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听见养父母在那个雨夜呼唤我名字的方式——他们手指轻点自己的心口,然后指向我。
无声的爱,却震耳欲聋。
那是一九八五年末的事了,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观念正慢慢转变,但对残疾人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我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小镇车站的长椅上,裹着一条已经湿透的小被子。
据养父后来比划给我看的,那天下着瓢泼大雨,他和养母赶着收市回家,在候车亭看见了哭得喘不过气的我。
养父叫李德福,四十出头,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常年在县建筑工地上做些活计。
养母李金花比养父小两岁,是个勤快的女人,虽然聋哑,却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我是在一盏煤油灯下长大的孩子,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煤油灯是夜晚唯一的光源。
每到夜晚,养父会坐在那张他亲手做的木桌前,借着黄豆大的灯火,给我比划着讲故事。
他的手掌粗糙,满是老茧,却能在空气中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形象来。
养母则常坐在一旁,一边用针线缝补衣物一边看着我们,眼里盛满了宁静的光。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从未感到过匮乏。
我家住在村子最东头的一间土坯房里,院子不大,却种着几株月季,那是养母的心爱之物。
每到花开时节,养母总会折一枝别在我的发间,然后笑着比划:我们家的闺女最俊。
老房子的墙角有个小柜子,那是养父做的,上面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那是全家的宝贝。
虽然养父母听不见,但他们会把手放在收音机上,感受它的震动,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学校里的孩子不懂事,叫我"哑巴的闺女"。
"哑巴的闺女,哑巴的闺女。"他们在我身后起哄,有的甚至学着养父母比划的样子,怪声怪气地笑。
我曾一个人躲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哭,回到家却什么也不敢说。
养父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第二天傍晚,他牵着我的手去了那些孩子家里。
他没法说话,只能把自己平日做木活的手艺图样摊在桌上,然后指指我,又指指自己的心。
邻居们看懂了他的意思——"她是我的心肝"。
"德福啊,你别往心里去,娃娃们不懂事。"王婶拉着养父的手说。
"就是就是,以后我看谁还敢欺负你闺女,老娘第一个不答应!"张大娘也帮腔道。
从那以后,没人再敢叫我"哑巴的闺女",我有了新的绰号——"木匠的闺女"。
八十年代末,我们村通了电,第一批电灯泡照亮了黑暗的夜晚。
养父特意为我做了个小书桌,就放在电灯下面,那是我读书写字的专属天地。
那些年,家家户户生活还很困难,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养父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扛着他的木工工具箱,去县城的建筑工地上干活。
养母则在家做些手工活,有时是给人缝补衣物,有时是编些草帽竹筐卖钱。
每到集市那天,养母都会拉着我去赶集,带上自己做的手工艺品换些钱。
"金花啊,你这双手真是巧,这篮子编得多好看啊!"集市上总有人这样赞叹。
养母虽听不见,却能从别人的表情读懂意思,总是腼腆地笑笑,然后继续低头忙活。
我渐渐长大,家里的小木柜上摆满了我的奖状。
初中毕业那年,养父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一枚铜质的工人模范奖章,那是他年轻时候在公社大队的荣誉。
他用力拍拍我的肩,比划着要我好好读书。
我懂他的意思,他希望我能走出这个小山村,过上比他们好的生活。
"德福,你闺女能考上高中吗?县高中一年学费可不少呢,家家都嫌贵。"邻居王婶不经意的一句话如同一把刀插在养父的心上。
那时候的农村,不少家庭都把孩子初中毕业就送去打工了,上高中是件奢侈的事。
养父却在一个月后,把家里唯一值钱的老式缝纫机卖了。
那台缝纫机是养母的嫁妆,陪伴了她二十多年,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
我至今记得那天晚上,他站在院子里,对着月光反复比划着一个动作——双手合十,然后向上伸展,像是在祈祷什么。
养母站在一旁,眼角闪着泪光,但她没有阻拦,只是默默点头。
高中三年,我每天早出晚归,在油灯下苦读。
那时候的教科书都是黑白的,我却从中看到了彩色的世界。
高三那年冬天,我发了高烧,整个人昏昏沉沉。
养父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去镇医院,那时还没有通往山村的公交车,更别提什么"摩的"了。
他在医院外的雨中站了一夜,鞋子湿透了也不肯进来。
护士阿姨后来告诉我:"你爸爸怕自己听不见医生叫号,耽误你治病,就一直站在外面。"
那一刻,我在高烧中清醒过来,泪水浸湿了枕巾。
县医院的老医生看了我,摇摇头说:"这孩子累着了,得好好休息。"
他给我开了些药,嘱咐养父要我多休息。
养父小心翼翼地把那几张皱巴巴的药方和药单收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回家后,养母熬了一锅鸡汤,那是邻居家送来的母鸡,据说是专门给病人补身子的。
那碗鸡汤,是我人生中喝过的最香的一碗汤。
在养父母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很快好了,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村里来了辆摩托车,是邮递员送来的录取通知书。
"恭喜啊,李家有大学生了!"邮递员扯着嗓子喊,一下子招来了半个村子的人。
养父把那封沉甸甸的信捧在手心,像是捧着一块金子。
养母则在一旁搓着衣角,眼圈通红。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可能要离开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小山村,离开我的养父母。
我离开村子的那天,满村的人都来送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嘱咐着:"大学城里人多,别吃亏了。"
"记得写信回来,德福和金花虽然看不懂,但村里有人帮着念。"
养父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他做了二十年木匠积攒下来的六百块钱。
