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其名,白老師愛「書」,鑽研「農」。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位「book farmer」的書房,探尋那些隱藏在書籍背後的故事,感受知識碰撞出的獨特魅力。
采寫 | 王梓寒
攝影 | 曹夢瑤

白書農的書房門上掛着一塊小巧的「雲霧齋」牌匾,那是白書農請父親所題,勾勒出一方雅然天地。目光收回,門內正對着的是一整套老式的組合音響,上置一個小香爐,頗有種穿越時空的錯覺。向左,靠牆兩個實木圈椅夾一方茶几,對面是日常閱讀的木質書桌。電腦則遠離書桌,靠窗放置,似乎與此清凈之地畫了一條界線。
白書農常說,自己是一個「念舊」的人。這一念舊,體現在家中的陳設上,也體現在書籍上。書架在進門右側,頂天立地,塞得滿滿當當。書籍大致按類別擺放,亂中有序,領域寬廣,不少書籍已儼然有了些年頭。上方是成套的中國古代哲學作品,生物專業類書籍與人文社科類專著交叉而立,其間不乏幾本教育學、語言學的書籍。近期在讀的書,則放置在最順手的高度,方便取閱。習慣了紙質閱讀,即使是網上覓得的電子書籍,白書農也通常打印下來,佔據了書架一隅。
白書農的書籍分佈在三處。除了書房的藏書,還有樓梯轉角的書櫃,收藏的大多是專業類書籍,「不像文科學者,這些零零星星的書,實在不好看,就拿個柜子封起來。」白書農謙虛道。另一處則是樓下客房中四個老式的鐵皮文件櫃,裏面整齊排放着文獻資料,「年代感」與「前沿感」咬合得完美無缺。「這是在研究時收集的文獻。因為很多資料在寫《植物發育生物學》第二版時要用。退休後辦公室要還給學院,我就只好把這些文件櫃搬到家裡了」,白書農笑着說。
白書農從事的是前沿科學研究,可在他眼中,閱讀有着極為重要的價值。於實驗室中,每日面對瑣碎的工作,白書農很早就意識到深度思考的重要性。在負責實驗室管理時,他借鑒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句式,要求同學們每日反思三個問題:
第一,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第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件事?第三,你做這件事預期是什麼結果?
對學生如此,他自己也同樣以此標準自省,避免在日常瑣碎的工作中陷入盲目。
這也是他書房所掛《大學》之言條幅的意義——「物有本末,事有始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是點綴,也是鞭策。
在他看來,閱讀恰是打破思維桎梏、實現 「zoom out」(跳出框架)的有效途徑。當下的教育環境,往往傾向於「push」大家zoom in,這使大多數人容易過度聚焦於細節。
有些人以為多看文獻就視野寬了,實際上不是,你要有縱深感,要從具體問題里跳出來。
白書農對此頗有感觸,「怎麼跳出來?這時你就要讀書,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就像所謂的『上帝之眼』或『bird's eye view』」。得益於閱讀賦予的宏觀視角,白書農在評判具體研究項目時更加得心應手,能夠更好地判斷研究方向的新穎性、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談及如何平衡前沿和經典閱讀,白書農有自己的理解。「什麼叫『前沿』?」他拋出反問。這個看似不言而喻的概念,在他眼中卻並非如此簡單。「如果你不知道我們從哪裡來,你怎麼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他強調,要理解前沿之所以為前沿,閱讀經典著作便是關鍵。
「現在大家讀文獻只讀二十年以內的,」他感嘆道,「這對於了解所研究的問題最初是如何提出的,遠遠不夠。」在他的書架上,一本1933年出版的《sex in plant world》被悉心保存着。在植物性別研究領域,這本書開創性地用單性花來定義植物性別,對之後90多年的植物性別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白書農的名字,冥冥之中融合了他所熱愛的 「書」與鑽研的「農」。說起來,他的專業選擇還真的和名字有關。1977年恢復高考,白書農報了三個志願,卻均未被錄取。恰是因為名字中的那個「農」字,讓他的檔案被安徽農學院的招生老師選中,也由此,開啟了他與書籍、與植物生物學的相伴之旅。
在他的閱讀軌跡中,有一條清晰的「回歸」脈絡。幼年時,他從熱愛「聽故事」開啟了閱讀啟蒙。步入大學後,正逢改革開放的春風,他開始對西方的理論思想產生興趣,在朋友的影響下,他開始涉獵科學哲學與歷史類書籍,拓展認知邊界。
