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後我住娘家10年，娘去世把錢都給了哥嫂，我搬走他們讓我等等

鑰匙

＂小玲，有客來了。＂鄰居王嬸扯着嗓子喊了一聲，干啞的嗓音穿過狹窄的樓道，像只老麻雀在檐下叫喚。

我忙放下縫了一半的衣領，把縫紉機踏板一停，急忙抹了抹手上的線頭去開門。

哥嫂站在門口，手裡提着一個藍白條紋的布包，神情有些忐忑，像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那是1989年的春天，媽去世剛滿三個月，窗外的楊絮正紛紛揚揚地飄落，像是還在為她送行。

我沒想到，十年的娘家生活，竟會以這樣一種方式畫上句點。

我出生在東北一個叫做松河的小縣城，家裡是普通的工人家庭，住在紡織廠的家屬樓里。

那是棟上世紀六十年代建的紅磚樓，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又悶熱得像蒸籠。

父親在紡織廠機修車間幹活，是個悶葫蘆性子的老實人，一年到頭說不了幾句話，但手藝在廠里是數一數二的。

母親在織布車間做擋車工，一米五的個子，乾瘦的身子骨卻有使不完的勁兒。

我十歲那年，父親檢修設備時被砸斷了腿，因為傷口感染，沒挺過那年冬天，留下母親帶着我和哥哥艱難度日。

那時候，廠里給了一筆撫恤金，又把母親從車間調到了門衛室看門，算是對我們家的照顧。

1979年，我高中畢業後也進了紡織廠，在整經車間上班。

那會兒，有份國營單位的＂鐵飯碗＂是多少人羨慕的事，雖然每月工資只有三十六塊錢，但有糧油布票，還能擠進廠辦的夜校讀書。

日子雖然清苦，但我們一家三口相依為命，小日子也算紅紅火火。

哥哥比我大五歲，叫李大勇，在縣機械廠當鉗工，手藝不錯，廠里的老師傅都誇他心靈手巧。

哥二十三歲那年，經車間主任介紹，認識了同廠會計科的小芳，兩人很快就好上了。

小芳長得白凈，說話輕聲細語，在那個＂樸素最美＂的年代，已經算是出挑的姑娘了。

半年後，他們在廠禮堂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放了一場露天電影《青春祭》，請工友們吃了喜糖，就算是把婚事辦了。

婚後他們住在單位分的一間十五平米的筒子樓里，條件雖然簡陋，卻是自己的小天地。

那時候，有個安身立命的住處，就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了。

我在二十五歲那年經廠工會介紹認識了丈夫周明，他是市裡供銷社的業務員，經常下鄉收購土特產。

周明比我大三歲，能說會道，總是穿着筆挺的的確良中山裝，戴着黑框眼鏡，看起來很精神。

我們談了半年就結婚了，婚後住在我媽那個五十多平的老房子里，媽把裡屋收拾出來給我們當新房。

婚後的生活並不如我想像的那樣美好，周明常年出差，一個月能見上幾面就不錯了。

更讓我難以接受的是，他每次回來都醉醺醺的，說是應酬需要，我們的孩子遲遲也沒能懷上。

那會兒，街坊鄰居的閑言碎語跟着風飄進了我的耳朵：＂聽說小玲男人在外頭有人了＂、＂這男人準是在外頭有了二房客＂......

