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陽路,舊稱南洋路,老靜安一條長不足五百米的僻靜馬路,常年被南側的都市摩天樓群投影所覆蓋。已少有人知道曾經的南洋路10號「惜陰堂」是中國近代民主政體和平更替的孕育之地。清帝退位和南北權閥妥協交接的幕後策劃者趙鳳昌 (1856-1938) 曾坐鎮於此,但這位在租界角落裡悄無聲息引導千年帝國大變局的謀略家沒有留下一磚一石的紀念,已完全銷匿在歷史的煙塵中。距離「惜陰堂」舊址以西兩個門牌號的一處花園洋樓便是聞名遐邇的貝公館,與其花團錦簇、流光溢彩的內外陳設一樣絢麗的是精巧包裝的故事,從掛在北京西路1301號原來的大門(現封閉)旁由公家機構1994年頒佈的「優秀歷史建築」銘牌開始一個傳說:「原為貝宅(貝祖治曾任中國銀行行長,是美國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之父)……1934年竣工。」短短不足百字的介紹,附着在同樣陳舊破損的面磚上,已堅持了三十多個春秋,不僅把貝祖詒 (1893-1982) 的名字和職務寫錯,還生造了一個竣工日期。考慮到入口現已改在南陽路花園處,如今酒店的主人將此銘牌又複製一塊放置在170號大門內,不慎又抄錯設計公司名稱,還特意在客廳牆上懸掛貝祖詒生活照,不遺餘力營造歷史人物舊居氛圍。

南陽路貝公館現狀,檐口券心石刻有代表主人的星形圖案
打開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南陽路貝公館已赫然在目,但這位貝先生並不是銀行家,而是顏料大王貝潤生 (1870-1941) 的小兒子貝義奎,以其字星樓,故而在建築中多用星形圖案花飾,竟被附會成伊斯蘭風格。已故女作家程乃珊因其夫婿是與貝家有姻緣的銅仁路綠房子吳家,多年前就寫過文章指摘此貝非彼貝的訛傳,且貝公館的建造要晚於1938年竣工的吳宅。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借用尚未完工的貝宅充當收容所,存照為證,貝家入住已是1940年。至於貝祖詒1931年再婚後的居所是在武康路,賃屋分處的貝聿銘只能在周末和父親團聚,直到1935年8月赴美。

1937年未完工的貝宅暫作難民收容所
吳中貝氏明嘉靖年間自浙江蘭溪遷入,至今已傳至十八世,在清康熙年間的六世兄弟四人中的兩支——蘅山公支和潛谷公支——瓜瓞綿綿,人丁興旺,到十三世各自出現一位商界碩才,即貝潤生和貝理泰 (1866-1958),兩人相差4歲,早年生活境遇迥異。貝潤生家境貧寒,16歲就到上海學生意,後來發家致富,和子女長年居住滬上;貝理泰是秀才出身,後轉向金融,培養三子貝祖詒成為銀行巨子,但其自身一直居住在蘇州西花橋巷內。貝潤生的後人大多移居海外,而貝理泰子嗣尚多在故土。這兩大支脈雖都有按輩分起名的傳統,如十五世聿字輩有九十多人,但彼此血緣其實已很疏遠,即使在老家的祠堂都不是一處。

園林路貝氏祠堂第一進,貝潤生建,現用作獅子林入口大廳 (《獅子林志》)
貝潤生雖不長住故里,並未忘卻鄉誼,1918年秋以9900銀元從辛亥元老李平書 (1854-1927) 手上買下業已荒廢的獅子林舊園,花巨資歷時九年恢復舊觀,後闢為族產「承訓義莊」,同時添置園東南面的隙地,增建家祠、族校、住宅,由園林路出入,功畢撰《重修獅子林記》。貝聿銘在上海讀中學的時光,「我的祖父堅持我夏天去蘇州,因為我是長孫……我在蘇州住了幾個夏天」,便有機會到獅子林里遊玩,晚年又幾度重訪設宴。祖父老宅已不復存在,這是唯一留下他少年記憶的故園,但他從不曾在相鄰的貝氏家祠祭祖。2008年當地政府特意重建乾隆年間潛谷公支七世貝慕庭 (1705-1769) 創設的貝氏節孝祠,更名貝家祠堂,位於山塘街桐橋堍,並派專人赴美向貝老通報。
在江南文人園林的傳承里一直蘊藏着維繫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穩定的三位一體價值觀,即文化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的高度重合共生,「詩書傳家」並不是單純的埋首青燈黃卷,而是由文化起步最終獲取政治話語權和財富支配權的必由之路。從拙政園、寄暢園到豫園,園主無一不是進士出身,集文化人、官宦與富紳一體的士大夫典型,依靠科舉晉陞,獲取地位和財富後,退隱鄉里,造園辦學,澤被後世,周而復始。貝潤生雖是洋場巨賈,依然不忘崇禮尊教厚生,在園林路上留下一份園宅祠學庄一體的傳統家族生活完整樣板遺產。
原標題:《此貝非彼貝——從南陽路到園林路 | 秦穎源》
欄目主編:舒明 文字編輯:吳東昆
來源:作者:秦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