在八十年代末,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我在大学里安心读书了。
他比划着:有困难就回来。
我发誓那天看见他眼角有泪,可他却摇摇头,用粗糙的手指把它抹去了。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一心扑在学业上。
那时候通讯不便,打个长途电话还要到邮电局排队,我只能偶尔写信回去。
虽然养父母看不懂,但总有热心的邻居帮他们读信,也帮他们回信。
每次收到养父母的回信,总是歪歪扭扭的几个字:"闺女,好好学习,家里一切都好。"
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找到了工作。
那年夏天,我认识了陈明,一个干净利落的城里小伙子。
他父母都是有稳定工作的"单位人",家里条件比我好得多。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他第一次问起我家人时,我犹豫了一下。
"他们……是手艺人。"我含糊其辞。
九十年代初的城市,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对农村人、对残疾人的偏见依然存在。
我害怕说出真相会失去这段感情,却不知道,隐瞒只会让未来的路更加艰难。
我们恋爱一年后,陈明提出带我回家见父母。
他家住在市区一栋单位分配的楼房里,两室一厅,窗明几净。
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茶几上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这在当时都是"阔气"的象征。
陈母细细打量着我,问起我的家庭。
"他们在农村,是聋哑人。"我终于如实相告,心跳如鼓。
餐桌上一时安静下来。
陈父放下筷子,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
陈母则假装没听见,转而问我:"你大学专业是建筑设计?现在工作怎么样?"
我知道,他们不满意我的家庭背景,但看在我有大学文凭和体面工作的份上,没有当场反对。
回去的路上,陈明握着我的手说:"别担心,我父母只是需要时间适应。"
我点点头,心里却忐忑不安。
半年后,我们决定结婚。
陈家提出要见我的父母,我只好回村接养父母进城。
养父母第一次坐长途汽车,紧张得脸色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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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那天,养父特意穿上了他唯一一套像样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还是八十年代初的款式。
养母则穿了她珍藏多年的花布衫,头发也认真梳理过。
他们站在陈家的门口,局促不安,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席间,陈父陈母客气有加,但眼神中的审视和距离感让我心如刀绞。
养父母因为听不见,也说不了话,只能点头微笑,显得格外尴尬。
饭后,陈父把陈明叫到一边,我听见他低声说:"孩子,你要考虑清楚,这样的家庭……"
婚礼是在城里办的,简单而温馨。
养父母穿着我给他们买的新衣服,站在宾客中格外拘谨。
婚宴上,陈父借着酒意对我说:"孩子,城里生活不容易,以后少回老家吧,往前看。"
我不知如何回应,只能笑笑。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陈父继续说,语气放软了些,"你也别太在意,日子是自己过的。"
婚后,我们住在陈家给买的一套小两居里,生活平淡而安稳。
不久,我怀孕了,陈母来照顾我。
某天午后,她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明明,我和你公公商量了,孩子出生后,最好不要经常带他去看你那边的老人。"
"为什么?"我心头一紧。
"残疾人家庭……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再说了,村里条件差,孩子去了容易生病。"陈母的话听起来有理有据。
"他们把我养大,从未让我感到任何不便!"我声音颤抖。
"那是你小时候不懂事。"陈母叹气,"现在不一样了,你要为孩子的未来考虑。"
那晚,我和陈明争吵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试图安抚我,"但我妈说得也有道理,毕竟孩子以后要上学,要和其他孩子交往……"
"所以你是觉得我的养父母会让我们的孩子蒙羞?"我声音哽咽。
"我不是那个意思,"陈明有些急了,"我只是站在为孩子考虑的角度。"
"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和感恩都教不好,谈什么其他教育?"我摔门而出。
我一气之下坐长途车回了老家。
养父见我回来,急忙比划着问我怎么了。
我强忍泪水,说只是回来看看他们。
"闺女,是不是在城里受委屈了?"村里的王婶看出我的不对劲,关切地问。
"没有,就是想家了。"我勉强笑笑。
养母却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温柔地抚摸我的脸,眼神里满是询问。
她拉着我坐下,用手指了指我的肚子,又指了指自己,做了个摇篮的姿势。
我点点头,她立刻笑了,又比划着问我月份多大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晚,我躺在儿时的小床上失声痛哭。
二十多年来,他们从未让我因为他们的残疾而感到自卑,反而教会我如何坚强面对一切。
而现在,我却因为旁人的闲言碎语,开始质疑这段关系。
清晨,我被屋外的响声惊醒。
推开门,看见养父正在院子里忙活。
他搬出了许多木料,凿凿敲敲,不知在做什么。
"德福这是做啥呢?"路过的邻居好奇地问。
"听说是给城里的外孙做摇篮呢!"有人回答。
我站在门口,看着养父忙碌的身影,泪水再次涌出。
第二天早晨,养父拿出一个旧铁盒子,从里面取出一本折旧的存折。
那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封面已经泛黄。
他用手比划着,这是他们这些年为我攒的钱。
养母在一旁点头,指指我又指指远方,意思是让我带着钱回去好好过日子。
我打开存折,上面零零散散记录着这些年来的存款,最早的一笔是我出生那年。
总共一万二千三百元——这是他们毕生的积蓄。
我眼前浮现出养父冬天手冻裂的场景,养母在煤油灯下缝补衣物的身影……那些年,他们省吃俭用,却从未让我觉得匮乏。
这一刻,我明白,真正的亲情不需要血缘,它存在于这些无声的岁月里,存在于每一个不求回报的付出中。
我拿起笔,在纸上写道:"我要带丈夫来看看我长大的地方。"
养父读着纸条,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三天后,我带着陈明回到小村。
一路上,陈明不停地问:"真的要去吗?会不会太麻烦他们了?"
