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争议、转向与新闻传播范畴

【摘要】新闻传播是指媒体向受众发送新闻与反馈的过程，将其视为新闻活动的全部，已经陷入传播学的迷失。美国传播学遭到美英一些学者的批评，我国一些学者则将其奉为新闻学的理论范式，把新闻与传播学称为新闻传播学。美国传播学实际是沟通交流学，新闻学研究被排斥。新闻传播有其独特的模式、范畴和规律，不是传播学的翻版。

【关键词】传播学的争议；传播学的转向；新闻传播的范畴

传播学的范畴过于庞杂和浅薄，框架也不稳定，除媒介理论和欧洲批判学派外，用传播学指导新闻学，不过是浑浑噩噩、晕头转向的企望。比如，大众传播的著名公式“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这一尽人皆知的常识，是对话语传播的直白描述。如果将其视为深奥的原理，用于阐释新闻传播模式，只能导致“白开水一杯”。我国台湾学者杨孝溁编译的《大众传播与社会》一书强调，许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大众传播的领域和其他学科相互重叠，把它视作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可能的。该书著者指出，许多传播学著述没有提出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重要命题，诸如“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论”和“受众反馈说”，在新闻学中早有论述，只是提法不同、重视的程度不同。

从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表译文《公共传播》，到2020年我国翻译和编纂的西方所谓传播学书籍有近百种。40多年来，我国新闻学界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文章数不胜数，但绝大部分观点是舶来品，充满对传播学的崇拜。国内推崇传播学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有较为成熟的、自成体系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框架”，以“更高层次、更广阔的视野提出并验证具有普适意义的原理”［1］；“传播学通过研究传播效果和传播策略，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了宣传和推广的理论依据。新闻从业者可以借助传播学的指导，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宣传方案”①……把传播学视为登峰造极的学术成果，显露出几许学术迷信的味道，同西方许多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

实际上，美国出版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教材把众多原理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结论有什么缺陷，后来如何被学者修正，盛行的某些观点被实证考察所推翻，陈述得清清楚楚。从塞佛林、坦卡德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到巴兰和戴维斯所写的《大众传播理论》一书，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学科的不完善和观点争议。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工程师香农和韦弗论证传播技术传送信号时，提出从发射器到接收器途中噪声的干扰及其解决方法，被一些论著机械地照搬过来，用于社会信息传播。丹尼斯·麦奎尔和斯文·温德尔对香农—韦弗模式的误用，做过十分客气的批评。他们写道：“克劳德·香农及其合作者沃伦·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图解模式，却一直被行为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类推用于各自的领域。当然，技术问题不同于人的问题，但是在以后的许多人类传播模式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香农—韦弗模式的一些痕迹。”[2]信息传播的技术规律和社会信息传播理论根本不同，把技术现象和社会信息规则混为一谈，是传播学的舛误之一。我国的某些论著将这类舛误视为新闻学原理，照抄不误。

