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圖吞併琉球的歷史事件

《中國研究文摘》由浙江大學劉東教授主編，10位海內外高校學者任編委，定期掃描海外中國研究前沿學術成果。本輯從數十種海外頂尖學術期刊精選論文32篇、書評12篇，所涉學科廣闊，涵蓋人文學科各細分領域，探討了諸如青銅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唐代宦官世族政治、宋代的藝術史藝術、明清時期的白銀供應、清代邸報的發行與流通、17—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禮物交換、江南地區的性別分工、甲申政變後清朝外交的制度運作、早期現代中國紙張的全球史、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勞動認同、風俗畫與過渡期的北京、冷戰時期邊疆的農業和蔬菜市場等代表了海外漢學界新近學術創意的、兼具學理深度與研究趣味的議題。

《中國研究文摘·第1輯》，劉 東 主編，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麥嘉締與「琉球處分」問題

近年來，外交史領域的研究已開始意識到僅把注意力放在國家與准國家代表之間的外交活動上，而忽視除此以外其他的行為主體、場所或機制，逐漸成為制約領域發展的瓶頸。不僅如此，近代東亞的外交場域還呈現出別樣的複雜性。區域內部首先就存在着多重的政治秩序、外交原則與慣習傳統；近代以降，域外的各種政治、文化、軍事等因素又加入其中，縱橫交織。故而其中產生的諸多歷史問題，僅憑「官方外交」或根植於西方「近代外交」的分析框架恐難勝任。典型的例子，可舉19世紀七八十年代圍繞日本企圖吞併琉球的歷史事件（以下簡稱「琉球處分」）而展開的中、美、日多方外交角力。這也是直觀近代東亞外交史多層性、複雜性的最佳切入點之一。

當下針對「琉球處分」的諸多研究在分析視角和方法論上呈現出3大特點：分析視角的空間、時間擴大化，研究對象的多樣化，還有關注東亞秩序的轉型，即華夷秩序逐漸解體繼而轉向西方型秩序的全過程。在此背景下，托馬斯• p. 白瑞唐的這篇論文，將目光聚焦在了清朝駐日公使館外籍館員麥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身上。在以往的清史研究中，對於像麥嘉締這樣的清朝駐日公使館外籍館員，相關研究多着墨於他們在知識傳播與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但正如白瑞唐所介紹的，除了公務以外，麥嘉締還利用他的私人人脈、資源和知識，秘密地為清朝利益的最大化四處奔走。作者也期望通過整理麥嘉締在「琉球處分」問題上的私人活動，探討個人主體性在外交活動中的價值和意義，以此為同類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全文的論證部分分為3章，分別為《從傳教士到清朝駐日公使館員》《琉球問題與麥嘉締的私人活動》《麥嘉締的私人活動與1880年清日交涉》。

第一章作者簡單地介紹了麥嘉締生平：1820年生於美國，1843年作為美國長老會醫療傳教士被派赴中國，之後又一度在日本東京大學的前身之一東京開成學校擔任教師。後辭職，於1877年回到中國，於清朝駐日公使館任職。除了承擔中日通譯，英文、法文、和文翻譯，以及撰寫英文公文等公務外，他還在私人領域積極開展了3項重要活動：一是對琉球問題做研究調查；二是與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接觸；三是利用新聞報紙等媒體施展才華，製造輿論影響。

第二章作者就上述麥嘉締在私人領域展開的3項活動作了詳細論述。

首先，通曉中日兩國當時狀況的麥嘉締在其就任公使館館員之初，便預感到圍繞琉球問題，清日雙方會發生齟齬。為了應對不測，他在東京和橫濱的書肆輾轉，儘可能地收集琉球諸島相關的地圖，還有各類地理、歷史書籍，並在一年的時間內對琉球王國的歷史、風俗、地理等情況作了細密的研究。此處白瑞唐也特別指出，麥嘉締的調查活動都是個人行為，並非上司授意。不過駐日公使何如璋對此也並非一無所知。一來何如璋非常熟悉麥嘉締的脾性，知其熱心研究，對其才華也有過高度評價；二來當時清朝駐各地公使館館員的一大行動特點便是調研、收集赴任地的各種信息。故而無論於公於私，公使館方面都不會對麥嘉締的行為有所置喙。這不僅給了他相當多的時間來進行私人活動，其研究調查所得也成為日後施展其外交才華的重要基礎和前提。

其次，1878年「琉球處分」發生，日本明治政府欲通過「廢琉置縣」吞併琉球。屬國琉球的喪失對清廷來說意味着「宗屬關係」的瓦解，故而希望在不與日本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前提下盡量恢復琉球王國。1879年，適逢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到訪中國，清廷便委託其作為調停人赴日斡旋此事。另一邊，作為清朝駐日公使館館員的美國人麥嘉締，還有多個不同的社會身份，如「美國在東京居留民委員長」「日本亞洲協會評議員」等。他在日本的外國人社交圈以及美國外交官群體中頗有聲望。再加上他精通中、英、日多語，使得他成為迎接格蘭特訪日接待團的核心人員，獲得了可以私下接觸格蘭特的機會。

從白瑞唐的考證來看，目前已知針對「琉球處分」清日談判中所涉及的「二分案」和「三分案」都與麥嘉締有着密切關聯。在麥嘉締與格蘭特兩人多次的私下會面中，麥嘉締或有可能受何如璋所託，或有可能是為了儘力履行其作為清朝駐日公使館館員之職責，為達成清朝的外交目標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身負調停使命的格蘭特也缺乏相關知識，需要麥嘉締這樣可信賴的人物私下為其出謀劃策。以史料見，麥嘉締最初提供給格蘭特的「妥協案」可謂日後「二分案」的雛形，也是麥嘉締認為最具可行性的理想方案。而當麥嘉締得到清廷希望恢復琉球王國的情報之後，他又撤回前案，向格蘭特告知了幾乎與日後「三分案」相同的建議。不過作者也坦言，當下還沒有任何確鑿證據顯示格蘭特在公開場合到底向日方提供了何種方案，但他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推測出格蘭特應是曾在私下將麥嘉締給他的提案透露給了其他人，日方也或多或少地從一些途徑了解到了格蘭特更屬意「二分案」的意向。

