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聽證調查「秘象」
在這兒我要插一段寫於2001年6月4日深夜的報告節錄，有關當天中國證監會稽查局稽查三處兩位人員聽證我的情況，內容主要涉及2001年我所寫的《基金黑幕》，報告的對象是中國證監會的領導。
這份頗有卡夫卡小說風格的報告記錄，耐人尋味之處頗多。由於我多年來在媒體工作，所以要我配合調查的有關方面也有一些，我沒有一次不主動配合他們工作的，有關方面最後都比較滿意。可是，我從未曾想到中國證監會的人員竟如此角色錯位，在調查中，我經常覺得自己是個監管人員，而對方是被監管對象。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皇帝不急太監急」，也許吧。我早年就在上交所工作，後來又被借調至中國證監會工作過一段時間，一直比較在意研究監管原則，來調查的證監會人員可能也沒有精神準備，於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調查開始了：
2001年6月4日，在上海證管辦的二樓會議室，我接受了稽查局三處兩位同志的調查，一位是副處長L先生，另一位是擔任記錄的W小姐。
大家開始接觸時，都比較客氣，我介紹了《基金黑幕》的寫作背景、內容和目的。我認為這篇文章主要是客觀的研究，對基金行為的描述分析至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基金或者說機構投資能否穩定市場，從上交所的報告來看，內地基金的行為難以證實機構投資者穩定市場的結論，這屬於學理上的探討；
第二，基金利用公告的公布日和截止日期的時間差做文章，這屬於自利動機，是否道德是其次，但我們建議把這種時間差縮短，以便投資者獲得準確信息；
第三，上交所報告顯示出了基金的「對倒」行為，由於這樣可以促成虛假成交量，誤導投資者，屬操縱行為，所以《證券法》明令禁止。
另外，上交所報告的價值在基礎數據，採用的統計方法十分簡單，不存在統計方法有誤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上述這些推論解析是完全可以通過基礎數據得出的。
讓我很快感到問題不對的是，L先生沒問兩個問題後，突然示意記錄員停筆，他說「我們岔開來談一些問題」，也就是說下列問題不做筆錄。
L談了對《基金黑幕》的看法。我回憶大致如下：第一，中國證券市場還很年輕，違法違規在所難免；第二，美國市場也是如此，那兒的問題還要多；第三，要尊重「國情」，這種事不單在股市中有，中國別的市場上也多得是；第四，稽查局人手少，有心無力。
讓我感到很驚異的是，這種為基金辯護的口吻竟出自一位應客觀公正的稽查局同志口中。我只能一一作答：第一，中國股市是很年輕，但年輕並不代表可以違法，至少我們可以努力；第二，美國市場20世紀初違法的事情的確不少，但現在已經沒有這麼盛行了；第三，國情要講，但金融市場也有一些普遍規律，比如中國證監會與美國SEC至少在初期的架構上很相像；第四，你們稽查局人手少，正需要媒體的協助與監督。
我邊說邊感到很尷尬，因為我感到自己與L的角色在錯位，坦白地說，我覺得我在普及為什麼今天中國股市需要規範的知識，這本來應該是他們工作的基本要求。
L突然客氣地說，不打不相識嘛，也許今後咱們會成為朋友或者成為陌路，都沒關係嘛。
我又一愣，忙說，我沒有和你「打」的意思，我是在配合你調查啊。在其後的兩個多小時中，L同志並沒有對《基金黑幕》一文中所提的有關基金行為內容希望我作出進一步的闡釋，而是圍繞着一個問題，《基金黑幕》憑什麼做到客觀公正，憑什麼在「編者按」中得出基金違規違法的結論等等。
在提問後，我作出的回答，L同志總是不滿意，結果變成了辯論，而且他不時「岔開來」，讓我分不清他是聽證提問還是誘導我回答他想要的答案。我據記憶將兩種形式所述如下：
L:
你在寫這篇文章時，憑什麼認為上交所的報告是真實的？
我已經說過，它的數據是不可能造假的，因為根據我多年在上交所和從業的經驗可以判定這點。
L:
你為什麼不去核實，沒有核實的報道是客觀的嗎？