传播学不只研究新闻传播，还探讨各种信息传播，打开海阔天空的研究边界，大量原理的适用范围被放大，更不能被新闻传播实践所证实。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认为，不同类型的“传播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经由科学调查来证实。它们之中的许多关键主张和现实证据相抵触。最后，这些理论的支持者放弃了寻找支撑这些理论的证据的努力，对这些理论的关注也随之消散”[3]。有关传播模式论、魔弹论、有限效果论、两极传播论、沉默螺旋、培养理论、说服理论以至议程设置论，多次被西方学者所诟病，称其并非“具有普适意义的原理”。艾弗雷特·罗杰斯说：“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已遍及世界，或是在原则上得到修正，以适合当地的情况，而在其他地方，也受到坚持不同学术传统方向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抨击。”[4]那种把传播学视为“更高层次、更广阔视野揭示信息传播的本质和规律”的说法，不符合传播学的实际价值。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悲观地写道，“有关传播的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传播学中也有一些陈腐的学说和昙花一现的新词语，尽管它们标榜为最终解释系统和权威的典范，但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跨学科发现和缓慢的传播学知识积累中，它们的价值日益衰退，最终销声匿迹”[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斯·凯瑞在2002 年举办的“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作演讲时说：“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传播学的发展是本世纪非凡的成就之一，它使得一群知识分子从事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但是这种发展并不一定有益于新闻学……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6]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2002年指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学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许多高校的新闻学院或新闻系，不仅把传播学作为核心课程，而且把新闻与传播专业改名为新闻传播专业，把传播学作为新闻学科的领头羊。不重视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研究，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令人释怀的是，传播学的所谓理论却被我国新闻界所拒绝，没有一个记者依据传播学去从事新闻报道，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都以新闻实践和新闻政策为指南。2022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新闻专业技术人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头脑，让笔下的新闻作品更有凝聚力、引领力、感召力和穿透力。新闻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新闻工作应当掌握行业政策法规和新闻采访、媒体融合等专业知识。该规定没有一处提到传播学，我国的新闻教育把传播学视为新闻教学的重心，值得新闻教育工作者认真反思。

西方有见地的学者指出传播学的弊端，提出传播学应从新闻学分离出去的主张，在21世纪初竟然成为现实。20世纪末，美国一些高校相继创立了交流学院或交流系，以培养产品营销和公共关系人才为主要目的。同时，以前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也发生了转变，回归了“communication ”的本意，将其称为沟通学或交流学。此后，在美英等国家，凡是提及“新闻传播”概念的文章，几乎全部使用英文词“news dissemination/news disseminating”来表达。英文“communication”从古至今没有传播的含义，1973年香港学者余也鲁将其误译为“传学”，1978年被内地学者推演为“传播学”而沿用下来，扭曲了“communication”的内在意义。1995年2月詹姆斯·泰勒教授发表了《从他律型组织沟通观向自律型组织沟通观的转变：处于风口浪尖的交流理论》的长篇论文，首次系统研究了团体内外分享信息、相互沟通的规则及理论。[7]1996年5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新闻主管发现最令人不安的三个主要趋势是，具有学术而不是新闻经验的教员，正在取消新闻作为独立的专业，以牺牲基本报道和写作技能为代价，更加重视交流理论的教学。”[8]当时美国个别高校的新闻院系不再开设新闻学课，而是以讲授交流或沟通知识为重。2002年阿斯坎·科尔讷和玛丽·安妮·菲茨帕特里克教授出版了《创建家庭交流理论》一书，提出家庭沟通理论的关系模型，围绕家庭成员交际的相关问题，论述了人际交往的图式和认知理论。此后美国接连出版了多本沟通理论与人类交流研究的专著，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沟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章。2013年小查理德·琼斯出版了教材《真实世界中的交流》（ communication in the real world）。该书指出，自从一百多年前在高校开始的对交流进行系统研究以来，有关沟通的定义已多达 126 种。“今天，可以发现所有沟通的不同元素都在交流部门进行研究。现在让我们讨论五种主要的沟通形式，这就是人际沟通、群体沟通、公众沟通、大众沟通，尤其是计算机媒介通信（cmc）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开辟了新的沟通方式。”[9]2016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多位教授将《真实世界中的交流》一书进行了改编，充实了新的内容，提出“社会沟通”有通信交互模式、交流事物模式和沟通交易模式，指出：“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交换信息而交流；我们通过交流来建立关系，形成跨文化联盟，塑造我们的自我概念，并与他人进行对话来创建社区。”该书包括沟通基础研究、人际交流过程、人类的文化交流、演讲的艺术、公共演讲的表达、小型团体交流、媒体与沟通、新媒体与沟通等十六章。该书列举例子，把沟通的多样性与组织沟通整合在一起，融入了种族、性别、婚姻、宗教和多元身份的信息表达和反馈特征。从此，美国以前的“communication studies”几乎全部转向交流和沟通研究，只有少量章节涉及大众传播、新闻业和议程设置的内容。[10]