然而,彼時植物生理教科書卻成了他閱讀的 「主角」,這背後是無奈的現實。在武漢大學讀研時,經費緊張,一個研究生每年僅有3000元研究經費,投入科研便不夠用。他的碩士導師,當時生物系的主任肖翊華老師建議他們,在研究生階段好好研讀教科書,特別是國外經典原版教材。於是,白書農一頭扎進這些書里。每一本教科書都猶如一部詳實的學科編年史冊,將學科起源和發展脈絡都有條不紊地呈現出來,白書農得以對植物生理學這一學科的全貌有了宏觀把握,進而清晰地理解所從事具體研究的意義。
我後來做植物研究時有一種歷史感,就是從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後來,身為教育者的白書農在課堂上也常會問學生:「你們現在還讀教科書嗎?」然而,得到的答案卻令他憂心忡忡。在他看來,不讀高質量的經典教科書無疑是極大的損失。缺失教科書系統知識的構建,知識獲取零散破碎,難以穩固地支撐起深厚的學術造詣。
工作後,現實的忙碌與責任讓學生時代的閱讀喜好不得不暫且蟄伏,專業書籍佔據了他大部分的閱讀時間。「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怎麼讀書。」白書農坦率地承認。
重拾書本需要時間,有時也需要一定的契機和推動力。直至2012年前後,兩位書友的出現,為他的閱讀之路帶來了轉機。一位是經常來訪北大生科院的芝加哥大學演化生物學教授龍漫遠;另一位則是學院從事生物信息研究的陶樂天。與這兩位專業不同的教授均因同在金光樓,在走廊上相遇而結識。在白書農眼中,這二位皆博覽群書,博聞強記,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益友影響下,他重新捧起書本,開始比較系統地每天讀20分鐘。
「賈雷德·戴蒙德的那本《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陶樂天推薦和送給我的。」白書農向來有在書上做筆記的習慣,密密麻麻的字跡承載着他的思考與感悟,因此讀過的書一般不便再給他人,便又購置了一本來讀。後來陶樂天得知此事,大方地讓他安心留存贈書。如今白書農的書架上保存着兩本《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也成為他向人推薦的首選。
白書農的閱讀經歷中,還有一位特別的同行者——華盛頓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錢紘。錢紘教授雖置身數學領域,卻有着令人驚嘆的閱讀廣度。二人合作期間,經常探討生命的起源等命題,白書農也屢屢被問道:「這本書你讀過沒有?」談及這段經歷,白書農詼諧地回憶道:「整個2016年我完全在做他布置的『家庭作業』」。
「書農」之「書」,亦在歲月沉浮中托舉着「書農」之「農」。回顧自身科研歷程,白書農感慨頗多。博士畢業之後,他對科學研究工作的實際體驗與此前從閱讀中構建的印象大相徑庭。巨大的落差讓他一度覺得科學研究工作索然無味,甚至萌生放棄的念頭。然而,他心有不甘,「是不是我還沒真正了解什麼是科學?」1991 年,他選擇前往美國從事博士後研究,才在不斷探索中發現科學研究真正的魅力所在。
我這一輩子經常退隱,覺得做這事沒意思,乾脆撤了算了,但陰差陽錯又被拉回來。
這般經歷,恰似湯因比所述的「退隱與回歸」。起起落落間,書籍如海亦如舟,讓他在實際工作的發現與困惑和閱讀的字裡行間彼此呼應中,逐漸明晰科學的本質,也為自己在錯綜複雜的科研道路上找准了前行的方向。

從擱置到重拾,變化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時長,更是閱讀的選擇。「現在讀書不是完全隨意的,因為書太多了。」如今的白書農,更多踐行着「問題驅動」式閱讀。「比如《the equation of life》這本書,2013年前後,我在想生命系統到底是怎麼回事時,有沒有可能用簡單的公式來表述。恰好有個朋友告訴我有這麼一本書,我就趕快買了,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現在的讀書方式是一種問題驅動,你在思考問題,然後去閱讀相關的書籍。
這些問題的來源,一方面源自科研與授課過程中的思考,而深究起來,思索的核心自始至終根植在白書農的學習與研究歷程中。「我一直在想,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植物?」他將多數人研究植物的目的概括為兩點:「一是把植物當成食物,二是把植物當成玩物。」但除此之外呢?「後來我發現,其實這麼多年研究植物,背後還有一層意義,就是希望了解生命是什麼。而了解生命的意義,實際上是為了了解人是什麼。」
正是對「生命為何」這一核心問題的執着探索,推動白書農在書海不斷遨遊,也讓他敏銳捕捉到生物與人文之間隱秘的共通之處。
