家族因此事被卷进汹涌的道德审判当中，“为富不仁”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王永盛其实也很无奈。沙船是一种极古老的传统船型，它方头方尾，船身扁长，船底平坦，多桅多帆。在咸丰道光年间，沙船运输业空前繁荣。一艘沙船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年可往返七八次，获利极其丰厚。时人称:
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
最盛之时，上海港有沙船5000余艘，船夫10万余人。但好景不长。1842年《南京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帝国对外开放港口，欧美轮船涌入，传统沙船客货运输业迅速被挤压到几乎崩溃的地步。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沙船根本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仅数年光景，各口通商之处“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大批沙船闲置港内，无所事事。王永盛的船队也是如此，那名自杀的船夫已几个月没有活干，家里揭不开锅，自己又有病在身，还欠着船主几十两银子。船主早上心情恶劣吼了该水手一顿，水手转身就寻了短见。沙船商们没有办法，只好集体推举王永盛等大船商为代表，向官府呈文恳求，希望将大豆生意重新划归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1862年之前，清廷实施豆禁政策，自山东登州与牛庄往南的大豆运输，只有本土商船可以参与。上海的沙船业正是靠着这笔业务，才能在洋轮的冲击下维持一线生机。欧美轮船公司当然也很想进入这一领域。1861年，英国驻华公使与恭亲王就此事有过交涉。为免得罪英国，同时又能保住本国沙船业，清廷想出一条两全之策，即允许英国商人参与大豆南运，但他们只能雇用中国船只前往登州与牛庄装载大豆，不可雇用洋船。1861年底，太平军攻占杭州、宁波，进逼上海。英方再度就解除豆禁一事与总理衙门交涉，提议说若通商口岸有各国商民从事贸易，各国自会协助清廷保卫该口岸以维护自身利益。清廷正欲“借师助剿”，担忧拒绝这一要求会刺激英国“转而与贼暗通”，遂同意解除豆禁，允许外国商船参与大豆运输业务。随后，上海的沙船业便集体陷入了没生意可做的境况。
在给官府的呈文里，船商们列举了多项理由，试图说服清廷重新维持豆禁。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沙船业破败会影响朝廷的漕粮海运。漕粮长年来一直由沙船垫款采办，再由海路北运至天津。沙船在天津卸下漕粮后，会在山东装运大豆南返。解除豆禁意味着沙船北上无利可图。沙船不肯北上，漕粮海运必会受到冲击。二、沙船业关系到10多万名船夫的生计，这些人集体丧失谋生手段，很可能激起民变。当时担任署理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承认这两条理由是成立的。他将船商们的呈文转给总理衙门，建议朝廷认真考虑船商们的要求。
重启豆禁意味着出尔反尔，意味着得罪欧美列强。刚刚经历过“庚申之变”的总理衙门绝不愿采纳这种请求。而且，沙船船夫的就业问题对总理衙门来说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一只要这些失业者不武装闹事，他们的境遇便不必太关心。当然，安抚政策还是要有的，比如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一一所谓免税不过是换个好听的名目，毕竟沙船没了生意，这些苛捐杂税早就收不上来了。朝廷不愿支持，面对轮船航运业也无优势，古老的沙船只能接受退出时代的命运。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上海，更多的欧美商轮涌入中国。1865年，上海的沙船“就疲乏，无力出洋，大半废搁”’。到1873年，上海的沙船规模已从极盛时的5000号跌至仅500号，且“有日少无日多”，有活干的日子少，没事做的日子多。
但漕运的问题必须重视，毕竞漕运关系到京城数十万军人和公职人员的吃饭问题。沙船不愿干了，得有个解决办法。朝廷最初的计划是修复运河。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立即引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他们上奏说:运河搞了800余年，竭尽全力，其运输能力也不过是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何况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实在不明智。而且搞河运需要修复船只，需要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来这么多钱?之后，朝廷又计划由政府出资，将闲置的沙船买下来，组建官方的漕运船队。但此举也被认为极不划算。据苏松太道应宝时估算，收买可装运50万石粮食的旧沙船船队(约300多只)，需耗银75万两，每年的修理费需26万两。李鸿章见到这笔账目后惊呼“修理费太巨，骇人听闻...收买济运，实属毫无把握”。