我和周明的爭吵越來越多，一開始是為了柴米油鹽，後來就變成了雞毛蒜皮的芝麻小事，動輒就摔碗砸盆。

媽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每次聽到我們吵架，就躲進廚房抹眼淚。

三年後，我們終於離婚了。

那時候離婚是件多麼不光彩的事啊，單位開了批評會，車間主任說我＂生活作風有問題＂，組長說我＂不懂得珍惜幸福＂。

鄰居們見了我，也跟見了瘟神似的繞道走，小孩子往我身上指指點點，我就像戴了頂隱形的帽子，帽子上寫着＂離婚女人＂四個大字。

最心疼我的是媽，她握着我的手說：＂閨女，回家住吧，媽陪着你，我這輩子就你和你哥兩個依靠，你受委屈了，媽給你撐腰。＂

就這樣，我搬回了娘家，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歸巢＂生活。

那十年，媽成了我最堅強的後盾和避風港。

她從不在我面前提起周明，也從不催我再找對象，她只是每天變着花樣給我做可口的飯菜。

冬天，她凌晨四點就起床，踩着雪去廠食堂買兩個熱乎乎的肉包子，然後用報紙包好揣在懷裡，等我起床時，包子還是熱的。

夏天，她用扇子給我扇風，直到我睡着，再悄悄走開。

媽的愛，細水長流，潤物無聲，像是春天的小雨，悄無聲息地滋潤着我乾涸的心田。

那時候，我們住的家屬樓周圍都是紡織廠的職工，鄰居們幾乎都是一個單位的同事。

每到夏天的傍晚，家家戶戶都會搬着小板凳坐在樓下的空地上乘涼，有的拿出收音機聽評書，有的打撲克，有的納鞋底。

王嬸是我們樓上的老住戶，丈夫早逝，一個人帶着智障兒子過日子，靠在廠里做保潔維持生計。

她嗓門特別大，說話像是吵架，但人卻心地善良，經常給我們送些自己腌的鹹菜蘿蔔。

樓下住着劉師傅一家，劉師傅是廠里的電工，經常幫我們修理收音機和電燈，他媳婦兒張大姐是染整車間的工人，手上經常有股刺鼻的染料味道。

他們有兩個孩子，小兒子劉小雨跟我們特別親，常常跑到我家來借連環畫看，有時候還會留下來吃晚飯。

鄰居們都知道我的情況，卻從不當面議論，反而時常幫襯着我和媽。

那些年，我在廠里幹得勤勤懇懇，從普通工人做到了組長，工資也從三十六塊漲到了四十八塊。

廠里每月還有點工齡獎，再加上媽的工資和退休金，我們娘倆的日子過得還算寬裕。

我把省下來的錢都存進了工商銀行的存摺里，想着給媽攢點養老錢。

閑暇時，我就跟着廠工會學縫紉，自己給媽做了幾件的確良襯衫和兩套藍布工裝，媽穿着四處顯擺，說是比供銷社賣的還要好。

1988年冬天，媽突然生了一場大病，起初以為是普通的感冒，吃了兩天葯也不見好，後來才發現是肺炎。

醫生說她年紀大了，抵抗力差，需要住院治療。

那段時間，我和哥嫂輪流照顧她，哥每天下班後就騎單車趕過來，有時候頂着北風凍得臉通紅。

嫂子對媽也很孝順，每次來都帶些雞蛋、紅糖之類的營養品，還親手給媽織了毛衣毛褲，針腳細密均勻，比供銷社賣的還要結實。

媽住了一個多月院，花了不少錢，我把存摺里的錢幾乎全取出來了。

我的工資加上媽的退休金，勉強應付了醫藥費，但也讓我們的積蓄所剩無幾。

出院後，媽的身體大不如前，經常咳嗽，走幾步就喘，我請了長假在家照顧她。

那時候廠里人手緊，領導不太願意批假，但看在我爸當年為廠里犧牲的份上，最終還是同意了。

哥嫂也常來看望，每次來都帶些滋補的食材，有時候嫂子還會提前做好一些易消化的小菜，用保溫瓶裝着帶過來。

媽雖然身體不好，但精神還算可以，常常坐在窗邊看着樓下的孩子們玩耍，臉上帶着慈祥的微笑。

有時候，她會突然說起很久以前的事，比如她和爸年輕時如何相識，如何在困難時期互相扶持，還有我和哥小時候的趣事。

她的聲音輕柔，像是怕驚擾了那些美好的回憶。

1989年初，一場大雪過後，媽的病情突然惡化，我和哥嫂連夜把她送進了醫院。

那天晚上，氣溫驟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醫院的暖氣管道結了冰，病房裡冷得像冰窖。

我們用自己的棉襖給媽蓋上，哥在醫院附近借了個電爐子，總算讓病房暖和了一些。

但三天後，媽還是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她走得很安詳，就像睡著了一樣。

料理完媽的後事，哥把我叫到一邊，從貼身的內兜里掏出一個泛黃的信封：＂這是媽留下的遺囑和存摺。＂

我打開一看，愣住了，媽這些年竟然還有兩萬多元的積蓄。

信上說，除了一千元留給我買傢具，其餘全都給了哥嫂，因為我一直住在娘家，用的是媽的房子，而哥結婚後一直租房住，所以她想幫哥嫂買個房子。

我心裏酸澀複雜，手中的紙好像有千斤重，差點從手中滑落。

媽為什麼不早告訴我這些？如果我知道她還有這麼多積蓄，那些日子我就不用那麼省吃儉用了，她也能過得更舒心些。

但我又理解媽的想法，她疼我，但也心疼哥哥這些年四處漂泊的日子。

只是，沒了媽，這個家還是我的棲身之所嗎？這個問題像根刺一樣扎在我心裏，又痛又癢。

果然，媽去世三個月後的那個雨天，哥嫂來了。

＂小玲，我們想和你商量個事。＂哥坐在我對面，眼神閃爍，像是心虛又像是擔憂。

＂媽的房子，我們想賣掉，換套大點的，現在市裡開始分房，單位可以優先購買，但需要一筆首付。＂

我沉默地聽着，內心翻江倒海，低頭看着手裡的茶杯，水面上倒映出我蒼白的臉。

這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承載了我太多的記憶和情感，如今卻要轉手他人，我心裏五味雜陳。