再則，日本雖欲加快推進「琉球處分」的進程，卻非常忌憚國際社會的反應。畢竟若要遵從當時世界通行的「普遍性」原則，使用西方的做法來吞併琉球，明治政府就要直面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在1850年代，琉球就已經和美國、法國、荷蘭等西方列強締結了「修好條約」。且在按照西方外交規則簽署的條約中，琉球方面不僅使用了清朝的年號，書寫所用文字也是漢文。這表明琉球不但是擁有獨立外交主權的政治實體，又存在與清朝之間的宗屬關係，故而從事實上就斷絕了「琉球處分」的合法性來源。通過作者的考察可知，為改變這樣的「被動局面」，自1878年開始，日本方面就在積極搜羅材料撰文，用以說明和強調「琉球處分」的歷史依據，其目的有二：一來否定清朝方面的歷史認識，表明自身的立場；二來通過這樣的「歷史敘述」向國際社會證明「琉球處分」的正當性。

日本方面撰寫的這篇文章題為《日本與琉球》，先由井上馨起草，後被翻譯成英文，於1879年10月11日發表在英文報紙《東京時報》上。文章見刊後，麥嘉締憤慨其中對於史實的歪曲，立刻動筆予以反擊。鑒於之前已經做了大量翔實的準備工作，麥嘉締很快便以《兼聽則明》為題撰文，同樣找了一份英文報紙《日本公報》在同年11月26日刊登，針尖對麥芒，對《日本與琉球》文中的觀點逐一反駁。作者發現：麥嘉締通過翔實的史料引證，不僅能利用日本方面使用的材料來批判對方觀點，還不斷例舉對方在史料翻譯上的春秋筆法，以揭示其扭曲歷史的不當做派；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大量運用了西方人熟悉的國際法概念，有力地批駁了日本方面的主張，是一部熟練運用西方學術規範「對多語種材料援引得當的力作」。

《兼聽則明》一經問世，國際外交界反響巨大，不僅歐美駐日公使紛紛將文章向各自國內傳抄上呈，更得到清廷的高度評價。日本方面因此遭受「重創」，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應對。雖然在1880年初，日本方面又在《東京日日新聞》上匆忙刊文回應，但是從作者的考證可知，此文根本無力應對麥嘉締提出的諸多質疑。更為關鍵的是，這篇回應文章只有日文版，沒有和《日本與琉球》一樣使用英文面向國際社會發表，或只為了在國內「保留一份顏面」，可謂「一敗塗地」。

第三章作者通過分析1880年清日針對「琉球處分」的談判過程，來驗證之前麥嘉締私人活動的各種努力是否具有成效。從日方提出的談判條件來看，部分內容與麥嘉締提案給格蘭特的第一方案（即「二分案」）相同。此時麥嘉締已經卸任回國，當其得知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並有了成果後大為喜悅。除了調停人格蘭特給予日方的影響以外，在給他人的書信中，麥嘉締也談及，能有這樣的結果，應與自己所發表的那篇社論有關。

當然，這樣公然給自己臉上貼金不免招致非議，白瑞唐也坦言目前並沒有找到相關的日方史料，可以證明日本方面曾受《兼聽則明》一文的影響而在外交談判上有所妥協。但作者基於以下兩點支持麥嘉締的說法：一是《兼聽則明》見刊後，除了發表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的那篇社論以外，日本政府就再也未動員過任何力量去繼續尋找「琉球處分」的歷史依據了；二是與麥嘉締「文筆爭鋒」的井上馨一直身居處理琉球問題的核心團隊之中，他也非常清楚自己那些本來準備拿來向國際社會證明「琉球處分」正當性的材料已難有說服力。因此，無論是考慮到格蘭特的調停，還是《兼聽則明》一文在國際外交界的影響力，「二分案」都應是當時最有利於日本政府的談判方案了。這與麥嘉締的努力密不可分。

只是歷史的進程並不一定如人所願，即使當時亡命清朝的琉球人發出了「分割即是亡國」的高聲呼喊，清廷亦堅持恢復琉球屬國的條件絕不讓步，清日雙方的談判最終還是不了了之。不久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戰敗，日本至此在琉球「站穩了腳跟」。麥嘉締的設想最終還是沒有能夠實現。如果沒有白瑞唐翔實的史料挖掘，像麥嘉締這樣的「小人物」或許會一直隱藏在大歷史的背後，不為人所知。

縱覽全文，作者在第一、第二章中實證還原了清朝駐日公使館館員麥嘉締運用自己的私人人脈、資源和知識，為清朝外交利益四處奔走的全過程，第三章則基於日本政府提出的讓步方案拋出假說，從側面驗證麥嘉締的各種努力確有實效。這篇論文不僅豐富了「琉球處分」研究的內容，也如作者開篇所言那般，基於外交的多層性和複雜性立場，為探討近代東亞國際關係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即應跨越「公」「私」二分的思想桎梏，意識到外交活動存在着多元的行為主體，他們可以是大使或公使的妻子、書記官、翻譯、外國人僱員，甚至可以是僕人——承認他們的個人主體性，並探索、關注這種個人主體性在外交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許就能看到別樣的歷史真實。（王侃良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