在美國水門事件中，《華盛頓郵報》也沒向尼克松去核實，因為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L:
我不跟你談論美國，這是中國。
我們無法核實，是因為這有可能被人認為涉嫌干擾稽查工作甚至涉嫌竊取市場情報。
L:
（後來又繞回來）你為什麼不作核實？
我再說一遍，第一，我相信《財經》雜誌以往的原則和報道，我信任它；第二，根據我十年的從業經驗。
L:
你憑什麼說這篇文章是科學和客觀的？
有事實依據就是科學的，當然它需要事實檢驗。
L:
你們取得報告作者的同意了嗎？在不同意的情況下，文章能夠發表嗎？
（我心想，這確實是基金聯合聲明後，我們考慮到如果要接受訴訟的話，對方律師必然要問的問題，因為它是最有爭議的一點。L怎麼越來越像基金的律師呢？）我們沒有照發原報告，只是報告解析而已。（註：我沒說的是，即使作者願意授權，在當時的情況下，豈不是害他嗎？）
L第二個讓我纏繞不清的問題是：
L:
憑什麼《基金黑幕》的「編者按」最後認定基金違法違規？
這是編輯部的按語，我無權過問。
L:
在稽查局沒有認定這種行為時，雜誌就可以（擅自）作出決定嗎？
可以，當然用「涉嫌」可能更好一點。因為類似的說法其實早已在圈子裡流傳，獲得報告後，我們認為這裡已有事實證明違背了《證券法》。既然違法，我們就可以認定。
L:
你認為可以認定？
對。美國媒體在1994年根據兩位學者的報告指控納斯達克的坐市商有市場操縱行為，1997年美國SEC也認定了這一點。
L:
這是中國，不是美國。
你們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同志也曾發表講話，歡迎媒體配合監督市場。
L:
我們現在是在對《基金黑幕》就事論事。
我對你們的聽證立場表示懷疑。
L:
你認為發表《基金黑幕》是負責任的嗎？
負責任！雜誌社既然發表了文章，當然就得負責任。人們可以對這種認定提出質疑，基金聲明就是如此。
L:
就憑報告的這些數據就可以得出違法的結論？
可以，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
L:
你（還是）認為這是可以認定的，在稽查局沒有做出認定之前？
可以，我再說一遍，我認為在《基金黑幕》發表之前，證券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已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基金黑幕》的認定，我們認為違法行為已危及市場的發展。
L:
這是你個人的看法。你不知道《基金黑幕》給市場帶來了多大的震蕩，這是負責任的嗎？
L處長，L處長（我想提醒他的職責是稽查），你難道不認為《基金黑幕》出台後對中國股市的規範作用嗎？
L:
我承認。
我們絲毫不想越權，也沒有不尊重證監會的意思。《基金黑幕》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是投資者想要證監會有個說法。雜誌只是一個媒介，它不可能有你們的權威性啊。你不認為是這樣嗎？
L此時突然勃然大怒，大聲喝道：「什麼L處長L處長，是你問我還是我問你。今天你是來接受調查的！」
雙方沉默……
L:
我要問你，中國證券市場的最終認定權在哪兒？
法院。（此時的L忽而是個律師，忽而是個稽查處的官員，我開始懷疑他的身份，儘管他一開始時出示過工作證。）
L：（忽然苦笑）你要這樣說，我就無話可說了。
這時L遞給我一份有關媒體披露信息的規則，裏面赫然寫着如果報道不實要觸犯刑律等等。我是個證券媒體工作者，類似的規定當然很熟，但此情此景明顯是讓我知道如果我（們）不客觀、不真實，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
L:
我再問你，中國證券市場的違法違規的最終認定者是誰？
（我沉默良久，心裏非常難受，我此時真的不想說是中國證監會，因為我已迷失於中國證監會究竟代表誰的利益、究竟要幹什麼的困惑中）中國證監會。
注意，這時L提出的問題又誘使我必須回答他的所謂正確的問題了。
L:
那麼，到底是中國證監會還是《財經》雜誌有這種認定權？
中國證監會有最終認定權，《財經》雜誌有初步認定權。中國證監會有權否定《財經》雜誌。