思虑再三，李鸿章于1866年采纳了应宝时的另一项建议:“官买夹(甲)板船”，也就是由官府出资购买洋轮自建船队来运输漕粮。据应宝时的估算，20万石漕粮，收买沙船船队来运输的话，需要两三百条船，管理成本、维修费用与人力支出都不低。如果购买小一点的洋轮来运输，只需要二三十艘就够了。船少，管理起来就容易，维护成本也低，人力支出还会大降。而且，沙船速度慢，南北往返两次要八个月;洋船速度快，六七个月就可以往返三次，这也能节省成本。李鸿章将应宝时的这番估算比较写进了呈递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之中。
文中恭亲王奕诉不反对使用洋轮运输，只是漕运归户部主管，李鸿章的建议最终须交给户部商议。户部回复称，洋人居心叵测难以约束，沿海居民失业流离者甚多，最好还是疏浚运河。户部之所以坚持恢复河运，是护食心态在作怪。
漕运是户部最大的蛋糕，是各色官员发财致富的沃土，正所谓“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太平天国起事后，东南半壁摇动，漕运一度几近于无。如今战事已平，漕粮日增，户部绝不愿意将这块蛋糕拱手让人。总理衙门无奈，只能在给李鸿章的回复中说:
际此中原多故，于势处两难之中，急需筹一美备之法，固不能节外生枝，亦不能因噎废食，其中有不可明言之隐，阁下高明，自能洞察。”
所谓“有不可明言之隐”，指的便是户部宁可去整修运河，也不愿让出漕运这块蛋糕。
李鸿章之外，丁日昌、曾国藩等地方督抚也试图引入洋船来维持漕运。
1867年，曾国藩上奏说，江苏的漕粮体量在各省中最大，自运河淤塞之后，长期依赖沙船海运。曾国藩担忧沙船一天比一天少，“江浙漕米愈多，必致无船可用”。鉴于朝廷内部有仇洋情绪，对洋船与洋人均不信任，曾建议说，不如先做试点，由商户出面雇买洋轮，官府再与商户合作运输粮食，若效果良好且无负面事件发生，就可以把这办法全面推行起来。为防户部反对，曾国藩还建议在试点时只用洋船运输田捐米，暂时不碰漕粮正供。
试点在1868年获得成功。户部不甘心漕运易手，又在朝堂上以洋船抵达天津的时间比沙船晚(实际情况是洋船的起运时间晚了一个多月)、洋船吃水太深进港困难、天津货栈数量不足以消化洋船的运输规模等为由，反对以洋船运输漕粮。曾国藩期待中的全面推广因此落空。漕粮问题的解决也因此停滞了四年之久。
官办轮船运输业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已是1872年。契机是内阁学士宋晋的一道奏折。宋在奏折中攻击洋务改革的重要项目福州造船厂，称该厂已拨用经费达四五百万两白银，却没给朝廷提供任何帮助，实属浪费一一如果说该厂制造的轮船可用来“制夷”，如今的情况是中外议和，并不需要与洋人开战;而且，即便与洋人开战，该厂生产的轮船也“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质量也比不过洋人。所以，该厂的存在“名为远谋，实同虚耗”，造出船来也只是放在那里虚耗维修费用。宋晋建议将福州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全部关停，至于那些已经造出的船，可以租给富商使用，用租金来支付维修费用。
宋晋的奏折站在了反对改革的立场，但他的批评其实是有道理的。江南制造局与福州造船厂的造船事业，确实是一个只有投入不见收益的大黑洞。因造船的目的是供给国家使用，并非售卖谋利。每一艘轮船造成后，即意味着下一艘轮船的制造需要一笔新的财政支出，造好的轮船每年也都需要养护维修的费用。如此这般运转，结果就是轮船造得越多，政府的财政负担就越大，迟早会来到一个无以为继的临界点。宋晋的奏折只是提前引爆了这个问题。
宋晋提出了真问题，总理衙门无法假装看不见。造船厂不可能关停，因为它是改革的重点项目，是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一干人等耗费了极多人力、物力、财力和心力，才建设起来的。船厂的存废相当于改革的风向标。但造船厂的经费问题确实需要解决，造出的轮船全部闲置确实不是个事，得拿出来用，得产生收益。总理衙门最初的设想，是将造好的轮船分配给各省使用。哪个省分到了哪艘轮船，就由该省负责承担这艘轮船的制造成本和维护费用。这种做法形同“摊派”，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而且轮船分配给各省后，也未必能发挥什么作用。若被各省搁置起来，还是会招来反对者对改革的攻击。于是总理衙门又想出一个办法:允许商人雇买轮船。可是，在李鸿章与曾国藩看来，这个办法也是行不通的。首先，福州与上海造出的轮船质量不上不下，“装载不如商轮之多，驶行不如商轮之速”，商人普遍更愿意直接雇买洋轮;其次，商人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与官府打交道，要想吸引商人来租赁朝廷的轮船，实在是极为困难。曾、李二人的主张，是利用这批轮船与民间资本合作，成立一家轮船公司。
