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和繼父十年不說話，繼父的葬禮來了一個陌生人，女兒泣不成聲

葬禮上的陌生人

那天，繼父的骨灰盒前站着一位陌生老人。

他穿着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手裡握着一頂帶着油漬的老式工人帽，眼睛濕潤地望着遺像。

我心裏一陣困惑，這人是誰？

為何在這最後時刻出現？

我站在靈堂一角，手握白花，心如止水。

十年了，我與繼父之間的話語像是被東北的寒風凍住，結成了厚厚的冰層。

那是九二年，我高考落榜，他沉着臉，手指在餐桌上敲出不耐煩的節奏：＂不爭氣的孩子，將來有什麼出息？這點困難就趴下了，連你媽都瞧不起你！＂

這話如同一把刀，刺痛了我十七歲倔強的心。

當晚，我把自己反鎖在屋裡，把他送的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狠狠摔在地上。

從此，我與繼父之間築起了一堵無形的牆，隔着客廳相遇也只是目光交錯一瞬，便各自錯開。

繼父姓吳，是本地北方機械廠的一名高級工程師。

八十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廠里效益不好，很多人下海經商，包括我那些叔叔阿姨們，都紛紛辭職出去＂殺豬宰羊＂。

唯獨繼父，這個倔強的老東北人，像一棵紮根廠區的老松，固執地留在廠里。

＂死腦筋＂，這是母親常掛在嘴邊的評價。

＂老古董＂，這是我心中對他的固執印象。

我只記得他的苛責和嚴厲，那雙布滿老繭的手從不曾撫摸過我的頭，那張總是繃緊的臉彷彿永遠帶着不滿和挑剔。

＂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彷彿他的字典里只有禁令和規矩。

＂小張同志，你就是吳師傅的閨女吧？＂陌生老人突然開口，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帶着些許沙啞。

＂我姓張，是他的繼女。＂我糾正道，聲音冷硬如鐵，下意識地強調那個＂繼＂字。

二十年來，我從未認可過這個父親的身份。

老人愣了愣，眼中閃過一絲詫異，隨後長長地嘆了口氣：＂吳師傅命苦啊，一輩子默默無聞，可他救了我孫女的命，這份恩情我們全家都記着哩。＂

什麼？

繼父救過人？

我從未聽他提起過這件事，家裡人也沒有誰說起過。

老人看着我困惑的表情，眼中流露出難以置信：＂他真沒跟你說過？這麼大的事兒，他居然一個字都沒提？＂

我搖搖頭，心中泛起一絲波瀾。

老人抹了抹眼角，緩緩講述起那段往事。

那是一九九一年夏天，北方難得的一場暴雨，江水漫過堤壩，工廠圍牆倒塌，洪水湧入宿舍區。

繼父當時值夜班，聽到呼救聲後二話不說跳入齊腰深的洪水中，將被捲入下水道的老人六歲孫女救了出來。

＂水那個凶啊，跟活了似的，我孫女差點就沒了，是吳師傅冒着生命危險把她拽上來的。＂老人聲音哽咽，＂他救人那會兒，手都被下水道口的鐵欄杆劃破了，血染紅了一片水。＂

我恍然想起，那年夏天，繼父的右手掌有道深深的傷疤，包了很久的紗布。

他說是工作時不小心劃的。

＂他回去後，我去感謝他，他卻說：＇看到你孫女就想到自己家閨女，咱們工人哪能見死不救？都是自家人，別放在心上。＇＂老人搖着頭，淚水順着皺紋滑落，＂這麼好的人，老天爺怎麼就這麼早把他接走了呢？＂