2024年1月美国《人类交流研究》杂志创刊50周年，发表的纪念文章《〈人类交流研究〉50年理论反思：我们何去何从》（reflecting on 50 years of theory i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一文指出，自《人类交流研究》创刊以来，交流学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发展。然而，鉴于传播技术、政治话语、参与人际交流的方式以及对其多样性、包容性和重要性认识的变化，此刊展望未来，非常关注目前的理论和构建方式。无论是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从我们取得的进步来看，今后研究内容的重点是人际沟通、团体沟通、计算机通信、人类交流的意义和责任，以及信息分享、口头和非语言沟通的规则及反思。

显然，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传播学”，在21世纪初转向沟通交流学后，远离了媒体新闻传播的主线，主要培养的目标已不是新闻人才。正如罗伯特·里昂在《24个沟通专业的顶级工作》一文中所说，学习沟通专业适合从事公共关系专家、产品营销经理、品牌战略家、创意总监、广告经理、业务记者、新闻主播、演讲稿作者、演讲家、社交媒体经理、筹款专家、人力资源经理、撰稿人等职业。这种所谓的沟通交流学，比原来“传播学”的视野跨度大了数倍，大多停留在交往的操作层面，新闻学研究占的比例很小。如果把今天美国的沟通交流学照搬进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将给新闻教育造成更大的冲击。

新闻传播是指媒体向公众发送新闻，受众受阅新闻或作出反馈的过程，是继新闻报道后的下一个流程。在美国的沟通交流学中，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微乎其微。对我国新闻学而言，不摆脱传播学阴影，不可能探寻新闻传播的正确路径，甚至可能走向歪路。因为新闻传播是媒体向广大公众传送新闻的空间延续，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又要让受众理解新闻的意义。正如美国新闻学者所说，新闻传播是“意义共享的体系和过程……文本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到比最初参与者更多的受众中去，那么这个过程就应被准确地称为大众传播”[11]。传播什么样的新闻，用什么方式传播，如何正确、高效地影响受众的意向，是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范畴。

新闻传播赢得大量受众，取决于新闻内容与形式是否适合受众的口味，新闻满足受众需要的程度。媒体以重要新闻及其完美的形式满足或培育受众的信息需求，新闻才能被受众广泛认同和接纳，否则就被拒绝、遭到受众的冷遇。符合受众需要的新闻一旦在媒体上出现，会对受众产生吸引力，并转化为受众的反馈。有时，媒体传播负面新闻激发广大受众的惊醒，反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当人们处于愤怒、彷徨时，新闻为他们提供前行的力量和指引，（使其）对生活充满希望，拥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跨越难关的勇气”。[12]这样的新闻，对关注社会进步的受众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受众的新闻需求普遍具有隐性的特点，需要媒体有效占有注意力资源，主动地去发掘、去点拨，利用注意力资源达到新闻传播的最大覆盖率。

受众选择和受阅哪条新闻，不是新闻传播者的诱导和说服，而是新闻本身的吸引力符合受众的需要。新闻在传播中能否被受众首先选阅，例如读者站在报摊前决定买哪份报纸，先要阅读报纸上哪条新闻；观众打开电视机，究竟选择哪个频道，都是受众首选新闻的表现。受众首选某条新闻主要由新闻自身的某些因素所决定，这些因素主要有：“抢眼”新闻——新闻的显赫性抓住了受众的眼球；爆炸性新闻——勾魂摄魄的突发事件、政局突变、意外灾难等如雷贯耳；焦点、热点新闻——揭示社会问题的焦灼状态；独家新闻——以新闻的差异性与个性取胜。媒体不掌握受众首选新闻的规则，新闻传播充斥概念化、同质化和空泛化的俗套，受众就会转向别的媒体。站在受众角度传播新闻，解答受众思索的疑难问题，才能增强新闻与受众的互通感，成为受众抢先关注的新闻。