不能只停留在軸心時代以降的兩三千年的時間裏,那樣沒辦法回答人之為人的問題。
白書農一直在呼籲,人文學科的人一定要學點生物。「我覺得人文學科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需要了解一點科學,尤其是生物學。」在他眼中,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開始關注科學,可那時多聚焦於18、19世紀的數學、物理、化學。近百年來,生物學迅猛發展,這些知識與人類行為的關聯其實更加緊密。「但很可惜,我們現在人文學科的老師和學生對生物學的理解,我覺得都是『令人惋惜的膚淺』」。
從生物學視角出發,有時候能對日常的困擾和焦慮有新的認識。白書農直言不認可「做自己」這種說法,「人作為一個多細胞真核生物,與生俱來地以兩個主體的形式存在:一個是個體,一個是居群。」自啟蒙時代起,將所有人視為相同個體的這個邏輯前提本身存在偏差,因為它忽視了居群的本質,並不是很多相同個體的集合,而是以個體為載體的多樣性dna序列庫。這一點在啟蒙時代,先賢們是不知道的。用大家熟悉的例子來說,就是生物學中的瀕危物種,其瀕危不只是數量少,關鍵在於dna序列多樣性的喪失,而dna序列多樣性恰是真核生物應對不確定的環境因子變化的核心機制。
基於這樣的認知,他發現,人類因認知能力出現而衍生出的居群組織中的分工協同現象,使得個體只能在扮演社會角色的過程中獲取生存資源。由此,當談及 「人生意義」的問題時,他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人生意義就是找到能夠發揮你長處的社會角色,然後去扮演好這個角色。
在白書農眼中,競爭歸根到底是觀念問題。他推薦大家閱讀《觀念的躍升》,書中展現了人類社會,尤其是他剛剛讀到的19世紀,因觀念局限發生的諸多奇異之事。「人類的歷史一直是符號(概念)及其代指對象兩者之間分離與整合的動態過程。」
白書農也坦率指出,對生物學了解的缺失,並非人文學科師生的過錯,而是生物學研究者自身的問題。在和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因為朋友的激將法,2016年他在暑假學期開設了《生命的邏輯》課程,並將授課內容整理成書。如今,白書農仍堅持在暑期開設這門通選課,向各專業學生敞開大門,至今已持續八年。有北大校內文理醫工十多個院系、專業,校外不同學校不同專業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選修過這門課。
這也是他擔任博古睿學者、從事大眾科學寫作的初衷。「用儘可能簡明的文字介紹我所理解的『生命』,來幫助大家面對『人是生物』這樣一個無法迴避的基本事實。」

從事大眾科學寫作,對白書農來說其實是童年時期埋下的種子。那時,家中訂閱的《科學畫報》與《航空知識》在他心底悄然種下對科學的好奇。隨着時間推移,他逐漸意識到,「科普」這個概念在時代的洪流中已經發生了變化。就拿《十的九次方年的生命》這本書來說,白書農更傾向於將其定義為 「大眾科學」作品,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科普讀物。
在白書農心中,大眾科學與傳統科普有着本質區別。傳統科普往往是將知識灌輸給受眾,而當下的大眾科學寫作,更多考慮的是如何用大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分享自己的思考過程與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大眾科學」作品與學術專著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一些人文學科的書籍,也有類似的特點 「《物種起源》是科普讀物嗎?」他笑着問道。
回顧中國科學傳播的歷程,早期以科普形式引進科學成果是合理且必要的,畢竟中國並非現代科學的發源地,在引進過程中需要有效的傳播方式。但經過多年發展,白書農認為,中國的科學傳播應當有所突破與創新。在給實驗室研究生的畢業紀念禮物上,他寫下寄語——「讓自己的目光越過前人的肩膀,投向廣闊的地平線」。在他眼中,每個人都站在未知自然的面前,沒有必要一直依賴他人的視角去認識世界,應該有屬於自己的獨特視角。觀察、思考、傳遞思想,這與使用何種語言無關,關鍵在於寫作者的創作初衷。
然而,如何運用大眾日常語言來闡釋人類認知中那些鮮為人知的領域,是當下科學傳播面臨的關鍵挑戰。專業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土匪黑話」,雖簡潔高效,卻只為同行所理解。當面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時,就必須摒棄這種專業「行話」,轉而思考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語言把事情的特點講明白。
