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一台灣老兵回大陸探親，被大陸海關帶走，一句話令他感動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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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編輯|避寒

《——【·前言·】——》

他剛踏上珠海的國土，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被帶進了海關的「接待室」，他以為自己要出事了，沒想到，聽到一句話，眼眶瞬間濕了。

從對峙到融冰的歷史轉折

1949年5月，台灣省政府宣布戒嚴，理由是防範「匪諜滲透」，但實質是管控全島政治生活。從這一天起，普通百姓的親情通信、自由遷徙，都被一道封鎖線切斷。

姜思章生活在浙江舟山，家境普通，排行老三，1950年5月15日，還差四個月滿14歲的他，走在放學路上被幾個陌生人攔住。

穿的是軍服，帶槍，不由分說把他推上卡車，有人喊：「這是抓壯丁！」沒人敢攔，車開走的方向是碼頭，船尾的旗幟是青天白日。

上船前，他在小本子上寫了封信，託人交給父親，這是他離開大陸前，最後一次與家人聯繫。

到了台灣，他被編入軍隊，在台中受訓，後來調防高雄，沒人問他願不願意，也沒有選擇。

從浙江被抓走的青少年很多，後來成了一支特殊部隊，被稱為「浙江兵」，對台灣當局來說，這是可以信任的「外省人」，但對這些被迫離鄉的人來說，一切都變了。

從1950年代起，兩岸軍事對峙不斷升級，金門炮戰、沿海封鎖、海上攔截，讓「回家」成了一個危險詞彙。任何向大陸寄信、通話、表達親情的行為，都有被視為「通匪」的風險。

姜思章不敢寫信，哪怕心裏千迴百轉，他曾試着用「唐光華信箱」試投過一次，那是台灣紅十字會設的信件轉交通道，但從未收到回應。

他問過營里的傳教士，對方沉默了好幾秒，說：「不建議你嘗試。」

1978年12月26日，一條消息改變了一切，《人民日報》頭版登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告台灣同胞書》，次日對外發佈。

這不是一紙空文，這是第一次，中央明確提出和平統一、尊重台灣現狀、實現兩岸通郵通航通商。

姜思章在軍中已經轉業，改做運輸生意，他反覆讀着報紙複印件，捧着放大鏡，一字一句看，他知道，信可以寫了。

三十年音訊斷絕的煎熬

1978年，姜思章52歲，在台灣落地生根，成家立業，但內心有一部分一直空着，從舟山那天上船開始，他再也沒見過父母。

那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與一位舊同學的香港親戚聯繫上了，他請對方幫忙，把寫好的家信從香港轉寄回浙江。

他在信里寫了自己的近況，想知道父母是否還在，弟妹如今何處，他不敢寫真名，用了「江詩長」這個化名。

等了半個月，回信來了，但不是真信，是影印件，信紙上多了幾個章，紅色的。台灣方面對大陸來信嚴格篩查，所有郵件都需影印、歸檔，原件不能交還本人。

姜思章讀着字跡，認出來是二弟寫的，信中說，父母都還健在，母親身體虛弱，每年清明都在海邊燒紙，希望兒子能平安。

姜思章跪在床前，燒香磕頭，他說：「阿爸阿媽還在，我不能再等。」

從這一刻起，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回去。

信件往返困難，他想到了一個人，一個他在台北舞廳認識的女子，這名女子的親戚在澳門做生意，可以協助中轉信件，也有辦法接洽辦理赴港手續。

他托這名女子再度發信，信里說：「請允許我回來看看你們一次，不為別的，就為當面說聲『我沒死』。」

一年後，弟弟回信表示：歡迎回來，家裡人都等你。

這封信，姜思章看了不下五十遍，他不敢向台灣當局申請返鄉，只能走「探親赴港」的灰色路線。

為了辦這件事，他拜託了香港陳女士，認作「舅媽」，由「親屬接人」的名義獲得赴港批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失敗。

1982年8月11日，他登上開往香港的班機，途中不斷擦拭眼鏡片，怕下機時看不清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他背着一個黑色帆布包，裏面是壓了幾十年的一張照片，一塊舊手錶，一封被翻得起毛邊的家信。