在信息爆炸时代，每天大量媒体发布无数的新闻，有吸引力的新闻都有重大新闻价值。传播正能量的新闻，要描述感人肺腑的细节，触动受众的心灵，再现新闻人物或经验成就的非凡事迹，以情节的起伏和转折吸引受众的目光。在描述人物的外貌、动作、心理活动和语言时，要细致入微，突出新闻主题。任何新闻都不仅是客观事实的叙述，还要在展示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赋予情感，让读者清晰、深刻地感受到正能量新闻的思想境界更为重要。向受众传播负面新闻，同样要全面再现错误荒唐、卑鄙龌龊或为非作歹的事实，要陈述得具体、详实和历历在目，引起受众的反感、愤怒或警觉，表达媒体的正义感和爱憎分明的立场。传播新闻的关键是，推出一个简捷、鲜明、令人全神贯注的新闻标题，对受众的感官产生冲击力。在有限的字数内，新闻标题一旦激起受众的震撼或好奇，就能再现新闻主题的内在力量。成功的新闻标题首先体现在内容上，使用准确的语言把事实的性质凸显出来，标题具有视觉元素，受众就会目不转睛地进入受阅，整条新闻便立刻焕发生机与活力。

受众的关注与兴趣为新闻传播打开了空间，将其影响力转化为现实效用，反之则发生新闻传播的阻塞。比如，制度约束对政治新闻设置了严格禁忌，思想高压线不断亮起红灯，被政治排斥的新闻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美国人消费相同的电视网新闻，因此社会共识高涨，都把苏联视为共同敌人”，这一新闻传播效应，使“美国政府对政治议题和政治行动的观点频繁见诸媒体”。[13]不仅美国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新闻，都奉行“突出政治”的传播原则。时间一久，每天总是向受众传送此种同类新闻，受众就会失去耐心，像抛弃垃圾一样对“政治套话”新闻不屑一顾。受众是新闻的需要者，不是媒体的需要者，他们对付媒体的手段极其简单而奏效，就是毫无吝惜地抛弃它，让媒体失去梦寐以求的顾客。有的媒体不是没有受众追捧，而是缺少受众追捧的新闻。有了受众追捧的新闻，就会出现通衢广陌的新闻传播景象，冷新闻与热新闻赫然地显露出来。

大众的追求和文化习俗是决定新闻能否传播、传播是否广泛的根本动力。媒体冲破重重阻力，传播的新闻反映人民的祈望、信念和价值观，构成新闻传播的动力。我国受众渴望了解社会发展的新举措、提高人民收入的新政策，这类新闻的阅读率、收视率与点击率不断创造纪录。西方电视台经常播放议会辩论，不同竞选人的相互指责和揭丑，每次都有数百万、上千万人收看，第二天又往往把它作为谈资。把这类新闻拿到中国电视台播放，观众也许对前两次新闻感兴趣，接着就要抱怨电视台“对牛弹琴，不合耳目”，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各民族都在一定文化环境下生活，符合本民族文化与习俗的新闻，具有传播潜力，传播空间十分广阔。受众对异质文化又总是好奇，“奇闻”也会发生暂短的传播，但很难持久。西方电视台关于橄榄球、斗牛竞技的实况报道，每次都有成千上万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中国电视台播出这种新闻，最初一瞥也许感到新鲜，长时间播出将遭到观众的吐槽。因为这不是我国的民族文化元素，观众不可能兴趣浓厚，更不可能在脑髓中永驻。