「樂高積木的零配件是怎麼生產的?」這一看似聚焦工業生產的表述,實則是白書農作為博古睿學者為博古睿中心寫的一篇專欄文章的標題。「如同樂高積木零配件生產的流水線,中心法則所揭示的過程,只是以模板拷貝的形式,高效生產蛋白質的流水線。」在其《十的九次方年的生命》中,類似這般生動鮮活的比喻與表達俯拾皆是——藉助樂高積木的零配件及其拼搭的玩法,解釋生命系統及其組分之間的關係;以「漩渦」為喻,幫助理解生命系統的動態屬性;還有「抱團取暖,合則兩利」「既生瑜,何生亮」等成語俗語,都成為白書農引人入勝的妙法。
靈感來源固然紮根於生活,而讓靈感破土而出的,是實踐中遭遇的難題與持續不斷的思考。當現有術語難以盡述時,創造或探尋新的符號來加以闡釋,便成了必然之舉。這也進一步引發了他關於「符號」的起源與功能的思考。
在白書農眼中,科學認知是一種只有500多年歷史的獨特認知方式。其特點在於以實驗這種「雙向認知」方式,檢驗符號及其代指對象的匹配度。這在人類演化進程中第一次可以為認知提供客觀性檢驗。而哲學則是對符號(概念)內涵的辨析、符號間關係的梳理、概念框架的構建與重構。從這個意義上,目前大家所談論的「科學」其實包涵了兩種屬性不同的認知過程,即從伽利略時代因實驗方法的出現而出現的「科學認知」,和軸心時代就出現的「哲學認知」。很多人將「科學」和「哲學」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其實是對「科學認知」的本質缺乏理解的結果。正是對符號問題思考的驅動,他的書架上才多了那本《from hand to mouth: the origins of language》,成為他探索科學與哲學之間關係的又一把鑰匙。
白書農的思考,關乎歷史,更關照當下——我們如何在符號化媒介的出現所衍生出的生存能力不斷外化的過程中,重新定義學習、思考與存在的意義。在一次講座中,他向學生拋出問題:ai時代來了,我們還要不要學?學什麼?怎麼學?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它們揭示了一個事實——科技的進步不會取代人的求索之心。人類的歷史,是符號(概念)及其代指對象兩者之間分離與整合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符號逐漸外化於創造者的存在而在符號使用者的參與下獲得越來越大的獨立性,ai只不過是這個過程的新階段。面對「人-符(符號)分離」的現實,我們更需要保持思想的清醒,釐清技術與人的邊界,探索未來的可能。
而他的書房——這方名為「雲霧齋」的天地,正如其名,在浮沉的雲霧中,靜守一片清明,為思想提供棲息之所,也為求索之路點亮微光。
《歷史研究》(英)阿諾德・湯因比
《全球通史》(美)l.s.斯塔夫里阿諾斯
《20世紀的生命科學史》(美)艾倫
《槍炮、病菌與鋼鐵》(美)賈雷德・戴蒙德
《knowledgeof life》(法)georgescanguilhem(喬治・岡圭朗)
《預測算法》(英)安迪・克拉克
《持續焦慮》(美)艾愷
《觀念的躍升》(英)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

白書農,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榮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雄蕊早期形態建成調控機制和植物性別分化等。1990年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1991-1994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博士後研究,1990-1998年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8-2021年擔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在science、plant cell、pnas等國際權威期刊發表多篇研究論文。
2020-2021年擔任博古睿學者,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博古睿講座系列」的首講嘉賓,在線平台「睿的n次方」(現更名「萃嶺」)的首位專欄作者。
來源 | 北京大學融媒體中心
采寫 | 王梓寒
攝影 | 曹夢瑤
責編 | 曹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