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兩次被航校開除，三次進監獄卻完成了上百次駝峰飛行

大家好，我是記錄真實戰爭故事的霞姐！

我們記錄過不少回憶父親的故事，其中少不了紛爭和誤解，讓我更深感受到父子關係的複雜。

但，就像小時候讀朱自清的《背影》一樣，時間總會沖淡一切，最後只剩下愛的回憶。

今天講述父親故事的吳量福教授，曾任美國地方政府高級信息主管，曾創辦並管理美國城市技術公司，他的中英文專著和學術論文都成果豐碩，但他從未想過寫自己的父親。

直到有一天，家人的一句話點醒了他。

他開始查閱、翻找父親的相關資料，想要更多的了解父親。

他的父親雖是一位在成都航校、昆明航校都被開除過的學生，但他的父親也是美國成立「駝峰飛行員協會」之後，第一位成為終身會員的中國人。

|父親的願望 作者：吳量福

1987年元月，我到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讀書。當年秋天父親因公訪美，繞道來看我。

我是自費留學生，生活非常窘迫，父親來後，只能和我同住那間地下室。

我開着那輛花300美元買來的老爺車，載父親外出時，我開車的技術還猶如嬰兒學步，啟動、停車、換道、超車每項動作都似乎是在表演雜技。

父親坐在車中，嘴上不說，但雙手卻緊緊地抓住座椅。

每當車速超過40英里時，老爺車車身就會顫抖，發出稀里嘩啦的聲音，好像要散架。

父親又戲言安慰我，說他遇到過的險情比這要可怕得多了。

父親以前是開飛機的，類似的場面確實小兒科了。

第二年的秋天，父親和母親應美方邀請一同到美國來參加駝峰協會的年會。藉此機會，父親再次和母親一起來看我。

我讀書之餘打黑工，口袋裡有點閑錢，以致於我能擺擺闊氣，將兩位老人安排在旅館裏住。

其實那時我已經換了住所。雖然還沒完全脫離「地下」室的水平，但條件要好得多。

我還給他們好好做了幾頓飯，包括炸豬排、炒裡脊、蚝油雞丁什麼的，味道都還可以。這可讓老兩口大吃一驚。

我原來在家連碗都洗不幹凈，先是遭到兩個姐姐的埋怨。結婚後又時常讓妻子嘲笑。來美國不到兩年，什麼家務都會做了。

我開的車也是升級版的，至少是4門的大車，兩位老人能舒舒服服地坐上去。我領着他們在附近的「景點」轉了轉，老兩口挺高興。

父親還拜訪了我的導師。我的導師是專門研究中國和東亞問題的，對二戰期間在中緬邊界的「駝峰」行動比較熟悉。

聊到駝峰，父親談得十分高興。

我讀書的埃姆斯市是一座大學城，規模不大，學校放假時的人口只有兩三萬人，可城中居然還有一個航空俱樂部。

我的一位美國朋友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我請他帶着我和父親母親到他們的俱樂部參觀一下。

誰知，當俱樂部其他成員得知這位中國父親曾經飛過駝峰航線，都覺得有這麼一位「歷史人物」來訪問是他們那個俱樂部的榮幸。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俱樂部會員們全體列隊出來歡迎。

這是一個私人俱樂部，俱樂部里飛機也都是私人的，各式各樣。「陳列品」 中居然還有一架當年的日本零式戰鬥機。不知道他們從何處搞來的。

他們把自己的小飛機擦拭得乾乾淨淨，由會長逐一向父親介紹。

出乎意料的是，這些航空愛好者們專門去申請了一特殊許可證，安排讓父親駕駛一架雙人滑翔機上天飛行。

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在滑翔機後面的座位上安排了一位「副駕駛」，為父親保駕。

滑翔機是由一架牽引機帶上高空，然後牽引機放鬆並收回牽引用的細鋼纜，任憑滑翔機自行藉助高空的氣流在天上「飄蕩」。

那天的天氣很好，幾朵白雲點綴着藍藍的天空。那架滑翔機時高時低，有時飛到遠處變成一個小白點。

滑翔機的機翼很長，遠遠望去，很像一隻在藍天中翱翔的白天鵝。

看着母親那擔心的表情，俱樂部會長對我說，指揮塔的航空調度人員一直在與父親和那位副駕駛通話。一切正常。

我將他的話翻譯給母親，她才稍稍放下心來。她擔心年近70的父親心情激動，血壓又高，受不了在天上那麼折騰。

回到地面後，父親非常興奮。他說真不知道，也從來沒有體會過在飛行時會有那樣的寧靜。

其他種類飛機都會有發動機的轟鳴。唯獨滑翔機，可以「安靜」地在天空行駛。

父親已經有22年沒有再接觸過飛機的駕駛桿。這次駕駛滑翔機飛行的經歷對於他來說可以說是終生難忘了。

那天，無論是在返回的路上，還是在吃飯的時候，他一直在談論他在天空中的感覺。

我當時只是覺得他對這次重返藍天很有感觸。

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意識到，他當時的那種感情，除了對自己過去的感嘆之外，還包含對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業的熱愛。