总理衙门在1872年初致函曾、李，要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3月曾国藩去世后，事情完全落在了李鸿章的身上。李鸿章认为，目前的情况是轮船运输市场已经被洋商全部占领，中国商人租用朝廷官船加入竞争，必会遭到洋商的集体排挤，得自己去创建货栈、保险等配套的设施与制度，成本极为高昂。所以，要想让本国商人愿意参与，朝廷必须得派出在商人中有公信力的人来主持这件事，还得将漕运这桩业务委托给轮船公司，用来给轮船公司兜底，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有业务可以做，不必担心被洋商排挤破产。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正式上奏请求“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这一次户部的阻挠没有成功，毕竟有一批耗费巨资建造的轮船闲置在那里亟待使用，亟待产生收益。三天后，李鸿章的请求获得批准。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清廷创设的第一家近代公司。李鸿章极为兴奋，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成立招商局被誉为“中国第一好事”，是自己“开办洋务”以来的“最得手文字”。
“官进民退”与疯狂“报效”
对于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动机，学者吕实强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价:
在创办招商局的过程之中，在中央的恭亲王等和在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始终在和衷共济、尽心竭力地合作。他们的目的，也是在图谋国家的富强，没有任何显著的证据可以看出他们在筹划建立轮船航业的同时，也是在考虑他们个人权势的扩张事宜。招商局的创立，是他们耗费无数心血换来的成果，官督商办制度的产生，则是他们珍惜时机，迁就事势，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但是，吕也承认，“官督商办”这种特殊制度，“对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发生了相当或重大的阻碍作用”。自1873年创立至清廷灭亡，这近40年里，轮船招商局的产权变化纷繁芜杂，始终跳不出官僚资本与民商资本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游戏。
这一吞并与反吞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商资本不敢入股的“官商合办”时期。
1872年8月，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出台，明确规定企业的性质是“官商合办”。《条程》没有明确商股的权利与义务，也没有涉及公司股权的具体分配，且规定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可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这些规定，成了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胡雪岩等巨商均对投资招商局不感兴趣。
同年12月，招商局不得不进行首次改组，重拟《招商局条规》28条，明确规定了华商股份的权利。如凡有股份者皆能享有分红，再如招商局的轮船，不管是招商局自己的还是入股商人折算的，官府若要调用，都必须按市场价支付租金，如有损毁必须由官府负责修理，如果损毁严重无法修理，必须按船价向招商局支付赔偿的银两。《招商局条规》也明确了官府的领导权，具体来说就是由李鸿章派过来一名总办，总办会带着关防大印上任，“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
商股的权利有了规定，但将招商局业务的栽断权交给官员，对商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民商资本仍然裹足不前。招商局的开办经费(包括置办轮船、租建上海天津等地的码头和栈房等)，约需现银40万两。李鸿章当时委派出身沙船世家的候补知府朱其昂来负责筹措这笔钱。朱四处奔走，将自己的身家全部投了进去作为示范，也只募到现银1万两，另有10万两认股始终在犹豫没有缴款。最后只能由李鸿章自官款中拨出20万串制钱作为开办经费，“以示信于众商”
第二个阶段，是盈利颇丰的“官退商进”时期。
招商局勉强用官款启动之后，很快便陷入经营困境。原因之一是主持业务的朱其昂懂沙船但不懂轮船，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招商局在以衙门的方式运作，所以仅半年时间就亏损了4.2万两白银。亏损引起了朝中舆论的责难。
为扭转局面，1873年7月，李鸿章改派唐廷枢与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唐、徐二人有在洋行工作的经验，甫一上任就向李鸿章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的要求，还建议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二人站在民间商人的角度，认为招商局的“官商合办”模式是错的。这种模式意味着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没有经营的权利。赚了钱还好说，一旦赔钱，民间商人就要吃大亏，民间资本不敢投资招商局的主因便在这里。唯有将“局务”(也就是企业的经营权)改由商人主持，招商局才有希望。
