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佛教的传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致是这样的：这不过是一个宗教的传入，增添了一点不同的东西，仅此而已。如果我们能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佛教的东传，其作用和意义都远不止此。
一般公认，佛教有东汉明帝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初左右。此时的印度，正处于希腊化时代末期，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第二篇文章希腊化时代-人类历史首次全球化浪潮。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出现了第一批造型雕像艺术，也就是犍陀罗雕像。
雕塑和艺术
除了哲学，古希腊的艺术水准也罕有其匹，其雕塑艺术更是独步世界，在希腊人进入印度之后，也把他们的人像雕塑手法带入了印度，不少皈依了佛教的希腊-印度人就开始塑造佛像。
可以说，犍陀罗佛像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完全不逊于希腊本土，相比希腊造像的健美和奔放，犍陀罗佛像显得更为肃穆庄重，吸引着众多信徒前来顶礼膜拜。而犍陀罗佛像，也随着佛教的东传进入东汉，而此时东汉的造像是这样的：
这是印度佛教第一次对中原的造像艺术产生影响，第二次是印度本土的佛像艺术，即所谓的秣菟罗艺术，也被称为玛吐拉艺术。该雕塑造型非常有本土特色，形体比例失真，姿态不一，表情极其夸张，不那么写实，但更有感染力。
这种造像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特别是藏密中，往往能看到类似的绘画或雕塑。
藏密中流行的明王忿怒相，其源头也来自印度教湿婆，这点在泰国也很常见，比如泰国的四面神像，就是印度教中的梵天。
而另一个在泰国非常流行的神帕皮拉，也来自印度教，是湿婆的第八个化身，呈骇人的忿怒相。
也就是说，在中国和日本都颇为流行的明王忿怒相，也来自印度。稍有联想能力的读者也会发现，以前家家户户贴的门神，或走进寺庙看到的四大天王像，也颇有这种愤怒之态。
很显然，这种造像也和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到佛教造像，在西域流行的石窟造像，也是印度传统（可以说，西域和山西等地所有的石窟艺术，都是印度传统），最著名的当然是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
巴米扬大佛就像是上文所述希腊化犍陀罗佛像的放大版，只是脸部没有希腊化时期那么立体，稍显柔和，更符合东方人的特征。而到了西域和中原之后，佛像的脸部进一步圆润起来，但细心的观察者还是很容易发现其中的传承关系，以及印度本土艺术思维的影响。
比较上面的犍陀罗佛像，龙门石窟的脸型平滑和圆润了很多，但眉眼之间的构图，却仍保留了很多共同点。
这就是佛教东传带来的第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作用：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的雕塑水平和技艺。
绘画
除了雕塑，佛教对中国绘画的产生也有很大的作用，在魏晋南北朝宗教人物画开始之前，中国绘画主要要么是壁画，要么是纹饰图案，一般都展现侧面或半侧面。
三国东吴湖州人曹不兴被认为是中土佛画第一人，他最早临摹印度传教僧侣带来的佛像：
时康居僧人会（即康僧会）携佛像从南方入吴，不兴曾加模写。其画迹早已散失。南朝齐谢赫曾于秘阁中见不兴所画之龙头，列入《古画品录》，评云：“观其风骨，名岂虚成！”
康僧会，也有详细的史料记载“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人物画像，也和印度脱不开关系。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拓本。
洛神赋的作者魏陈思王曹植，是被公认为引进梵呗第一人，和佛教渊源颇深。
绘画技法上未必是来自印度的印象，但如前所列举的门神忿怒相，在造型上则受佛教和印度影响颇深。其后隋唐兴起的山水画，其思想则也颇有取于佛老。
道教的壁画中，也颇多类似形象。
除了雕塑和绘画，佛教也带来了印度建筑。塔的原型，即佛教中的佛龛。但遗憾的是，印度最强大的石质建筑并没能传入。
音乐和音律
此外，上文所述的梵呗和随之而来的西域胡音也对中原影响颇深。在隋开皇年间，龟兹乐就已盛行于闾阎，当时的大小破阵乐、天授乐、长寿乐、太平乐，朝廷大乐都用龟兹乐，龟兹乐“霸占了”隋唐朝廷的管乐领域。并从长安而风靡全国，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盛唐时的长安，也都以西域胡儿的歌舞为时尚，安禄山就是靠着所谓的胡旋舞而深得玄宗宠幸的，唐宫廷中的乐舞，也大抵来自西域石国。白居易更是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琵琶行一首，可为明证。
而龟兹音乐，也大多有着印度根源：
龟兹琵琶七调起源于印度北宗音乐。龟兹乐娑陀力（宫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Shadja，般赡调（羽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Panchama调[2]。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后，在唐代演变成为唐代佛曲。