＂小玲，你也該重新開始了，＂嫂子小芳補充道，聲音柔和卻帶着一絲說不出的疏離，＂媽走了，你一個人住這麼大房子也怪冷清的。＂

我苦笑道：＂那我搬去哪兒？廠里宿舍早就住滿了，我大半輩子都在這個家裡，現在讓我搬出去，我能去哪兒呢？＂

＂要不...你先住我們那兒？＂哥猶豫地提議，語氣中帶着一絲勉強，＂等我們買了新房，這套就騰出來了。＂

我搖搖頭，眼淚在眼眶裡打轉：＂算了，我先租房住吧，房子是媽留給你們的，我不能耽誤你們的事。＂

＂小玲，你別急着搬，＂臨走時，哥突然轉過身，表情複雜地說，＂等等吧，我們再想想辦法。＂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所有的家庭相冊，一張張看過去，彷彿在告別自己的過往。

發黃的相片上，爸媽年輕時站在紡織廠門口的合影，爸穿着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媽穿着花布旗袍，兩人笑得那麼燦爛。

還有我和哥哥小時候在院子里騎三輪車的照片，我坐在車斗里，哥推着車跑，臉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

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這些照片里的每個人，每個場景，都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如今，我卻即將失去這個承載着所有回憶的家。

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孤獨無助，像是漂泊在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找不到停靠的港灣。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悄悄收拾東西，準備搬家。

我把媽生前用的物品一件件包好，有她的搪瓷杯、繡花針線包、那本翻得卷了邊的《家常菜譜》，還有她戴了二十多年的懷錶，錶盤已經模糊不清，但還能聽到裏面滴答滴答的聲音，像是媽的心跳一直陪伴着我。

雖然哥說讓我等等，但我知道，這個家遲早不會再是我的了，與其被動地等待被＂掃地出門＂的那一天，不如主動出擊，為自己謀劃後路。

我開始在廠里打聽租房的事，食堂的老李家有個兒子剛參軍，房間空着，但離廠里有十多里地，每天騎單車要一個多小時。

織布車間的張師傅媳婦的弟弟在城西有間雜物房，但沒有自來水和廁所，要共用院子里的公廁，條件很艱苦。

我一邊打聽，一邊暗自嘆息，在那個年代，住房就像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

一周後的周末，我正在整理衣櫃，門鈴響了，是李師傅，廠里的老電工，我們的老鄰居，他手裡拿着一個信封，臉上帶着神秘的笑容。

＂小玲啊，這是廠長讓我給你帶來的，＂李師傅笑眯眯地說，眼睛眯成一條縫，＂廠里新分了幾套房子，你排上號了！＂

我驚訝地接過信封，裏面是一張房屋分配單和一串嶄新的鑰匙，鑰匙上還系著紅繩，像是喜慶的象徵。

＂這...這是真的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查看着那張蓋着公章的分配單。

＂當然是真的！你爸當年可是廠里的老職工，為廠里獻出了生命，這些年廠里一直記着這件事，＂李師傅拍拍我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何況你這些年工作也不錯，又是個苦命人，廠長特意把你的名字提前了。＂

我捧着那串鑰匙，淚水奪眶而出，像決堤的河水，怎麼也止不住。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套真正屬於自己的房子，是我的容身之所，是我的新起點！

當天下午，李師傅騎着他那輛帶后座的二八單車，帶我去看了新房。

那是廠區附近新建的職工宿舍樓，紅磚灰瓦，五層樓高，沒有電梯，但每家每戶都有獨立的水表電錶。

我分到的是三樓的一套小房子，雖然只有四十平米，但乾淨明亮，還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最重要的是，門口的門牌上將會寫着我的名字！