從香港到澳門，再乘巴士前往廣州，行程繞遠，卻是唯一可行的路徑。

目的地，是珠海拱北口岸。

他不確定，自己能不能順利踏入這塊土地。

1982年的冒險探親之旅

1982年8月12日早晨，姜思章從澳門出發，乘坐巴士穿過拱北口岸，他沒攜帶行李，只提着一個布袋。

袋裡是父親寫給他的信、台北洗好的照片和一件輕薄外套，他特地沒穿西裝，穿的是短袖襯衫、解放鞋，顯得樸素，他怕太顯眼，也怕太冷漠。

一進拱北，立刻被工作人員攔住，不是盤問，而是「請跟我來」，他一愣，握緊口袋。他不知道，剛下車就被帶進「台胞接待室」，意味着什麼。

屋裡沒其他人，只有兩位海關人員，一個四十多歲，戴眼鏡，另一個年輕些，正在翻他的旅行證和香港轉簽文件。

他開口自報來意，對方沒回應，只是請他坐下，五分鐘後，另一名幹部進來，遞來熱茶，他更緊張了，額頭冒汗。

他試圖解釋自己不是間諜，也不是記者，只是個想回老家看看的人，他以為，要留下來了。

這時，那位戴眼鏡的幹部開口了，說：「回去台灣之後，把旅行證撕掉，這樣就不會留下痕迹了。」

姜思章沒反應過來，幾秒鐘後，他明白了這句話的含義，這不是警告，而是體諒，不是設陷阱，而是保護。

他眼眶濕了，點頭說：「謝謝。」

拱北的流程很快，沒有刁難，沒有訊問，臨出關前，工作人員還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寧波外事辦聯繫人」與「台胞接待處地址」。

一切都為他鋪好了，他沒想到，這片三十二年未曾踏足的土地，接住了他。

從珠海到廣州，再轉上海，最後到寧波，1982年8月13日凌晨，他在寧波打通了電話，接通的是大妹，他聲音顫抖：「我是思章。」

電話那頭沉默幾秒，緊接着就是爆發的哭聲，那一夜，電話亭外圍滿了人，沒人勸，沒人催，他們知道，這是一個人要回家的路。

珠海拱北海關的溫暖話語

沈家門港的輪渡靠岸時，天還沒亮，霧很重，遠處的海面像被刷白了，岸邊站着五六個人，個個手裡拿着寫着「江」的小牌子。

姜思章在人群中一眼就認出母親，她頭髮全白，拄着拐，眼睛發紅，卻站得筆直。

船還沒停穩，他已經翻身跳下甲板，碼頭工人嚇了一跳，他顧不得，他穿着那雙解放鞋直接跳在水泥地上，衝過去跪下，喊了一聲：「阿媽，我回來了。」

母親扶着他，嘴裏只念着：「活着就好，活着回來就好。」

旁邊是二弟、大妹，三人圍住他，一個勁兒抱着，他們哭出聲來，幾十年壓在心頭的話都說不出來。

很多圍觀的群眾跟着落淚，那天港口沒有廣播，只有人聲，沒有嘈雜，只有一句句家常話。

三天之後，他又去了岱山，見到父親，那天是陰天，島上的雨很密，姜思章走得慢，父親坐在藤椅上等他。

兩人對視十幾秒，誰也沒說話，父親拿出一張他小時候的照片，說：「我一直帶着這個。」

姜思章沒接，眼淚一滴一滴掉下來，三十二年沒見，照片成了唯一的聯繫。

這趟回鄉之旅本該只是私人之事，但他回到台灣後，並沒有沉默，他開始四處演講、寫文章、投書報刊。講自己返鄉的經歷，也講更多「外省人」失聯、返鄉無門的故事。

1987年4月15日，他作為發起人之一，組織成立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宣傳口號很簡單：「讓母親見兒子，讓墳前少些遺憾。」

同年10月15日，台灣正式宣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1月2日政策生效。三十八年的阻隔，就這樣被一條小船、一封信、一句提醒，慢慢鬆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