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回憶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五四運動後，由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提高，由於馬列主義的介紹、研究與宣傳的相當普遍，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先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階級基礎、思想準備與國際聲援等客觀與主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中共一大紀念館內的一大代表群體銅像。新華社記者 劉穎 攝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了魏金斯基（他的夫人同行）來到北京。

據他說，東方局曾接到海參崴方面的電報，知道中國曾發生過幾百萬人的罷工、罷課、罷市的大革命運動，所以派他到中國來看看（他曾經在美國做工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他到北京以後，首先訪問了以李大釗同志為首的許多進步人士，舉行過幾次座談會，許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參加了。因為蘇俄政府第一次對中國的宣言（即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剛傳到中國，中國很多社會團體都表示熱烈歡迎，所以一聽到蘇俄人來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別高興。魏金斯基在幾次座談會上，報告了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實際情況及其對外政策。當時李大釗同志等對於這位好朋友，很誠懇地和他交換意見，至於那些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帶着好奇心，參加了一兩次座談，以後和他也疏遠了。和他經常接觸的還有張太雷（因為他懂英文）、楊明齋（華僑，因為他在俄國東方大學讀過書，懂俄文）兩人。

由於李大釗同志的介紹，魏金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後就只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魏金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俄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魏金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當時在上海參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陳望道（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俞秀松、施存統（參加後去日本留學，現屬民建）、沈玄廬（第二年退出）、李達等。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這個組織發起後，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係。當時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的有：在北京的李大釗、張太雷、鄧中夏、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李梅羹等人；在武漢的陳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漢俊本人也去到武漢）；在廣東的譚平山、陳公博、陳達材等人；在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東京的施存統、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澤東負責；另函約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組織。邵力子、沈雁冰是在黨發起以後才加入的（以後又都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共有8個中國共產黨小組，巴黎小組與國內各小組當時聯繫很欠缺。

成立共產黨的會議是在《新青年》雜誌社內召開的。在會上大家提供的工人運動的材料很少，第三國際的宣言和決議案在這次會議上也出現了。當時黨的上海小組的工作分兩部分：一是宣傳工作，一是工運工作。宣傳方面，決定把《新青年》作為公開宣傳的機關刊物，從8卷1號開始。另行出版《共產黨》月刊（報紙16開本，約32面），作為秘密宣傳刊物。1920年11月間出了創刊號，這刊物的內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國際和蘇俄的消息、各國工人運動的消息。至於工運方面，在上海楊樹浦組織了一個機器工會，由李中主持；此外還在上海小沙渡路籌組紡織工會，但未組成。

▲《新青年》雜誌第8卷第1號

黨的上海發起組，推陳獨秀做書記。另外還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因為當時有許多青年離開學校和家庭來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辦法，所以上海共產黨組織就把他們組織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的團部設在華龍路漁陽里六號，兩層兩底的房子里，掛了「外國語學校」的招牌，團員有20餘人，由魏金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團務由俞秀松主持。除上海外，北京、武漢、長沙也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

1920年，孫中山在廣州做大元帥。11月，他邀約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廳長。陳把書記的職務交由李漢俊擔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陳望道主編，我負責編《共產黨》月刊，這份雜誌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給。12月間，魏金斯基回到蘇俄去了。當時黨的工作經費，每月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卻無力負擔，因為當時在上海的黨員大都沒有職業，不能掙錢，搞工人運動沒有錢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馬路開了一家「新青年書社」，生意很好。李漢俊向陳獨秀寫信提議由「新青年書社」按月支二百元做黨的經費，陳獨秀沒有答應。還有陳獨秀臨去廣州時，曾對李漢俊約定，《新青年》每編出一期，即付編輯費一百元。後來李漢俊未能按月編出，該社即不給編輯費，因此李漢俊認定陳獨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滿意。這是他兩人之間的衝突的起源。這時候黨的經費是由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維持的。往後因為經費困難，《共產黨》月刊就中止了。

1921年2月，陳獨秀起草了一個黨章，寄到上海。李漢俊看到草案上主張黨的組織採取中央集權制，對陳獨秀甚不滿意，說他要黨員擁護他個人獨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中央只不過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看了李漢俊這個草案，大發雷霆，從廣州來信責備我一頓，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其實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從此以後，陳獨秀和李漢俊兩人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我覺得黨剛才發起就鬧起分裂來，太不像話，只得調停於兩者之間，要大家加強團結。但李漢俊態度堅決，不肯接受調停，並連書記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編了。他就把黨的名冊和一些文件移交於我，要我擔任書記。我為了黨的團結，只好接受了。李漢俊原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看了考茨基的書才轉變過來。他很想做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去宣傳無產階級的政見。他的本性原是一個熱衷於利祿的人，所以在黨的成立大會開過以後，就跑到國民黨去了。

1921年6月中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克爾斯基（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

來源：曲青山 柴方國主編《中國共產黨100年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作者李達（1890—1966），中共一、二、三、八大代表，曾任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等職；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