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團場跟人學習維文，後來情況有變，我成了團中學一名老師

1970年，我從51團英買里分場四大隊調到分場「一D三反」辦公室工作。

原因有點可笑。我只上過初中，從1965年底時開始寫日記，從不間斷。大多是學毛選的體會。堅持數年，果有進益。日記是一氣呵成，先要打好腹稿。

我逐漸養成了觀察事物分析事物的習慣，養成動筆之前先周密思考的習慣。沒想到分場黨委王書記發現了我。說我「文筆流暢」，決定在工宣隊幾十人中選調我。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非千里馬，也沒長嘶於鹽車之下，王祥書記卻發現了我。

在英買力分場工作的半年是我收穫最多的半年，我對維吾爾人、維吾爾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更理性的了解。這些知識深刻影響了我的一生。

分場場部與大隊人文環境完全不同。大隊里接觸的大多是沒有文化的「迪罕」（農民），而分場部的維吾爾族幹部有幾個精英人物。他們十分尊重漢族幹部，尊重工宣隊。對此，我常有「知識淺薄，愧對尊重」之感。

教導員衣沙克，瘦紅臉，寬眼睛，性格急躁，處事果斷，漢語流暢。民政幹事庫完肉孜，圓白臉，頭髮微黃，有點傲氣。

武裝幹事伊敏，頭髮有點自然卷，性格活潑，聰明活潑。這三人都是轉業幹部，在部隊是一個連隊，衣沙克是指導員，那兩位是排長。

這個少數民族連隊參加過中印邊界反擊戰，著名的戰鬥英雄司馬義艾買提就出自這個連隊。

在這荒僻偏遠之地，竟然工作着全國戰鬥英雄的戰友，使我頓感意外又大為崇敬。

與他們交談，我深切感到這些少數民族幹部是非常可靠的，能力很強。尤其是少數民族群眾對他們非常崇拜，他們說話比我們靈得多。那才是「一句頂一萬句。」

也許是我對維吾爾文化的強烈好奇心好學精神感動了他們，他們很高興向我傳授知識。

我開始下功夫學維吾爾文字。命運賜於我一個天才的老師。他叫宋赴前，中央民族學院維語系畢業。剛出校門就被發配到圖木舒克接受「再教育」，分配給王祥書記當翻譯。

他細條個兒，戴着眼鏡，一幅文弱書生的樣子。為人彬彬有禮，非常樸實。

他給我教維文時一臉老學究的嚴肅認真。

先從字母開始，28個字母，32個發音，一個個過關。有時一個舌彈音發音不準，他立即拉下臉來：「發音不準！重來！沒事舌尖不停地舔門牙，捲舌吐音！」

幸虧我在夏巴扎背着王書記那個胖小子逛巴扎學了點維語，有點基礎，很快過了發音、書寫兩道大關。

接着是語法。初中三年，我學了三年俄語而且成績優秀。他教的維語語法名詞變格、動詞變位、三個時態等，我一聽就懂。他十分高興，加快了教學進度，很快由單句到了複句。嚴肅中也有活潑。

他講了圖木舒克翻譯們的笑話：漢族幹部下象棋，說「今天我們決一雌雄」。旁邊的維吾爾族幹部問翻譯「啥叫決一雌雄？」翻譯想了想說「決一雌雄」就是「分清是公的還是母的」。

又問「胸有成竹」啥意思？翻譯有點為難，因為新疆沒有竹子，靈機一動就翻成「肚子里一根蘆葦。」那位幹部聽了心裏想：「分清公母、肚子里有蘆葦那不就成了牛羊啦！」

大笑之後，我的學習興趣更濃了。維吾爾文化極其豐富，像大海一樣寬闊雄渾，氣象萬千。

肉孜的妻子努爾古麗當過老師，任分場秘書，喜歡唱歌。她對我學維語很欣賞，送給我一本維文《革命歌曲大家唱》，教我唱歌。

我從小就有小小的文藝天才，粗通簡譜，一學就會。當她聽我用維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紅色娘子軍連歌》《毛主席的恩情寫不盡》等歌時，眼睛又大又亮，驚喜讚賞。

我細心觀察維吾爾人的民俗民風，從中領悟了很多歷史文化知識。我不恥下問，刨根問底，那些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常常被我感動，常給我講維吾爾人的故事傳說，民俗民風。

我得到了絕大多數漢族人沒有得到的文化財富。

我像飢餓的人撲在麵包上，如饑似渴學習維吾爾文化。對自己的主要工作漸漸失去了興趣，也不再盡心儘力了。

奇怪的是王祥書記從不批評我「工作怠慢」，反而盡量給我少安排工作，使我有更多時間學習維吾爾文化。

而衣沙克教導員那些維吾爾族幹部們，流露出一種心理：在圖木舒克「階J敵人」越少越好，多了丟我們維吾爾族人的臉。他們民族自尊性很強。一切盡在不言中。

那天坐着馬車從清真寺走過，見我眼睛裏流露出新奇的神色，伊敏說：「我們維吾爾老百姓有這麼一句話，阿訇的話可以聽，人不能看；作家人可以看，話不能聽。你知道什麼意思嗎？」我搖搖頭。聽了他的解釋，又琢磨半天才弄明白這話的意思。

他說，阿訇的話來自《古蘭經》，當然是好話，教人行善遵守教規等等，這話要聽進去。但是，阿訇本人他自己做不到，比如他宣傳教規不準喝酒，他自已就偷偷摸摸喝。

再說作家，知識分子西裝革履，一表人才，人模人樣，可是一看他寫的「話」（文章），男女之間烏七八糟的事情，污染人心。所以只能看人，不能聽他的話（文章）。

我心裏讚歎，維吾爾人真是充滿智慧的民族！

在維吾爾族知識分子面前，我為自己的知識淺薄而暗自慚愧。我貪婪地傾聽、觀察、思考，走近了這個民族。知識豐富了，良知才有價值。

事實是，支邊青年可以「打回老家去」，「三塊鋼板」們可以內調，我們「九二五」起義的黃埔子弟往哪兒走？沒有退路，只有與西域故土共存亡。

我必須學好維吾爾語，他們是這裡的多數民族，而「少數民族」是我們留在這裡的漢族。

我學維吾爾文字的勁頭更足了，宋老師十分讚賞我的聰明好學，教得特別認真。

1970年10月，工宣隊結束了在圖木舒克的「支左」任務，接到通知返回42團。

我反思在這裡近一年的經歷，想了許多許多。

半年來，我的惟一收穫是真正走近了維吾爾人，學了點維吾爾文，僅僅入門，這就足夠我受用半生了！

我沒有想到，我學的那一點點維吾爾文，在命運的關鍵時刻起了重要作用。

1974年底，團校學生們向貧下中農宣傳隊提出：英語是資產階級語言，維語是貧下中農語言，要求學維語。

我於是脫穎而出，進了人人嚮往羨慕的團部中學，當了老師。我是惟一被抽往學校當老師的幹部。我到學校教維吾爾文。

文/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