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強：我演的南霸天和黃世仁是壞的，可這幾部樣板戲卻是極好的！

人生就像一條蜿蜒的河流，有時候一個不經意的轉彎，就能改變整個流向。陳強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這個河北漢子，原本只是太原城裡一個普通工人的孩子。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能讀完中學已經是天大的幸運。可誰能想到，1936年的并州中學，會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

那時候的太原城，到處都瀰漫著抗戰的氣息。年輕的陳強跟着同學們走上街頭，用戲劇喚醒民眾的抗日熱情。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他遇見了杜任之。這個看似偶然的相遇，卻像一粒種子，在他心裏生根發芽。第二年，他就跟着新生劇院的同志們一起去了晉西北，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延安的窯洞雖然簡陋，卻是孕育藝術的沃土。在魯迅藝術學院的日子裏，陳強像塊海綿一樣吸收着藝術的養分。戲劇系、音樂系，他來迴轉了個遍。說來也巧，要不是那次演出被冼星海看中，他可能就錯過了音樂這條道路。

陳強有個特點，就是學什麼都特別認真。在新生劇院時，他就跟着院長的夫人學舞蹈；到了魯藝，又鑽研起音樂創作。這種全方位的藝術修養，讓他在後來的歌劇演出中如魚得水。從寶塔山到太行山，從黃河岸邊到東北大地，這個年輕人背着簡單的行囊，用歌聲和表演點燃了無數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敵後宣傳

炮樓前的鑼鼓聲在夜色中格外清脆，陳強和戰友們把戲台搭到了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這些年輕的文藝戰士，每個人都揣着幾手絕活——既能演戲唱歌，又能扛槍打仗。他們像一陣風似的來去無蹤，今天在這個村子，明天又出現在幾十里外的敵占區。老百姓都說，這些八路軍的宣傳隊比游擊隊還神出鬼沒。

凌子風演的老大和陳強演的老二，把敵占區老百姓的苦楚演得活靈活現。台下常有老人偷偷抹淚，年輕人則攥緊了拳頭。戲演完了，老鄉們捨不得走，非要拉着演員們說心裏話。有個老大娘把幾個雞蛋硬塞給陳強，說："娃啊，你們來了，我們才知道共產黨沒忘了我們。"

這樣的演出，比發傳單、喊口號管用多了。老百姓看完戲，心裏就跟明鏡似的——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能過上好日子。有時候第二天，村裡就會有年輕人悄悄離家，去找八路軍。陳強他們雖然沒拿槍直接打鬼子，但這些演出比真刀真槍還讓敵人害怕。偽軍們都說："八路軍的戲班子比機槍連還厲害，看場戲能把人心都看變了。"

演好黃世仁

排《白毛女》那會兒，陳強為了演好黃世仁這個角色可沒少下功夫。他跑到邊區法院去旁聽審判惡霸地主的案子，仔細觀察那些地主的神態舉止。第一次在黨的"七大"上演完，台下的代表們氣得直跺腳。劉少奇同志看完戲到後台說："這個黃世仁不槍斃不行啊！"後來劇本就改了，加上了槍斃黃世仁的戲碼。

這戲越演越火，可陳強的日子卻不好過了。走在街上，孩子們見了他就躲，還有往他身上扔石子的。最厲害的一次是在河北懷來演出，台下的老鄉們氣得把手裡剛摘的果子往台上砸。一個蘋果"嗖"地飛過來，正好打在陳強左眼上，疼得他眼前一黑，差點栽倒在台上。可戲不能停啊，他硬是眯着腫得老高的眼睛把戲演完。

文工團的老戰友們常拿這事打趣他："老陳啊，你這是用生命在演戲！"陳強卻覺得值。有次在邊區演出，一個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說："同志啊，你演的那個黃世仁，跟我家那個挨千刀的地主老爺一模一樣！"聽到這話，陳強覺得比什麼獎賞都強。他知道，自己演的不僅是戲，更是老百姓心裏的苦和恨。

戲裏戲外

陳強的戲之所以能這麼打動人，全憑他平時下的苦功夫。他常說演員的腦子得像個中藥鋪，什麼藥材都得備着點。他平時最愛觀察生活，街上看見個賣糖葫蘆的，他能盯着看半天，把人家的一舉一動都記在心裏。等演戲需要時，這些積累就都派上用場了。

說起演反派，陳強有自己的一套理兒。他覺得演壞人和演好人目的一樣，都是為了襯托真善美。就像他演的黃世仁越可恨，就越顯得喜兒可憐。後來他改演喜劇，也是為了讓老百姓在辛苦勞作之餘能開懷一笑。但他堅持喜劇不能光圖個樂呵，得讓觀眾笑完之後還能琢磨出點道理來。

陳強這輩子演過的角色，掰着手指頭都數不過來。從高爾基筆下的工人領袖，到果戈理諷刺的官僚老爺，再到契訶夫筆下那些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他都能演得活靈活現。特別是那些白鬍子老頭，往台上一站，不用開口就能把觀眾鎮住。那時候延安文藝圈裡都管他叫"老生泰斗"，這可不是隨便叫的。

後來在《紅色娘子軍》里塑造南霸天，更是把他的反派演技推向了高峰。這個南霸天可不是簡單的壞蛋，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算計有城府的惡霸。陳強給他設計了很多小動作：說話時總愛摩挲手上的戒指，看人時喜歡從眼角斜睨，就連走路都帶着股陰險的勁兒。這個角色讓他捧回了國際大獎，可陳強自己卻說："得獎是其次，重要的是讓觀眾記住這些反面教材，記住舊社會的黑暗。我演的南霸天和黃世仁是壞的，可樣板戲卻是極好的！"