"这是我长大的地方,也是我未来孩子的外公外婆家。"我坚定地说。
下了长途车,还要走一段山路。
陈明不习惯乡下的泥泞小路,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走着。
"这里冬天下雨,路特别难走,养父就是在这条路上背着发高烧的我去镇医院的。"我指着脚下的路说。
陈明愣了一下,没有接话。
养父特意穿上了那件他最好的蓝布衬衫,在门口张望。
远远地看见我们,他激动地挥手,又急忙回屋叫养母。
养母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红烧肉、清蒸鱼、炖鸡汤……虽然简朴,却是他们的心意。
陈明看着这个简陋却整洁的小院,看着养父母忙碌的身影,一时无言。
饭桌上,养父用他那双粗糙的手,艰难地比划着祝福我们的手势。
养母则笑着,不停地给陈明夹菜,生怕他吃不饱。
"多吃点,多吃点。"她用那不标准的发音说着,脸上带着慈爱的笑容。
饭后,养父拿出了几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写着日期和我的年龄,笔迹歪歪扭扭,却格外认真。
有我上学第一天的照片,有我拿着奖状的照片,还有我大学录取时的照片……
这些年,他们把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珍藏起来。
陈明翻看着这些照片,眼神渐渐柔和。
养父又拿出了他刚做好的木制摇篮,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然后指了指我的肚子,再指指摇篮。
"他是说,这是给我们孩子准备的。"我对陈明解释。
摇篮做得很精致,上面还雕刻着花纹,一看就是费了不少心思。
陈明摸着摇篮光滑的边缘,点点头:"做得真好。"
那晚,我们住在我小时候的房间里。
陈明躺在床上,长久地沉默着。
"你的养父母……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他最终开口,声音有些哽咽。
"他们只是不会说话,但他们的爱和任何父母一样深沉。"我说。
"对不起,我错了。"陈明握住我的手,"我被偏见蒙蔽了双眼。"
返城前,养父塞给我一个木雕——那是一个小小的房子模型,屋檐下站着四个小人。
我一眼认出,那是我们一家四口。
"这是他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我对陈明说。
陈明接过木雕,仔细端详着,突然发现每个小人的表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你养父是个了不起的手艺人。"他由衷地赞叹。
回到城里后,我和陈明商量,买了城郊的一套两居室,接养父母来城里住。
"他们在乡下住惯了,会习惯城里的生活吗?"陈明有些担忧。
。"我坚定地说。
一开始,陈父母有些抵触,但当他们看到养父如何用他的手艺把破旧的旧家具修补一新,看到养母如何把一个简陋的小院收拾得温馨舒适,他们的态度渐渐软化了。
"你爸爸的手艺真好,"陈母有一天悄悄对我说,"那个修好的柜子,比新的还结实。"
"是啊,他做了一辈子木匠,什么都能修。"我笑着回答。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健康的男孩。
养父母和陈父母都乐开了花,两家老人围着孩子转,一时间忘记了彼此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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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母则将她的针线活用在了孩子的衣物上,一针一线都是爱的痕迹。
今年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饭桌上,养父再次做了那个我熟悉的手势——手指点心,然后指向我。
这一次,他又加了个新动作,指了指我的孩子,又指向自己的心口。
陈明看见了,轻声对我说:"他是在说,你和孩子都是他的心肝吧?"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陈父举起酒杯,对着养父说:"德福啊,今天我得敬你一杯。你把明明养育得这么好,我们全家都感谢你。"
虽然养父听不见,但他从陈父的表情和动作中领会了意思,笑着举起了自己的杯子。
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因为爱,走到了一起。
在那一刻,我明白,真正的家不在于住在哪里,不在于是否有血缘关系,而在于心与心之间那份无言的牵挂。
那些没有声音的爱,往往能穿透最深的黑暗,照亮一个人的一生。
如今,每当我看着养父母和孩子一起玩耍的场景,我都会想起那个雨夜,想起他们第一次呼唤我名字的方式——手指轻点心口,然后指向我。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动作依然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用一生的行动告诉我:爱,不需要语言;家,不需要血缘。
它们只需要一颗真心,和愿意守护彼此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