新闻抵达受众在内容形态上可分为文字传播、图片传播、音频传播、视频传播和数据可视化传播五种方式，这些人所共知的传播样式仅是新闻传播的文本形态。按照内容、体裁与组合分类，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有纯消息传播、新闻与评论匹配传播、文本对比传播和ai媒体集成传播。媒体只传播叙事新闻，不表达对事实的态度，称为纯消息传播。这类新闻不涉及政治或某个集团利益，新闻事实没有好坏或优劣的属性，属于无倾向新闻。与此相反，有些事实对不同国家或利益集团有隐蔽的利害关系，媒体传播一定要对新闻进行分析，引导受众按照事实的真相理解事实。传播这类新闻最恰当的方式是，伴随新闻发表社论或评论，让受众认识新闻事实的倾向和利害。为了证明某种立场或观念的错误，媒体对某一事件报道时，把对立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同时刊发出来，让受众认识对立或不同媒体的立场。这类新闻的对比传播，大量见诸各国媒体。我国媒体从2025年2月1日至8日接连向受众传播美国、加拿大、丹麦和巴拿马媒体对特朗普要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新闻，让受众了解这些国家政府和媒体针锋相对的立场。ai媒体呈现的新闻集成，是智能网络每天采取的新闻传播方式，24小时不间断地向受众发送有关同一个事件的各国媒体的不同报道。上述四类新闻传播方式，根据新闻内容的差异和受众的需要程度，媒体作出相应选择，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播学”传入我国，国内新闻学界大都脱离新闻传播实践，机械地照抄美国传播学的四种模式，将其视为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一是拉斯韦尔的“5个w”模式，二是香农—韦弗噪声控制模式，三是以奥斯古德和施拉姆为代表的双向互动模式，四是施拉姆提出的系统论模式。西方学者提出的这类信息传播过程、环节或要素，能否构成新闻传播模式，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新闻传播模式揭示的是，新闻传受和引发受众反馈之间的构型，让人们获知新闻传播和受众反应的样式。考察当下新闻传播的实践，依据新闻扩散的形态、覆盖空间和传输路线，新闻传播实际具有以下五种模式。这些模式运行的内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新闻传播的不同规律。

（一）新闻的一级直达与终止模式

这一模式表明，新闻在一定范围被受众选择后，再没有向其他公众转传，媒体完成的是一级直达和终止模式。大部分新闻都按照这种模式沿着固定方向走进受众，受众从媒介获得新闻后，新闻的空间延伸也就终止了。这一模式的状态是：媒体报道的新闻一次完成全部传播过程，每个受众知晓后，没有向他人转告，这种默思标志受众获得的是冷新闻，信息平淡，没有激发受众振奋的元素。“默思”尽管包含受众对新闻意义的分享，但值得思考的东西微不足道，受众不会张扬自己对新闻的解读。这种直达终止模式显示，新闻既缺乏明显的传播动力，又缺少公开反馈的发酵因素，只能在有限区域内影响部分受众。这一模式揭示的规律是，适合局部受众需要的新闻，传播动力有限，传播空间与对象分布在媒体的周边，多局限于固定的受众群。

（二）网络新闻二级传播的雪崩模式

网络新闻具有压倒传统媒体新闻的强势，大都产生全方位的传播态势，呈现众川入海、雾集云合的新闻气势。在传统媒体没有建立网站时，门户网站每天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络的二级传播经常出现“雪崩景象”。为了迎合网民的需要和趣味，网络转载的新闻大多经过改写，成为新闻的衍生品。有关民生民瘼、违法内容和国外冲突性消息，网上很快出现信息密集、多种文本的聚合状态，热点新闻蜂拥而至。接着，大量网民进入网络，加入微博、微信、短信等互动新闻和点评，如同风吹潮涌，形成网络新闻的雪崩模式。重大网络新闻信息气势浩大，呈现扇形扩散，夹杂多维互动和争议，在极短时间把新闻推向全国、全世界，在大范围形成新闻热潮。

新闻传播的网络雪崩模式是对新闻事件的再造和重生，受众对新闻事件的不同点评，可能出现激烈或尖锐的意见对立，进一步推动事件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报道。这种模式使网上首次或相继传播的新闻被进一步充实，各种面孔的新闻有更大的感染力，新闻的覆盖面及网民的各种评论也急速扩大，一分钟内可能出现几百条跟帖。新闻传播气氛波澜壮阔，不断加大反馈声浪，新闻的震撼力和影响力空前放大。这一模式揭示的规律是，公众关注的新闻一旦由网络传播，受众对事件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许多受众的点评使媒体对自己报道的优劣也有清醒的认识。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网络媒体成为社会变动的立体镜像，是人类正确认知世界的有效手段。