父親曾說過，他最大的願望就是駕駛國產的噴氣飛機。

父親在我那裡住了將近一周，然後乘火車去芝加哥。

離我們最近的火車站坐落在一個100多英里之外的名叫奧塔姆瓦的小城，開車去要兩個多小時。

在路上我們談了許多。言語之中，我覺得與身邊父親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沒有了，可同時又覺得父親是這樣的陌生。

父親這兩次到美國來看我，我才醒悟到自己在與父親的關係上失去了很多很多珍貴的東西。

這也許是我成熟了的表現。

從父親的話語之間也可以看出來，他也是剛剛才意識到這個兒子不是他原來記憶中的兒子了。

是在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們倆才感到一些父子情。這種感情遲到了33年。

那個小火車站的確是很小。一條鐵軌，一個只有100米左右的站台，後面是一間孤零零的候車室兼售票房。

火車到站的前半個小時才見一個老頭帶着一條狗，慢慢吞吞地走來，開始賣票。列車正點到達，我卻有希望火車晚點的念頭。

臨分手時，我還有違中國的習慣，和父親母親擁抱了一下。母親心慈，已是滿臉淚痕。父親卻在不斷地囑咐我要努力學習、注意身體。

但就在他轉身扶着母親上車的那一霎那，我看到他眼角邊也有兩顆沒掉下來的淚珠。

我一直堅持着沒流露出自己感情。直到火車慢慢啟動、加速、漸漸遠去，最後消失在地平線上，我才鼻子一酸，流下淚來。

我心裏暗下決心，無論是我將來學成回國，或者將他和母親接到美國來，好好補償我們失去的那些東西。

我知道父親最願意看到的還是我在事業上的成功。到後來我自己的兒子長大了，我才真正體會到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情。

誰知我們在那個小鎮火車站上一別，便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父親出生在1922年的四川德陽，我的祖父母以醫謀生，中西醫並用，男女老少、各種病症都看。

父親三兄弟，大哥淘氣，三弟尚幼，排行老二的父親最受祖父喜愛。他常常在祖父身邊轉悠，斟茶倒水，幫忙照顧來看病的客人。

祖父希望兒子能繼承自己衣缽，治病救人。他經常對父親說，要用功學習，就是自己不吃飯，也要把兒子培養成一個真正的醫生。

如果不是戰爭，父親或許會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

父親在育德中學的第二年，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開始。

大批流亡的學生湧入綿陽，大街上滿懷悲憤之情地高唱着《流亡三部曲》，那「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悲愴曲調給父親極大的震撼。

1938年，武漢會戰爆發後，中方的空軍力量全軍覆沒，日軍的飛機可以肆無忌憚地對中國的大後方進行轟炸。

父親親眼目睹炸彈呼嘯着從天上落下，那股凄厲的聲音，伴隨着長久不忘的仇恨，讓父親下定了要當飛行員的決心。

1939年4月，校方召開全校學生大會，請兩位軍人宣傳航空救國的道理。

父親與300多同學一起，在台下聽那兩位空軍軍官講述日本飛機屠殺中國百姓的惡行，大家聽得義憤填膺。

父親一衝動，當場站起來報名參加空軍。

當時他才17歲，尚未到法定的參軍年齡，但因個子高，身體又好，成了全校兩名被錄取的學生之一。

在歡送會上，幾位女生送了他一條有全班同學簽名的毛巾。上面除了同學們的名字之外，還有用紅絲線綉出的兩句詩：「血灑長空驅倭寇，捨身報國志可嘉」。

父親倒是興高采烈地應徵入伍，回家與父母告別時，祖父一句話都沒講，祖母只是默默地流淚。

戰爭年代從軍，總是凶多吉少的。

新生訓練總隊設在重慶西北的銅梁縣的舊市壩，這裡位於巴山山麓腳下，地勢相對安全，不易遭到空襲。

學校四周都是農田，操場便是一塊剛剛被平掉的稻田，旁邊的營房是原來老百姓的大院。營房周圍也沒有圍牆，只是有一條土路進入「校區」。

學校在路兩旁豎了兩根柱子，算是象徵性的大門。兩根柱子上分別刻着的兩行字十分醒目：民族復興路，空軍第一關。

培訓除了航空知識、體能訓練，也十分重視學生的「思想教育」，新生們都要學習「三民主義」。

1939年6月的一天，校方將全體預習士兵集合在那由稻田改造而成的操場上。校長面對排列整齊的300多學生，訓誡加命令地說：每個人都要加入國民黨。

隨後集體宣誓入黨，前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父親就成了國民黨黨員。

35年後，父親後悔不已地說，那天參加國民黨的儀式雖短，但卻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和污點」。

