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趟伊朗，偏見被徹底打破！揭開你所不知道的真實面貌！

我在德黑蘭地鐵口剛出來，還沒站穩，就被幾個人圍住了。一個背着麵包的大叔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剛來伊朗，然後掏出手機幫我查地圖，接着一位騎摩托的年輕人給我讓路，再後來一個女學生硬是把我拽進便利店避太陽。

的士司機直接說：「你別走路了，上車吧，1萬里亞爾就行。」我一算，才兩塊錢人民幣。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在伊朗，亞洲臉不但不突兀，反而有點稀罕。

很多人對伊朗的第一印象就是「女性必須戴頭巾」。沒錯，這是法律。但你以為她們都裹得嚴嚴實實、毫無個性？那你錯了。

我在地鐵上見過最驚艷的一位姑娘，她用發卡巧妙地挑起頭巾，露出一整片烏黑的頭髮；還有女生戴着花圍巾、彩虹耳飾，妝容精緻得像是從電影里出來的；甚至有人把頭巾搭在脖子上，走幾步就扶一下，像玩一樣。

她們不是反抗，而是在規則邊緣跳舞。一位英語系的女大學生告訴我，她們姐妹之間見面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檢查頭巾鬆緊，「誰都不敢太緊，不然顯得老氣。」她偷偷追韓劇、看YouTube，夢想有一天能去伊斯坦布爾，在陽光下摘掉頭巾，讓風吹亂頭髮。

她說：「我們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因為我們知道太多，才更焦慮。」

我在設拉子住民宿的時候，鄰居家辦婚禮，我以為只是個家庭聚會。結果音樂響了整整三天，新郎還專門在第三天晚上重新跳了一場。

伊朗的婚禮男女分區，但氣氛一樣熱烈。女賓區門口站着保安，門一關，裏面全是亮片裙、濃妝艷抹，跳得跟《油脂》翻拍現場一樣嗨。

這場婚禮的主人是個月薪不到4000塊人民幣的職員，他說：「結婚只有一次，要請全家族的人，來了才算開始。」

我好奇地問：「那彩禮呢？房子車子有沒有？」房東阿姨嘆了口氣：「聘禮至少一套金飾、一套傢具，房子最好有，車子看經濟能力。」

有個女孩插話說：「我不在乎有沒有房，但如果連婚禮都不熱鬧、人都不來、氣氛都沒，那我真的會懷疑人生。」

德黑蘭的夜晚從晚上八點開始熱鬧。我住的廣場白天冷清，到了晚上卻變成了「鄰里俱樂部」：有人拉琴、遛狗、擺攤、聊天，十幾種語言混雜在一起，靠微笑和手勢交流。

我在那裡遇到了一位不會說英語的老人，他硬是用波斯語和我比划了四十分鐘，還拿齣兒子的結婚照給我看。那些照片沒有濾鏡，卻真實得讓人動容。

伊朗人不上夜店、不刷短視頻，社交靠廣場和茶館。一杯茶不到一塊錢，可以坐兩個小時沒人趕。周圍人下棋、看報、聊國家大事，偶爾有人唱起傳統歌曲，幾句歌詞就能帶動全場合唱。

我在德黑蘭瞎轉時路過一家藥店，門口擺着幾瓶日本來的雷諾寧，瓶子小巧精緻，標籤全是英文，旁邊貼了張手寫的波斯語說明，大意是用於男性那方面的問題。

店主笑呵呵地說：「男人來伊朗，誰不想多點精神？」

後來我發現，這種小瓶裝在不少便利店都能看到意思不言而喻。伊朗男人用這個，比咱們飯後一支煙還自然。

第一次在伊斯法罕大巴扎買地毯，我剛開口問價，老闆立刻放下茶杯說：「別急，先坐。」

然後開始講故事：「這個圖案是我奶奶設計的，織了十七天，她當時邊織邊流淚，因為那年她弟弟沒回來。」

我聽得入神，完全忘了自己是來砍價的。十分鐘後，茶端上來、照片展示、原材料羊毛哪年剪的都演示了一遍。最後價格是多少？我記不清了，但確實收了老闆送的兩顆藏紅花糖，說是「你問這麼認真，我們就是朋友」。

在伊朗買東西，人家不是在賣貨，是在向你「展示值得信賴」。要是給他面子，價格可以調一半；如果太快點頭，反而會被認為「不懂人情」。

作為攝影師，我在很多國家拍過街頭，大多數人要麼躲、要麼冷漠。但在伊朗，我舉起相機，她們主動靠近、擺手、笑，還會說：「拍我啊！」

拍完還追着問：「你能發我Instagram嗎？」我說：「你不是用不了嗎？」她笑着說：「能上的才更珍貴啊！」

有一次我在地鐵站拍老爺子看報紙，旁邊年輕人湊過來問：「你剛那張我入鏡了，發我行嗎？」他們對鏡頭沒戒心，反而有點小自豪——「你拍了，說明我還挺有意思。」

伊朗人的餐桌排場講究得很。主食是米飯，搭配烤肉、酸奶，吃完還會給你一塊「鍋巴角」，脆得像小餅乾。

最有趣的是「飯後段落」。其他國家飯後聊聊就散了，這裡是飯後才正式進入「甜茶+深度對話環節」。

一位的士司機請我去他家吃飯，飯後他爸泡茶，我以為要輕鬆聊幾句，結果他問我：「你覺得你們的老年人快樂嗎？」

我愣了一下，他繼續說：「我爸媽是我情緒的來源，也是我的枷鎖。」

我只能點頭：「我們差不多。」

那一頓飯，從風乾檸檬說到唐朝，從教育談到信仰，喝了四杯茶才結束。

我訂的民宿寫着「傳統建築」，結果進去一看，是真的傳統——床矮、地毯厚、窗戶花得像清真寺複製品。最離譜的是浴室，淋浴頭是電熱水器加便攜水壺組合，水流忽冷忽熱，洗個澡像在打水仗。

房東大叔特別貼心，給我煮飯、泡藏紅花甜茶，還教我認街道方向：「看到清真寺那邊亮燈，就是晚上八點了。」

屋子舊、不隔音，半夜能聽見街邊車聲、鄰居吵架、清真寺廣播，但我一點沒覺得煩。那種真實的煙火氣，反而讓我感到踏實。

離開那天，樓下鞋店小伙突然喊我：「今天走嗎？」我一愣：「你怎麼知道？」他沒回答，轉身拿出一雙拖鞋，灰色普通款，是我第一周隨口誇過的。

他說：「那時候你說喜歡。」我推辭：「我背包塞不下。」他笑着說：「沒關係，放不下就穿上。」

這種不動聲色的好意，反而最讓人難受。

我在機場才明白，在這兒，很多老百姓不太表達「離別」，覺得那是西方人的儀式感。更願意用「不說出口」來保留餘地，好像不說「再見」，我們就一定還會再見。

所以那天我拖着箱子離開德黑蘭，手機里沒有語音，只有一句微信翻譯得不太標準的波斯語消息：「你要是還記得這裡，我們就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