唐、徐的要求得到了李鸿章认可。新的《轮船招商局局规》规定:招商局资本100万两，先收50万两，分为1000股，每股500两。每100股推举一名商董，再由众商董之中推举出一位商总。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经营与管理由商总和商董负责”。也就是说，投资者对公司业务拥有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商董推选出来之后，要将该人的详细信息报送至北洋大臣李鸿章处备案。很显然，唐、徐的目的是引入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管理层由股东推举产生，再向李鸿章报备;而非由李鸿章指派，再带着北洋大臣颁发的官印来招商局办公。
这项改革带来了非常直观的效果。唐廷枢与徐润分别在招商局投资了10万两和12万两白银(后来还有增加)。企业的运营规则顺了，又有唐、徐的示范效应，投资入股者遂蜂拥而至，仅在第二年(1874年)，即实收股金47.6万两，基本完成了预定50万两的招股目标。到1881年，不但募足了100万两股金，股票行情也节节看涨，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经营上了轨道，招商的业务构成，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蜕变成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载客载货的商运增长迅猛，很快就超越漕运成了核心业务。杀入客货运载领域必然要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竞争。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以及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商战。在一干熟悉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三次被逼握手言和，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互相约定不再打价格战。
官退民进时代，招商局的盈利情况如下:1873年得利6.7万余两;1874年得利13.5万余两;1875年得利15.1万余两(该年外商联手压价相逼);1876年得利34.9万余两(该年与太古公司展开商战);1877年得利41.9万余两(与太古公司继续商战);1878年得利76.6万余两(本年已与太古公司议和);1879年得利67万余两。
第三个阶段，是“官进民退”走向巨额亏损的时期。
1885年，是轮船招商局由盛转衰的关键年份。在此之前，轮船招商局的上面虽有北洋大臣这个“婆婆”，但经营上基本走的是“商办路线”，是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基本模式在运作。1885年之后，徐润被撤职，唐廷枢被调离，盛宣怀以李鸿章指派的官身，而非股东推选的商董身份人主轮船招商局，企业经营迅速退化成了“官办路线”。
变化始于中法战争。战争期间，法国军舰曾开到上海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引发上海市面恐慌，发生了金融风潮。后来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又波及招商局的部分业务，如自红河运米北上的商道不再安全。业务上的冲击，引发人事上的连锁反应。1883年底，李鸿章以招商局业务不振为由，将亲信盛宣怀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后，盛宣怀迅速查出徐润曾挪用部分招商局资金从事房地产生意，又因金融风波地价暴跌而未能填回款项。此事引发李鸿章震怒。在李的支持下，1884年底，盛宣怀迫使徐润以招商局股票和地产做抵押，然后将其扫地出门。不久之后，唐廷枢也被以相似的理由排挤出局。
1885年，招商局完全落入盛宣怀的控制。
随后，盛宜怀迅速将招商局引向了“官办”。以“官督商办”的总纲领为依据，盛在局内宣布了新章程，核心规定有二:一、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包括用人、财务等，全由督办大员调度管理，督办的任免须经北洋大臣批准;二、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各条船的买办，须由督办举荐再由官府任免。换言之，招商局由公司转型成了衙门。
盛宣怀
李鸿章支持盛宣怀，弃用徐润与唐廷枢的直接原因，是徐、唐二人挪用了公款。深层原因则是彼此对轮船招商局的定位存在分歧。金融风潮发生前，徐、唐二大多次向李鸿章提出，招商局已走上正轨，官府应自经营中全面退出，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比如，唐、徐二人1881年向李鸿章呈递禀文说:
“官商本是两途，名利各有区别。轮船揽载为利非为名.诚以体制攸关，官似未便与民争利;经营之术，商亦未便由官勾稽。是夹杂官商，实难全美。”
这些话，显然是在否定“官督商办”。李鸿章当然也明白“官督商办”存在问题，但他同样明白，“官督商办”是朝廷允许设立轮船招商局的重要前提。李是政坛中人，要算经济利益更要考虑政治利益，他至多只能做到在经营上尽可能放权给徐、唐，却绝无可能允许招商局官商分家。
尤其让李鸿章不安的，是中法战争期间他不断被慈禧敲打揉捏(如在给李的谕旨中多次夹附措辞极为厉害的弹劾奏章)，更因《李福协定》成了朝中清议集中攻击的目标。而轮船招商局又正是清议攻击李鸿章的重要内容。如秦钟简在《请罢斥李鸿章片》中说:
李鸿章出其资财，令人贸易，沿江沿海，无处不有，深恐启衅洋夷，则商本亏折，是以断不欲战。夫既不欲战，则断不能战。
这是以杀人诛心的手法，将李鸿章的主和立场，解释成担心战争损害轮船招商局的商业利益。这种指控不需要证据，也无法辩解，是否会酿成灾祸只在于慈禧太后信或者不信。恰于此时，轮船招商局因上海金融风潮发生经营上的困难，成了朝中舆论关注的对象;继而又被盛宣怀查出徐润、唐廷枢等人存在挪用款项无力偿还的事情。面对这种“主动给对手输送炮弹”之事，李鸿章的恼怒可想而知，所以他才会在徐润的辩白文书上写下“几致败坏全局”“殊为可恨”这些极重的斥责字眼。
李鸿章曾对张佩纶说，1884年的甲申易枢让他“念之心悸”，心悸的原因当然是自己也身在这波谲云诡的局中。心悸之下，李鸿章只能快刀斩乱麻，简单粗暴地让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取代徐润与唐廷枢，并吸取教训支持盛出台新企业章程，以加强官府对招商局人事、业务与资金的监督，以免再出事故成为被人攻击的把柄。
盛宣怀的新章程在招商局股东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官府任命的督办总理公司一切事务，等同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作为出资人的大股东完全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各地方分公司的总办原本由股东推荐，如今也全归督办任免。其结果必然导致这些分公司负责人只对盛宣怀一人负责，而不再对公司股东的利益负责。此外，盛宣怀还在公司内部编制了一套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垂直控制网，最终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独多”的局面。企业变回衙门，招商局成了盛宣怀的独裁王国。民商资本见势不妙，纷纷开始退出招商局。1885年也就成了这家旗帜性的洋务企业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企业变衙门还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招商局自此沦为了向朝廷“报效”的工具。所谓“报效”，实际上就是官方勒索，要求企业股东将利润拿出来无偿献给朝廷。自1891年起，清廷要求招商局每年“报效”白银10万两。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又被额外要求“报效”贺礼5万两。1896年，南北洋公学堂成立，招商局又被要求每年“报效”白银8万两。此外还有北洋兵轮经费“报效”，也是每年6万两”。即便如此，朝廷中许多人仍不满意。1899年7月，大学士徐桐上奏说，招商局、电报局和开平煤矿这些企业，在与洋企业的竞争中“有收回利权之名，无裨益公家之实”，说是要从洋人手里收回利权，其实朝廷并没有拿到多少钱，且“赢余利息如何酌提归公未经议及”。所以是时候好好制定一个规矩，让这些企业向朝廷上缴利润了。随后，朝廷派刚毅南下对这些企业进行查账。自此，原本已呈亏损状态的轮船招商局，又不得不再次拿出每年盈余的20%交给朝廷，具体数额是每年“捐纳”12.4万两，再“报效”6万两。如果盈利超过一定额度，还得再增加“报效”;如果盈利不足，“报效”额度也不能减免，须延期到以后的年份补足。
1901年，早已失势的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将轮船招商局变成自己的提款机，袁不但驱逐了盛宜怀，还往里面派入大量官僚以取代地位本已有限的“商董”，衙门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盛宜怀后来说，1903-1906年，“四年之内，产业既有减无增，公积亦有少无多，抑且亏空百万，局势日颓，人人得而知之。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数十万，商情敢怒不敢言”。
1891-1911年，这20年里轮船招商局共向清廷无偿“报效”了白银135.396万两。此外，清廷不断压低漕运价格以减少政府支出，还导致1899-1911年轮船招商局的漕运业务成了亏本为朝廷做贡献，共计亏损98.4万两白银。这两笔资金加起来共计约234万两，相当于轮船招商局1907年资本总额(400万两)的58%。如此这般熬到民国初年，轮船招商局早已从昔日的明星企业，变为巨债缠身奄奄一息的状态。