李師傅告訴我，這批房子是廠里從市房管局爭取來的，本來是給有困難的老職工的，但廠長得知我的情況後，特意為我安排了一套。

＂你爸生前是廠里的技術骨幹，為了救設備獻出了生命，廠里不會忘記他的，＂李師傅站在新房的陽台上，指着不遠處的紡織廠，語氣中帶着一絲自豪，＂咱們紡織廠人就是這樣，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回到家，我立刻給哥打了電話，激動得聲音都在發抖：＂哥，我有房子了！廠里分給我的！就在廠區附近，40平米，帶廚衛！＂

電話那頭，哥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消化這個突如其來的好消息：＂真的？那...那太好了！你...你什麼時候搬過去？＂

＂下周就可以拿鑰匙了，搬家得找人幫忙，到時候你能來嗎？＂我問道，心裏已經開始盤算需要準備什麼傢具電器。

＂當然，一定去，＂哥爽快地答應了，聲音中透着一絲如釋重負，＂我讓幾個工友也來幫忙，你放心。＂

掛了電話，我像個孩子似的在屋裡轉着圈，興奮得睡不着覺。

這些天的擔憂和憂愁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對新生活的期待和憧憬。

接下來的一周，我開始認真整理行李，把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一件件收拾好。

十年的娘家生活即將結束，我既不舍又期待，這種複雜的心情讓我常常在半夜驚醒，然後躺在床上幻想着新家的樣子。

搬家那天是個晴朗的周六，七點不到，哥就騎着單車來了，后座上載着嫂子，車把上掛着兩個鼓鼓囊囊的塑料袋。

出乎我的意料，他們不但自己來了，還帶來了幾個同事，這麼多人一起動手，搬家的效率大大提高。

我們先用架子車把床、桌子、柜子這些大件搬過去，然後用蛇皮袋裝衣物和雜物，幾個來回就把所有東西都運到了新家。

新房子里空蕩蕩的，回聲特別大，但陽光透過乾淨的窗戶灑進來，讓整個空間顯得格外溫暖。

我站在窗邊，望着外面的景色，心裏感慨萬千，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不再寄人籬下，不再擔心無家可歸。

＂小玲，這個給你。＂臨走時，嫂子從挎包里掏出一個紅色的信封，塞到我手裡。

我連忙推辭：＂不用了，你們已經幫了大忙了。＂

＂這不是我們的錢，＂哥接過話頭，聲音有些哽咽，臉上的表情複雜難辨，＂這是媽留給你的。＂

我疑惑地打開紅包，裏面是五千元嶄新的鈔票和一張泛黃的紙條。

紙條上是媽熟悉的字跡，有些歪歪扭扭，但每個字都寫得工工整整：＂玲兒，這錢是媽這些年偷偷存的，給你買傢具用。＂

＂媽知道你遲早要有自己的家，希望你能重新開始，幸福地生活，你受的委屈，媽都看在眼裡，疼在心上，但媽相信你會熬出頭的，因為你是我的女兒，是頂天立地的好姑娘。＂

我捂住嘴，淚如雨下，像斷了線的珠子，怎麼也止不住。

原來，媽早就為我做了安排，她知道我需要獨立，需要自己的空間，她不是不疼我，而是用另一種方式愛我。

她的愛，細水長流，深沉內斂，卻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了我最大的支持。

＂媽臨走前交代我們，等你有了自己的房子，再把這錢給你，＂哥解釋道，聲音低沉而溫和，＂她說，你在娘家住得太久了，應該有自己的天地，但她怕你一個人生活太拮据，所以特意留了這筆錢。＂

那一刻，所有的誤會和隔閡都消融了，像春日裏的積雪，在溫暖的陽光下悄然化去。

我突然明白，哥嫂來找我那天說的＂等等＂，是在等我分房的消息，他們早就知道廠里要給我分房，只是不確定何時能下來。

＂對不起，小玲，我們應該早點告訴你的，＂嫂子愧疚地說，拉着我的手，眼圈紅紅的，＂我們怕萬一沒分上，你會更失望，所以一直沒敢說。＂

＂其實廠長早在三個月前就答應給你分房了，我們一直在打聽進展，＂哥補充道，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昨天李師傅告訴我，鑰匙終於批下來了，我們才放心。＂

原來如此，我恍然大悟，所有的疑惑都迎刃而解，所有的委屈都煙消雲散。

我拉住哥嫂的手，心中湧起無限感激：＂謝謝你們，也謝謝媽，謝謝你們一直惦記着我。＂

搬進新家後，我把媽的照片掛在了最顯眼的位置，那是她年輕時的黑白照，穿着簇新的工裝，臉上帶着燦爛的笑容。

每天回家，我都會對着照片說說話，彷彿媽還在身邊，聽我訴說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我用媽留給我的錢，買了一張新床、一個衣櫃和一台縫紉機，還去商場買了兩盆綠蘿，放在窗台上，讓房間顯得生機勃勃。