（三）网媒新闻的智能分发模式

网络直接把新闻分别发送给用户，通过超强的计算能力掌握用户受阅新闻的习惯，向用户推荐其喜欢的新闻。网络平台还使用弹窗向用户推送新闻，把图示和简要的标题分发到用户手机的首屏上，向用户提示新闻的重要内容。网络新闻的分发传播，无需受众订阅、寻找就能获取新闻，每天有很大的新闻推荐量，极大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把报刊、广播电视与微博微信的受阅率远远抛在后面。用户接收新闻被智能机器的算力所控制，具有个性化和定制化，导致多数用户很难看到推荐之外的新闻。智能网络分发模式的规律是：分发新闻通过网络过滤，使受众接收的信息窄化，新闻传播的广阔视野被封闭，形成“信息茧房”效应。分发模式并非仅仅同用户的喜好和兴趣相关，新闻推荐还受平台的经济利益（广告收益）的支配，大量与其登载的广告相关的消息也被频繁推荐，用户不断收到垃圾信息。

（四）新闻的多级人际互动模式

新闻从媒体发出后，引起受众的关注和议论，受众不断相互转告，出现多路人际传播模式。由于新闻价值大，涉及受众切身利害，受众纷纷交流、发表意见，产生了劲爆的传播动力，出现二级、三级人际传播。这是热新闻的基本标志——新闻具有热量，迅速调动受众的注意力，激起公众的热议。许多人际受传者不是从媒体直接获得新闻，而是从其他受众那里间接获取信息，同直接从媒体获取新闻相比带有“级差”的意味。受众主动进行人际传播，在不同群体中多次发生，每一级受众又主动再次向熟人转告，受众面迅速扩大，形成广众、多路的传播态势。这种人际传播可能包含误差，以至偏离事件真相，使原有新闻以多个版本流传。但这一模式无限扩大了新闻覆盖面，使新闻产生不胫而走的效果。

这一规律揭示出，媒体的重要新闻或好新闻的受传总是与人际受传者互动，促成新闻的多级延伸。新闻内容涉及广大受众的利益与兴趣越大，人际传播的范围越广，持续的时间也越长。新闻人际传播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新闻同受众利害的相关程度，新闻分享不单在媒体与受众之间产生，也在广大公众中多层次地共享新闻价值。

（五）后续媒体的转载模式

这种模式又称多媒多级新闻传播，突破新闻发生的狭窄区域，传播范围多次被放大。如省级媒体的新闻被中央媒体转载，或被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媒体刊用，在多个地区或国家传播开来。价值非常大的新闻，一旦被其他媒体转载，可能发生二级、三级媒体依次传播，把新闻的覆盖范围扩展到多个后续媒介的受众群，扩大了新闻的影响力。这类新闻必然引起受众反馈，随之出现多路人际传播，使新闻的覆盖面达到最大极限。需要注意的是，媒体自主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是指那些“单纯事实”的消息。新闻具有记者分析事实的大量内容，“独创性”的叙述占有一定比例，构成新闻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转载这样的新闻要经原来报道的媒体允许，并支付一定报酬；未经原刊媒体的允许，不能转载，更不准改动新闻的标题和内容。

当一条新闻的价值突破某一地域的局限，适应更大区域的需要，新闻传播路径就会向更大空间延伸，出现其他媒体的转载。转载新闻的媒体与次数越多，标志着该条新闻的优秀等级越高，这是评选好新闻的首要标准。这一新闻传播规律标志，凡是具有全局指导价值的新闻都可能被中央级或地方媒体多次转载，各地政府或有关人士注意新闻事实的重要启示，甚至组织相关人士研究新闻提供的经验教训，以便改进工作。

