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典』亮生活 守護美好」為主題，舉辦第47次檢察開放日活動。開放日活動現場，湖北荊門檢察幹警劉於宏首個登場，結合履職實踐講述辦案故事，生動展現了檢察機關在民法典貫徹實施中的履職擔當。
家務勞動的價值不應被忽視
2024年5月的一天，我院12309接待大廳來了一位身形瘦弱的大姐。她一開口，便向我們訴說前夫的無情和自己的委屈，說她的案件敗訴了，她不服，要來檢察院申請監督。
大姐姓王，1995年和李某結婚，有個兒子小康。在小康5歲時，李某外出打工，此後很少回家。20多年裡，王大姐一邊照顧一家老小，一邊打理服裝店的小生意，李某卻自2016年起3次起訴離婚。在第3次訴訟中，王大姐要求經濟補償，法院以其未提交相應證據為由未予支持，並判決二人離婚。
「我就想要點補償，法院還要我拿證據，20多年洗衣做飯、照顧老小，這不算證據嗎？」王大姐的話引發了我的思考。民法典第1088條明文規定，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生活中，男方掙錢養家、女方操持家務都是對家庭的貢獻，如何認定一方「負擔了較多義務」呢？
我想，查明王大姐和李某對家庭的貢獻情況，是本案準確適用民法典第1088條規定的關鍵。於是，我們先找到了李某，在與他溝通時，他眼神躲閃，除了承認自己年輕時就外出打工，現在沒什麼收入，其他的一概不說。
考慮到兩人的孩子比較了解情況，我們找到已經成年的小康。提起父親，小康一臉冷漠地說，他是母親一手帶大的，父親沒有陪伴過他，也沒有給過他錢。小康的話讓我們對王大姐的陳述形成了初步確信。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況，我們又找了街坊、社區工作人員，但他們有的表示不了解情況，有的避而不談。實在沒辦法，我們又調整思路，聯繫上當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告訴我們李某曾經有個工作單位。根據這條信息，我們找到了李某原單位的劉主任。可劉主任起初也有顧慮，認為「兩邊都是熟人，說啥都不好」。我們調整策略，將王大姐離婚未獲一分錢補償的情況如實相告。劉主任受到觸動，放下顧慮告訴我們，2000年企業改制，李某買斷工齡去青海打工，之後很少回家，王大姐獨自經營一家小服裝店，艱難度日。
至此，結合王大姐的講述、小康的證言以及劉主任的介紹，已能充分證實李某外出打工後，王大姐20多年獨自撫養孩子、支撐家庭的事實。
案子查清了，但對王大姐能否獲得補償我心裏還沒底。站在王大姐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裡，看到她生意冷清，我提出給她申請司法救助金，誰知她竟禮貌而堅定地拒絕了：「我不要這個款，我的錢就該他給，這是他欠我的。」那一刻，我既驚訝又心生敬意。我明白她要的不只是補償，更是公平和尊嚴。我們該做的，就是通過依法履職查清事實，還她一個公道。
基於查明的事實，我們向法院提出了再審檢察建議。由於調查深入、證據充分，法院採納了我們的建議，案件進入再審程序。
那麼，補償金額該怎麼確定呢？當時法律沒有明確的標準，法院擔心男方的經濟能力，打算判決較低金額，並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為，在缺少明確標準的情況下，補償金額的確定既要參考同類判決，又要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為此，我們檢索了大量類似案例，仔細梳理經濟補償的考量因素，並再次來到王大姐所在的小鎮，調查當地生活水平。
在列席法院審委會會議時，我們通過多媒體示證，一一展示調查結果，綜合考慮王大姐對家庭的付出、李某的負擔能力和當地的生活水平，建議法院提高補償金額。最終，法院判決李某向王大姐支付經濟補償8萬元。
有了這筆補償款，王大姐能夠在小鎮上有個棲身之地，加上服裝店的小生意，日子總算有了着落。這一刻，一直為案子奔波的我們，終於長舒了一口氣！
在這個案例里，我們用法律的力量，讓一名普通女性的辛苦付出得到了溫暖回應。民法典第1088條為無數默默付出的家庭成員發聲——家務勞動的價值不應被忽視，它應當被正視、被尊重、被保護，讓更多家庭成員在合理分工中彼此看見、在相互尊重中攜手同行！
（講述人：湖北省荊門市檢察院幹警 劉於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