L:
（自我解嘲）真是搞文字工作的，真會玩文字遊戲啊。
我不認為這是文字遊戲。但我不想討論，因為我不知你什麼時候又「岔開來」，或什麼時候是稽查員，討論是互相要問問題的。還是你問吧。
關於文字遊戲問題，我還想到L同志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基金凈值遊戲的一段話。
L:
你憑什麼說基金是「欺詐」，難道遊戲就犯法？
你拿給我看看。是你搞錯了，上面寫着「欺瞞」，和欺詐是兩回事。
L:
中國證券市場的執法主體是誰？
中國證監會和下屬機構。
L還很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是如何獲得這個報告的。
L:
你們是從哪裡得到這個報告的？
《財經》雜誌編輯部。
L:
我問你是誰？
記者李菁。
L:
這份報告的格式是怎樣的？上面有沒有作者的名字？有沒有公章？有沒有單位名稱？
我不知道。我接到的報告是簡單的文本格式。
L:
你們是怎麼知道報告的作者的？
《財經》雜誌社告訴我的。
L:
你就相信了？
相信。
L:
那份報告呢？可不可以交給我們？
沒有了。風波發生後，我認為也許會有麻煩，也就不必保存了。
L:
你們知道《財經》雜誌的背景嗎？
不知道。
L:
我也知道你往《財經》雜誌社身上一推，什麼問題你都不會回答，但程序上我還是要問一遍。儘管說只寫了一部分，但文章上合署你和李菁兩個人的名字，所以還得文責自負，知道嗎？
知道，我對《基金黑幕》負責。
L:
那麼，在《基金黑幕》中有那麼多的「據說」，這是不是客觀公正？
這是通行的報道體例。當然，如果把我的解析部分和她的文章分開來，解析是解析，報道是報道，這樣會更協調些。我對《基金黑幕》負責，但這部分還是問她比較好。
L:
我認為這些「據說」可是「致命」的。
對不起，我認為這不是「致命」的。
L:
我用這個詞可能「不恰當」，但……
報告本身的解析是「雪中送炭」，這是最主要的。其它的報道可能是編輯部考慮更符合媒體的生動性，是「錦上添花」，如果不能「錦上添花」，也沒問題。
L:
你在解析部分提到了拉高股價、莊家可能賺到一倍利潤。你有什麼證據？
是推理，也是圈子裡的看法。文章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要有數據支持的，尤其是在股市中，我無法獲得莊家的記錄。這需要你們稽查局核實。
從下午2:30至5:00，我們反覆纏繞的就是這些反覆問反覆回答的內容，最後記錄經雙方審閱，簽字。記錄部分我認為是真實的，但明顯沒有把當時許多「岔開來」的話記錄下來，而我認為這與記錄員無關。因為很多「辯論」與L同志說的話確實不像聽證。下面是我們最後的交談：
L:
我也是按程序走，不必介意。我在這個位置上，就要客觀嘛。事實上，我自己都沒看過上交所的那份報告。
（我大驚，語塞）你沒看過這份報告？唉，我建議你看看。
L:
你剛才只要將那段「編者按」的認定問題推給雜誌社就可以了嘛。我也是回去給領導看的嘛，總得有個交待吧。你放心，結論會對你有利的，你只寫了解析報告的那部分嘛。我可是為了你才專程到上海來的啊。
如果你們如此這般的聽證是在《基金黑幕》文章發表不久，我可以理解。但是中國證監會已公開宣布基金確有違法違規行為，而且許多基金的年報也承認這一點。而現在你們又開始立案調查《基金黑幕》的客觀性，我難以理解。我不知道你們哪個代表中國證監會。
至於我為什麼要堅持媒體的權利，這是因為市場利益的力量太強大，與此相比，媒體非常脆弱。如果我們不堅持這種權利，媒體的公正監督作用很快就會消失。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由於L同志的問題反覆纏繞，我只能對我們的對話進行一些編輯，讓人有個頭緒。而且，這不是錄音記錄，個別語句可能有些微出入，但不會妨礙其準確性。
由於多年來的記者訓練，加上回來的五個小時後，我就迅速將它回憶下來，相信比較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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