佛教还带来了印度音乐和对语言的研究。也就在这个时期，周颐创作了《四声切韵》，首次提出了平上去入四声，随后由沈约等人发扬光大，才奠定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为之后词曲诗歌的井喷式发展做好了准备。
文学和小说
文学方面，隋唐时和西域相近的地区流行佛教经变，以及随佛教流传而来的印度民间神话故事，不仅对中原小说（唐传奇）的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了众多绘画和雕塑内容的母题。
佛教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字，诸如大千世界，前世今生，孽债，孽缘，慈悲、有缘、众生、平等、劫数、渡劫、轮回、入魔等（还有很多）词汇，大多都是来自佛教和佛教世界观。
说到世界观，佛教带来的影响更大。在佛教传入之前，华夏人普遍没有轮回概念，宗教信仰大致停留于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水平上。传入后，大多数人开始笃信前世今生的存在（即便此人不信佛教），印度的阎魔王也漂洋过海，取代泰山王成了地府的主宰。隋唐时流行的十王说，就是印度舶来品和本土遗留混杂的最有力的证据。
四海龙王的概念也来自印度无疑。龙的印度原型是Naga，更接近于蛇，传入后翻译为龙。南北朝时期，有了最早的翻译自印度经典的龙降水的传说。从此，龙-龙王就和雨水产生了关系。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水中之神是所谓的河伯，想必小学生时读过西门豹治邺的读者都还有印象。河伯作为河神或水鬼的形象，至今在日本还有流传。
但龙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彻底中国化了，也就不再像印度的naja蛇了。
轮回学说的引入让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出现了重大变化，也大大拓展了文人创作时的想象力，后世汤显祖、袁宏道、屠隆等人的作品，无不托鬼神和来世以弥补今世的遗憾。老少皆知的传奇南柯梦，则完全可以视之为佛教的教理讲授了。
医学
读过金庸的人会发现，其小说中往往会出现一个精通药理和草药的印度高僧。这不是金庸的无端杜撰，而是在事实基础上做的合理想象。佛教刚传入时的魏晋南北朝人，就知道西域僧侣在医学上的不凡之处，比如世说新语所载：
于法开祖上述耆婆，秒通医法。。。郗愔行道甚精勤，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
郗愔是道教徒，有病很多医生都治不了，被来自西域-印度的盘僧于法开手到病除。
天文学
医学之外，天文学也是佛教带来的重点“学科”。古印度数学成就突出，故天文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虽说不如古希腊，但仍不可小觑。七曜九星的概念，就源自印度。唐朝的天文检测部门，曾一度活跃着大量印度专家：
甚至有印度人父子皆做到了唐朝天文机构的最高长官。从这个事实不难看出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天文学对我国天文历法发展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道教中的重要人物寇谦之（四大天师之一）所学习的《周髀算经》，是当时佛教徒输入的新“盖天”学说。其老师之一名为释昙影（这个名字不用我多说了吧）。
道教和民间宗教
佛教传入之际，正值道教慢慢从道家、方士和民间的传统中独立成派之时。汉末的黄巾，即有早期道教的影子。盘踞汉中五斗米教的张鲁，被孙策杀头的左慈，以及在龙虎山成道的张衡，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然而，早期道教在各方面都显得极为落后，既没有成文的教规，也缺乏庄重的礼仪，更缺乏统一的教义学说，以房中术（比如八王之乱时期的孙秀）和发放赈灾粮食来获取教徒（比如张鲁），其实是不入流的宗教。于是，有志改革的道教人士再次看上了佛教，还是上述的寇天师，他大量抄袭了佛教传入的律法，其中就包括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当然，道教还从佛教吸收了很多教义，轮回、渡劫也成了道教的理论。甚至有不少道士认为，渡劫是佛教抄袭道教。佛教中的观音菩萨也是盗取道教中的慈航道人。实在颇为可笑。
此外，佛教还带来了颇多思辨性，提高了中土思想的质量和深度。金刚经等经本就以因明逻辑学为基础。唐僧玄奘去西域所求的法门，被称为法相唯识宗：
“唯识宗之唯识论，主要是阐释：‘宇宙万有，皆心识之动摇所现之影像；内外二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心识所变；能变识有八，所变法则森罗万象，即所谓的万法唯识。’此外，本宗还依据主要经论，讲究“五位百法”、“种子现行”、“阿赖耶缘起”、“四分”、“三类境”、“三性”、“五性各别”之学。”
但由于唯识需要深厚的梵语、逻辑学和哲学功底，故很快在中土失传，剩下强调顿悟的禅宗一家独大，而曾经佛陀精妙的因明辩论，则沦为了士大夫秀抖机灵的“机锋”之争。
小结
佛教东传的影响和作用之所以被低估，一方面是某种心态在作祟，另一方面，则是佛教融入的太深，已经难分彼此（特别对普通人）。但实际上，佛教的传入，大大提升了中原的文明高度和品质，大大丰富了原本极为单一无趣的生活。若没有佛教东传，又将是怎样一番极度无聊毫无乐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