說來也怪，這個一輩子演了無數英雄人物的演員，最後讓人記住的卻是兩個大壞蛋。但正是這兩個角色，讓陳強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表演藝術——不是簡單地扮好人壞人，而是要把角色的靈魂挖出來，曬在陽光下。

笑聲里的時代

說起喜劇這事兒，陳強可是憋了整整二十年。當年《三年早知道》剛放完，就趕上大批判，可把自己給整懵了。陳強記得清清楚楚，一夜之間，劇場里的笑聲就像被掐斷了似的，再沒人敢碰喜劇這塊燙手山芋。

直到1979年，陳強帶著兒子佩斯拍了《瞧這一家子》，才算把這口氣給續上了。這片子一出來，電影院里的笑聲能把屋頂掀翻。老觀眾都說："多少年沒這麼痛快地笑過了！"後來他們爺倆又接連拍了《夕照街》《父與子》這些片子，銀幕上總算又有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陳強最愛跟人聊喜劇。他說現在改革開放了，大伙兒都鉚足了勁幹活，累得夠嗆，總得讓人樂呵樂呵。可有些老觀眾不樂意了，寫信罵他："好好的藝術家，怎麼盡搞這些胡鬧玩意兒？"陳強也不惱，他知道這些人還沒轉過彎來。在他眼裡，喜劇可不是簡單的逗樂子，得讓觀眾笑過之後還能咂摸出點滋味來。

就拿《父子老爺車》來說，裏面那場打架戲可有講究。老奎看見兒子穿着日本軍裝，氣得抄起傢伙就要揍。這場戲拍得特別較真，三個人真打實摔，鼻青臉腫的。可打着打着，日本人突然認錯了，三個人又坐一塊兒喝上了。老奎醉醺醺地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觀眾笑得前仰後合，可笑着笑着就品出味兒來了——歷史不能忘，但也要向前看。

最絕的是結尾那場戲。老奎父子在火車上把經理給的錢大把大把往外扔，鈔票像雪片似的飄在站台上。這個鏡頭拍得特別痛快，陳強說這就是他要表達的：人不能光盯着錢看，總得有點比錢更重要的東西。拍完這場戲，劇組的小年輕都說："陳老師，您這喜劇看得我們心裏熱乎乎的。"

陳強總說，喜劇就像包着糖衣的藥丸，看着樂呵，吃着甜，最後治的是心病。他那些電影里的普通人，沒一個是什麼大英雄，可就是能讓觀眾看着親切。老奎這樣的角色，擱二十年前准得挨批，可現在老百姓就愛看這樣有血有肉的小人物。陳強覺得，這才是文藝該有的樣子——既要說真話，又要讓人愛聽。

家庭生活

說起陳強這一家子，在電影圈裡可是出了名的和睦。1950年在東北電影製片廠那會兒，陳強遇見了小他13歲的李玉潔。這姑娘長得水靈，性子又溫順，把陳強照顧得妥妥帖帖。說來也怪，這對夫妻連生病都跟約好了似的，陳強右腿疼，玉潔左腿就跟着疼；陳強在外地咳嗽兩聲，家裡玉潔準保也嗓子痒痒。鄰居們都說，這哪是兩口子，分明是一個人分成了兩半。

他們家大兒子出生那年，陳強正在匈牙利演出。玉潔一個人在家，看着地圖上"布達佩斯"這個地名，靈機一動就給兒子取名"布達"。後來生了老二，自然就叫"佩斯"了。小女兒的名字更有意思，是多瑙河上那個瑪格麗達島給玉潔的靈感。現在這一家子可熱鬧了，布達在鐵路上班，娶了個賢惠媳婦，生了個乖巧的閨女；佩斯在影視圈混得風生水起，兒子都開始學走路了；麗達找了個北影的演員當女婿，小兩口甜甜蜜蜜的。

陳強最愛跟人顯擺他們家這點事兒。以前他是演員陳強，現在可倒好，變成"這是陳佩斯的爸爸"了。老爺子說起這個就樂，眼睛眯成一條縫："這說明我兒子出息了嘛！"其實佩斯能有今天，全靠自己那股子鑽勁兒。陳強家裡藏書多，佩斯打小就愛往書堆里扎。在內蒙古插隊那會兒，別人累了一天倒頭就睡，他倒好，點着煤油燈給知青們講故事。什麼《三國》《水滸》，經他一講，活靈活現的，把大伙兒聽得一愣一愣的。

說到佩斯的兒子，還有個笑話。有回他和朱時茂演小品，佩斯愁眉苦臉地說怕生閨女。朱時茂說他封建，他趕緊解釋："我是怕閨女長得像我，將來嫁不出去啊！"這話把台下觀眾逗得前仰後合。後來還真如了他的願，生了個大胖小子，取名大愚。這孩子打小就機靈，爺爺爸爸排戲，他就在旁邊有模有樣地學。陳強常說："等大愚長大了，咱們祖孫三代一塊兒演個喜劇，那才叫熱鬧呢！"

現在這一家子，老的少的都在影視圈裡忙活。玉潔在新影搞錄音，麗達在北影做剪輯，佩斯那幾部賣座喜劇，都是妹妹親手剪出來的。布達雖然沒幹這行，可每次家裡聚會，聽他們聊拍戲的事兒，也能插上幾句嘴。陳強最享受這樣的時光，一大家子圍坐在飯桌旁，說說笑笑。老爺子常說，比起那些獎盃獎狀，這才是他最得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