我的心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撞了一下，喉嚨發緊。

繼父從未對我提及這事，就像他從未提及他愛我一樣。

葬禮上，我看着那些前來弔唁的工友們，他們的眼中都閃爍着真誠的悲痛和敬意。

我突然意識到，或許我根本不了解這個與我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

我凝視着那張黑白照片，那是繼父四十歲時拍的工作照，眉頭微蹙，目光堅定，嘴角緊抿——我從小就害怕的表情。

可如今再看，那分明是一種責任和堅韌，而非我想像中的苛刻。

葬禮結束後，我幫母親收拾繼父的遺物。

母親從衣櫃最底層取出一個布包，上面綉着幾朵臘梅，針腳細密，是七十年代的手藝。

＂這是你繼父的工資本和日記，他一直放在枕頭底下，讓我等他走了再給你。＂母親聲音微顫，＂他是個倔脾氣，說不出口的話，都寫在這裡了。＂

我接過布包，掂量着，裏面沉甸甸的，像是裝着千斤重的往事。

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我打開那個布包。

裏面是一摞發黃的工資本和一本褪色的筆記本，還有一枚鐵制的＂北方機械廠勞動模範＂徽章，已經有些銹跡。

翻開工資本，我發現每月都有一筆標註着＂張嵐學費＂的支出，從我大學到研究生，一分不差。

九七年，我考上大學，學費一千六百元，幾乎是他當時三個月的工資。

那時候北方機械廠已經瀕臨倒閉，工人們時常領不到全額工資。

我一直以為是母親維持着家用和我的學費，沒想到是這個我疏遠了十年的男人，默默承擔著一切。

打開那本暗褐色的筆記本，扉頁上工整地寫着＂家事記＂三個大字。

筆記本上，記錄著他對我的點滴關註：＂1992年10月15日，嵐嵐今天期中考試語文第一，沒敢表揚，怕她驕傲。心裏高興，偷偷買了兩個肉包子放她書桌上，就說是樓下王大娘送的。＂

＂1995年2月3日，看到嵐嵐熬夜讀書備考，想送杯熱牛奶，又怕她嫌煩。站在門口聽了十分鐘，確定她沒睡着才回去。＂

＂1998年9月1日，今天是嵐嵐上大學的日子，在火車站遠遠看了她一眼，長大了，越來越像她親爸了。希望她別像張明那樣浪蕩，要有出息。＂

張明，是我的親生父親，一個在我五歲時因賭博負債離家出走的男人。

母親後來告訴我，他在我七歲那年死於一場酒後鬥毆。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了繼父的嚴厲背後是怎樣的愛和擔憂。

他怕我像親生父親那樣玩世不恭，所以給我立下嚴格規矩；他不善言辭，卻用實際行動支持我的每一步；他刻意保持距離，卻在暗處守護着我的成長。

我翻到最後一頁，上面寫着一句話：＂今年是我和嵐嵐十年沒說話，希望手術成功後能有勇氣和她道個歉。＂

日期是兩個月前，那時他已經確診肝癌晚期。

眼淚奪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視線。

我想起那天在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楊樹，輕聲說：＂嵐嵐，這次怕是不行了。＂

我站在病床邊，沉默不語。

他又說：＂這些年，對你嚴厲了些。＂

我只是點點頭，沒有回應。

如今想來，那是他在向我道歉，而我，錯過了與他和解的最後機會。

第二天，我回到老家，母親正在收拾繼父的衣物。

＂媽，爸他——＂我猶豫了一下，＂爸他生前最後一段時間是怎麼過的？＂

母親愣了一下，似乎很驚訝我會叫他＂爸＂。

＂還能怎麼過？病懨懨的，可倔着不肯住院，說花那冤枉錢幹啥，還不如攢着給你。＂母親擦了擦眼角，＂直到前年廠里倒閉，他才同意去醫院檢查，可早就晚了。＂

母親從柜子里取出一個紅木小盒子，打開來，裏面是一枚閃亮的大學校徽——那是我大學的校徽。

＂這是他從你包里偷偷拿的，說是想看看你念的學校啥樣。＂母親苦笑着，＂他連你大學校門都沒進過一次，怕你在同學面前難為情。＂

我接過校徽，發現背面刻着我的名字和入學年份，是那年新生入學時統一發的。

他居然一直珍藏着這個小小的金屬片，像是握着我生命中的一個里程碑。

我突然想起高考那年，我落榜後，他不由分說拉我去工廠參觀。

那時廠里的情況已經很差，機器轟鳴中，工人們滿頭大汗地勞作。

他指着那些工人說：＂看見沒？沒文化就得受這份罪，你要是不好好學習，以後就得像他們一樣。＂

當時我以為他是在羞辱我，轉身就走。

如今想來，他是想讓我明白知識的重要性，激勵我不要放棄。

第二年，我重新高考，考上了省重點大學。

他沒有表揚我，只是在飯桌上多給我夾了一塊紅燒肉，眼睛裏閃着光。

＂他其實一直很驕傲。＂母親遞給我一張泛黃的報紙，＂這是他收藏的，你看第三版。＂

那是一份1999年的《廠報》，第三版有一篇報道，標題是《北方機械廠工程師吳德民的女兒考入省重點大學》。

文章下方附着一張我的照片，大概是他偷偷提供給廠報的。

報道的最後寫道：＂吳師傅說，女兒的成功是對他多年嚴格教育的最好回報，他希望廠里更多的工人子弟能夠通過知識改變命運。＂

我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順着臉頰滑落。

原來，在我不知道的時候，他一直為我驕傲着。

下午，我去了廠區，那裡已是一片蕭條。

北方機械廠曾經是這座城市的驕傲，如今只剩下殘垣斷壁，雜草叢生。

我沿着記憶中的路線，來到了當年的車間。

屋頂已經塌陷，設備被搬空，只剩下牆上褪色的標語：＂質量第一，效益為本＂。

在車間角落，我發現了一塊銘牌，上面寫着：＂先進操作法發明人：吳德民 1988年＂。

那是繼父年輕時的榮譽，已經被歲月和灰塵掩埋。

我用手擦去灰塵，金屬銘牌在夕陽下泛着微光。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從遠處走來：＂姑娘，你是來參觀的？這廠子都倒閉好幾年了。＂