在网络时代，网民遍布各个角落，随时把他们知道的事件传送到网上，媒体掩盖或延缓传播重要新闻几乎陷入尴尬。在网络信息环境中，每个网民不论其持什么意见，只要冷静地观察，负责任地、诚实地发表新闻和意见，都享有新闻传播权。但大量网民匿名发布不实消息，传播扭曲事实的新闻，已成为普遍的不良倾向。在网络时代，网民构成新闻传播的重要主体，扩大了新闻生成的规模。社交媒体给大众传播消息、表达意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简化了新闻分享的过程，新闻消费的成本也明显降低。但必须看到，社交媒体的新闻质量低于传统大众媒体，传播的新闻粗放、简单，传播的视频新闻大都来自手机的摄录，新闻形态和质量十分低下，出现大量虚假新闻和谣言。民众从电脑和手机上获取的新闻虽然丰富多彩，同时也受阅大量夸张蛊惑和充斥污泥浊水的消息。一些网络新闻栏目主持人为了提高点击率，传送内容张扬炫耀、夸大其词，掩盖和歪曲社会真相，削弱了网媒新闻的教益。

深受淫乱、性虐、仇恨、恐怖、杜撰与攻击性信息的骚扰，2017年美国社交媒体facebook招募3000名内容审核员，配置人工智能识别工具，期望提高新闻传播质量。不久facebook已有4500名审核人员②，成为社交平台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增强网络新闻传播影响力的重大措施。在我国，某些网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就向平台发送听来或编造的新闻，造成网络新闻的混乱。在网络传播普及的时代，所有网民都享有新闻传播权，但在确认某条新闻成立时必须知情，充分了解新闻事实的详情和内幕。网民的新闻传播权依附于知情权，知情权始终是一切受众和网民的天然权利。对一件事不全面、透彻地了解详情，传播这个事件必然含有虚假或错误成分，有意无意地对社会造成欺骗。知情不是简单地知悉某个事件，重要的是把握事件发生的原因，蕴含何种倾向，对公共利益有益还是有害。对事件的准确认知，构成知情的理性和完整标准。网民盲目地把看到、听到的事件发到网上，是网民传播虚假新闻、产生有害影响的普遍原因。

观察媒体上的重要新闻及评论，总有一些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的结论。诸如“官员职务消费可先治标后治本”“项目政府难免失职”“高屋价有利于穷人”“中国的某项发明吓得西方尿裤子”等信口雌黄的断言，虚张声势、哗众取宠。如果将其当作真理，只能自挖墙根、自毁长城。社交平台有一篇研究腐败问题的奇文，题目是《通过靶向肠道菌群调控人体的物质需求欲望有望提高廉政文化建设效率》。这长长的题目及其拙文说，肠道菌群基因组dna系统在人体的过度活跃和紊乱导致人贪污腐败的欲望，调控靶向肠道菌群可以减少人对物质的需求，阻隔滋生腐败的生物学诱因。这项“研究成果”令人贻笑大方，但也叫人暗暗吃惊。在有些人看来，治愈腐败已经无计可施，拿出这种愚昧至极的鬼主意诳人耳目，不能不让这家平台蒙羞。媒体传播新闻和言论，是非常严肃的思想活动，传统媒体和主流网站必须经过编辑的反复斟酌才能刊发。让秕言谬说随意传播，误导或愚化受众，只能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网民传播政治或同社会管理有关的新闻，要熟悉政治和社会管理，对国家的政务和政策了如指掌。网民通过主流媒体知悉社会现状和当前局势，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才可能对社会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生活消费出现的问题发表意见。网民传播新闻和言论仅凭一时激动和情感发作，见事起意、闻风而动，发到网上的内容就会误导受众。某些网民出于捍卫社会正义、以德服人的公心，把见到的重要事实告诉社会，需要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认知，达到明辨是非的思想境界。记者和网民都须具备传播新闻的素质，以求实、求真、利人和公正为基础，以知情、至善为准则，从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