新家雖小，卻是我人生的新起點，是我獨立自主的象徵，更是我重新開始的契機。

我開始參加廠里的集體活動，加入了文藝隊，學唱秧歌，認識了許多新朋友，生活逐漸充實起來。

每個星期天，我都會去看望哥嫂，他們用媽的錢和單位的優惠政策，購買了一套七十平米的新房，比原來寬敞明亮多了。

哥嫂對我的態度也比從前熱情許多，嫂子經常邀請我去她家吃飯，教我做一些拿手菜，我們的關係融洽得像親姐妹一樣。

1990年春節，我邀請哥嫂一家來我家吃年夜飯，雖然我的廚藝不精，但也準備了八個菜：紅燒肉、糖醋魚、白切雞、炒三絲、醋溜白菜、蒜泥茄子、素炒豆芽和一鍋餃子。

他們帶來了自家包的餃子和媽生前最愛吃的蒜泥白肉，我們圍坐在一起，舉杯祝福，笑聲充滿了整個房間。

＂媽，您看到了嗎？＂我望向照片，心中默念，眼角微濕，＂我們都很好，請您放心。＂

那年秋天，廠里來了新調來的技術主任張建國，比我大兩歲，是從省里紡織學校畢業的大學生，為人踏實穩重，工作一絲不苟。

我們在一次技術培訓中相識，他教我如何操作新引進的整經機，耐心細緻，從不厭煩我的問題。

慢慢地，我們熟悉起來，有時下班後一起去廠食堂吃飯，或者去看露天電影，聊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

有一次，我們去看《城南舊事》，電影散場後，他送我回家，途中下起了大雨，他二話不說脫下自己的雨衣給我穿，自己淋得像個落湯雞。

到家後，我心疼地拿出干毛巾給他擦頭髮，一抬頭，發現他正直直地看着我，眼神中有說不出的溫柔。

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像是春天的柳芽，在經歷了漫長的冬眠後，終於感受到了生命的悸動。

張建國知道我的過往，卻從不介意，他說，人生有起有落，重要的是能夠坦然面對。

他說，他欣賞我的堅強和自立，欣賞我在逆境中仍然保持樂觀的態度，這些都是他想要的伴侶應有的品質。

我們的感情穩步發展，兩年後，我們決定結婚。

婚禮很簡單，在廠禮堂舉行，哥嫂和我的同事朋友們一起見證了這個特別的日子。

張建國的父母從農村趕來參加婚禮，他們淳樸熱情，一口濃重的鄉音，帶着滿滿的祝福和慰問。

婚後，我們搬進了單位分配的新房子，比我原來的大一些，有五十多平米，陽光充足，還有一個小陽台，可以晒衣服。

如今，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忙碌而充實，大女兒聰明活潑，像極了她爸爸，小兒子淘氣好動，是家裡的開心果。

每次回憶起那段在娘家的十年光陰，我不再感到苦澀，而是充滿感恩。

正是那段經歷，讓我學會了堅強，也讓我明白了親情的真諦，更讓我懂得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依賴別人，而是自強自立。

媽留給我的不只是那五千元錢，更是一種信念：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勇敢面對，相信生活終會給予回報。

前幾天，我在整理舊物時，發現了那串分房時拿到的鑰匙，它已經有些生鏽，但依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點的見證。

我把它擦拭乾凈，用一根紅繩穿起來，掛在了媽的照片旁邊，那把鑰匙，像是一把隱形的鑰匙，不僅開啟了我的新家，也開啟了我的新生活，更開啟了我心中的一扇門，讓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諦。

有時候，我會想起媽臨終前對我說的話：＂閨女，人這一輩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你要記住，你是李家的女兒，是頂天立地的好姑娘。＂

是啊，人生就像一場漫長的旅途，有時我們需要停下來休息，依靠親人的庇護；有時我們又必須勇敢前行，開創屬於自己的天地。

重要的是，無論走到哪裡，我們都能找到歸屬，找到愛，找到家的溫暖。

那把鑰匙，已經成為我生命中最珍貴的信物，它見證了我從依賴到獨立，從脆弱到堅強的蛻變，它不只是打開一扇門的工具，更是開啟新生活的象徵。

每當我握着那把鑰匙，就彷彿握住了媽的手，溫暖而有力，給我無盡的勇氣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