＂我是來看看我父親曾經工作的地方，他叫吳德民。＂我輕聲回答。

老人眼睛一亮：＂老吳的閨女？你就是那個大學教師？＂

我點點頭，有些詫異他怎麼知道我的職業。

＂你爸常在廠里提起你：＇我閨女現在是大學老師了，可比我有出息多了。＇＂老人笑着說，眼角的皺紋舒展開來，＂他說話不多，可一提起你就像變了個人似的，眉飛色舞的。＂

我呆立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年廠子關了，大伙兒都散了，就他還天天來這兒轉悠，說是捨不得。＂老人嘆了口氣，＂真沒想到他這麼快就走了，廠里的老同志們都很難過。＂

我問老人：＂您知道這次來參加葬禮的那位穿中山裝的老人是誰嗎？＂

＂哦，那是劉師傅，從哈爾濱專程趕來的。＂老人回答，＂聽說是老吳救過他孫女，這份恩情一直記着呢。＂

臨走時，老人送給我一個舊工具箱：＂這是你爸的，廠子倒閉那天，他就把這個留在值班室了，說是給有緣人。我想，最有緣的人應該是你。＂

那是一個鐵質工具箱，斑駁銹跡，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打開工具箱，裏面整齊地擺放着各種工具，每一件都擦拭得乾乾淨淨。

箱底墊着一張全家福，是我十歲生日時照的，我站在中間，母親和繼父分立兩側。

照片背面，工整地寫着：＂1990年8月15日，嵐嵐十歲生日，全家福。＂

我盯着照片中繼父的臉，那時他正值壯年，眉宇間透着堅毅和自信，嘴角微微上揚，是我很少見到的笑容。

這才是他真實的樣子啊，不是我記憶中那個總是皺眉的嚴厲形象。

聽到陌生老人的故事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淚如雨下。

那十年的沉默像是一堵牆，如今轟然倒塌，露出父愛的全部重量。

＂對不起，爸，對不起。＂我喃喃自語，淚水浸濕了那張全家福。

第二天，我去了墓園。

初冬的北風吹過，帶着刺骨的涼意，幾片枯黃的樹葉打着旋兒落在繼父的墓碑前。

我在墓前跪下，輕撫着冰冷的墓碑，上面刻着簡單的文字：＂吳德民（1950-2010）安息＂。

沒有任何華麗的辭藻，就像他一生那樣質樸無華。

＂爸，對不起，我來晚了。＂我輕聲說道，這是十年來，我第一次叫他＂爸＂。

我取出一本嶄新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是在回來的路上特意買的，取代當年我摔碎的那本。

＂還記得您送我的那本書嗎？我現在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了。＂我將書輕輕放在墓碑前，＂您希望我像保爾那樣堅強，有鐵一般的意志。＂

風吹亂了我的頭髮，我沒有去整理，任憑淚水模糊視線。

＂爸，您說得對，知識改變命運。＂我哽咽着說，＂我現在在大學教書，每當看到那些渴望知識的年輕人，就想起您當年對我的嚴格要求。＂

遠處，一群麻雀在光禿的樹枝上跳躍，發出清脆的叫聲。

＂您知道嗎？我把您的故事講給我的學生聽，告訴他們什麼是真正的堅韌和責任。＂我擦了擦眼淚，＂他們都說，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像您這樣的人。＂

我從包里取出那枚校徽，小心地放在墓碑前的石台上。

＂這個還給您，它該陪着您。＂我輕聲說，＂您沒能親眼看到我工作的大學，但我知道，您一直在注視着我的成長。＂

坐在墓前，我開始講述這十年來發生的一切：我如何完成學業，如何找到工作，如何在城市站穩腳跟。

彷彿他就坐在對面，耐心地聽着，不時點頭，眼中閃爍着欣慰的光芒。

天色漸暗，我站起身，最後看了一眼墓碑。

＂爸，我要走了，下次來看您，我會帶些您愛喝的老白乾，＂我微笑着說，擦乾最後一滴淚，＂我會好好活着，做一個像您那樣默默奉獻的人。＂

我終於懂得，有些愛，深藏不露；有些情，無需多言。

北方的冬天來得早，回家的路上，天空飄起了小雪，如鵝毛般輕輕落在我的肩頭。

那感覺，就像是父親溫柔的手，輕輕拍打着我的肩膀，無聲地說：＂閨女，好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