郑观应的诊断与药方
轮船招商局的命运不是特例。晚清所有存在民商资本的洋务企业，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漠河金矿等，全都有相似的经历。
所以，浙江商人汤寿潜才会感叹说，“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并断言如此这般搞“官督商办”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为戏人之猴焉而已”一一不闹到股本全部来自民间商人，利润全进了官方口袋，绝不会罢休。
所谓矿股云云，不过是拿人当猴耍。
广东士绅麦孟华也直言不讳:“中国公司，以官督办，事权号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蚀，莫敢谁何，诸商股息，越数岁而不一给，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败矣，否亦一人专制，听其经划，既患才绌，复至侵吞，名虽为商，实同官督，以君权而行之民事，安在其不败也。”“官督商办”体制之下，权力全在官员手里，他们随意侵吞利润，商人却拿不到该得的红利，可谓毫无办法。实在是名为企业，实为衙门。
曾积极入股这些洋务企业，并在招商局里担任过重要管理职务的郑观应，后来写了一首诗，如此总结这段“官进民退”的沉痛往事:
轮船招商开平矿，
创自商人尽商股。
名为保商实剥商
官督商办势如虎。
这位放弃科举，从商多年的知识分子，曾在外国公司长期担任要职。结交者既有欧美来华的知名人物，也有晚清的朝中大员和在野名士，较之同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有着更开阔的视野与更完备的知识结构。所以，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对晚清的时代病症，有着较之同时代人更精准的诊断和更对症的药方。
这诊断与药方，大体可分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项。
郑观应
政治改革方面，郑的诊断是清廷的政体已落后于时代。这种制度下，政府不忧人言，也不怕民怨，往往“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孜孜于以汲取为要务，而从不履行该负的责任。治病的药方是设立议院与国会，让朝政可以付诸公论、与民意接轨，而非决策于深宫、掌控于一二人之手。
郑观应第一次上书请求开设国会，是在1884年一一中法战争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慈禧的独断专行、以国事为弄权工具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份上书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的呼吁没有停止。在郑看来，议院有一种好处，就是可以连接民意，“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政府的运作与民意有了联结，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就会有“我的国家”的意识，而这正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基础。
经济改革方面，郑的诊断是“但有困商之虐政，而无护商之良法”，朝廷只想着如何从商人身上谋利，从未尽过保护商人合法权益的义务。治病的药方是“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富民的手段是“以实业为总枢”，将发展实业放在核心位置，而发展实业，又决不能走轮船招商局的歧路。
郑还说，要想让这个国家的工商业发达，让这个国家的企业可以与欧美强国的企业竞争，一定要抛弃“官督商办”思维。中国的航运业，之所以远远不如日本的航运业，就是因为我们在玩官督商办“政治不良”;只有做到“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中国的工商业才会有希望。
1893年，郑的《盛世危言》正式出版。1895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读过之后，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督抚。皇帝的推荐让《盛世危言》成了畅销书，据说坊间盗版翻刻达10余万部之多。
然而，盗刻虽多，知音却无。在清廷最后十余年里，以议院联结民意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始终只是虚幻的梦想，慈禧更乐意操弄权术;轮船招商局式企业，也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1922年郑观应去世时，轮船招商局仍笼罩在“官督商办”的阴影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