他將自己和全家的種種遭遇全部歸罪於他那國民黨員的身份。

培訓半年後，父親離開培訓總隊，前往位於成都南郊簇橋鎮的成都航校，父親分在第三期，為中央航校第十四期特別班。

航校大門口有巨副對聯，寫着：「貪生怕死毋入斯校，升官發財勿進此門」！

設備完善的運動場，整齊的營房，遠處機場飛機起降時的轟鳴，這一切讓年僅18歲的父親，以為「航空救國」的願望立刻就要實現。

那時，無論從飛機的性能上，還是飛行員的經驗上，日本空軍都要勝出中國空軍幾倍。實際作戰中，犧牲的可能性很高很高。

教官們天天都要提醒學員們不要有僥倖心理。在教學中，對技術上的要求簡直苛刻，不斷有學員被淘汰。

淘汰的原因五花八門，進度慢、腦筋遲鈍、體能欠佳、不能適應高空作業、貪生怕死的、考試不通過的……

當然，還有以有「共黨嫌疑」為名被開除的。

兵荒馬亂，學校當局無法逐一合理安排被淘汰的人，那些家在淪陷區的同學，被淘汰之後立刻就變成無家可歸的難民，流落街頭。父親和同學偷偷出去接濟他們。

成都航學與太平寺軍用機場相鄰，兩者之間僅用籬笆相隔。日軍飛機曾反覆對太平寺機場進行轟炸。

一般來說，從拉響空襲警報到日機飛臨、投彈，這當中會有20分鐘左右的時間。於是，警報一響，同學們就會跑到事先挑選好的地方趴下，等着日本飛機來。

那種趴在油菜地里等着、瞧着日本飛機來轟炸的滋味，讓年輕的空軍們很不好受，窩火又無奈。

1941年初春，那天凌晨的空襲令父親終生難忘。

就在三天前，蘇聯援助給中國空軍100架「伊--15iii」型殲擊機，剛剛運到雙流機場。

父親和同學們都興奮地去看過，他們撫摸着那銀光閃亮的機身，覺得這一下可就有打小鬼子的本錢了。

不久就有日本飛機來空襲的警報，一定是特務泄露了消息。

大家趴在油菜地里，先聽見日本飛機的嗡嗡聲，然後就是中國防空部隊高射機槍和高射炮發射時的振動。

從地面照向天空中的探照燈光，一束束地將夜空編織成一個光網。由於空中沒有中國的空軍迎戰，這些高射機槍、高射炮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日本飛機向機場上那一列列「伊-15iii」飛機俯衝下來，炸彈和機槍的掃射頓時將那些嶄新的飛機淹沒在一片火海之中。

同學們看着都流下眼淚來。

是可忍，孰不可忍，雙流機場和太平寺有幾架中國空軍的飛機，在煙火中從跑道上衝上天空，與日軍飛機較量。

還沒等中國戰鬥機達到空戰的高度，擔任護航的日本零式戰鬥機便俯衝下來，對那幾架中國飛機開火。

幾十年後，父親回憶那個場面時，還能清楚地記得日本零式戰鬥機一邊俯衝，一邊將副油箱扔掉的那個景象。

有一架中國戰鬥機剛剛從跑道上拉起來就中彈爆炸，將跑道照得通明。

另一架中國戰鬥機剛剛與日本戰鬥機糾纏上，就被擊中，拖着一條火光從高空墜向地面，着地時的爆炸聲震耳欲聾。

還有幾架中國戰鬥機尚未中彈就從天空中直跌下來，觸地爆炸。父親他們心裏都明白，原因不外乎年輕的飛行員的技術欠佳，或者是飛機操縱失靈。

大家就這樣在油菜地里趴了將近兩個小時，每個人都能感到大地在振動和襲面而來的熱浪。

等日軍飛機俯衝後向天空拔高，從學員們頭上轟然飛過，日本飛行員的面孔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飛機離去後，天已大亮。只見機場跑道和航校的建築基本被毀，100架嶄新的伊-15iii飛機損失殆盡。

更令人痛心的是，包括空勤和地勤在內，共有100多人死亡。

親眼目睹那慘烈的場面，航學的學生，有點暗下決心，要學那些以身殉國的飛行員，但也又被嚇破了膽退學的。

這次空襲，同學們開始認識到，政府和空軍的無能也是被動挨打的原因。

幾年艱苦學習眼看就要結束，能留下來的學員都是驕子中驕子。

大家要開始航校課程中比較晚開設的課程，空中跳傘了。先是在地面上連續跳高台，雙腳併攏同時着地。然後學習如果開傘、操縱傘，等等簡單的技術。

然後才是從高空試跳，人跳出飛機、開傘，然後從天空下降。父親第一次感到整個世界是那樣的寧靜，除了耳邊微微的風聲之外，沒有一點聲音。

父親低頭向下看去，綠色的莊稼地和房屋先是那樣的渺小，但隨之而迅速變大，似乎在向自己撲來。

這次跳傘的經歷是父親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因為第二天就發生悲劇。

第二天實習跳傘的10位同學跳出機艙後，父親和其他學員在停機坪上向天上觀望，一看他們降落傘打開後的樣子，就知道出事故了。

10位學員的降落傘不是傘衣破裂，就是傘繩折斷。眼看他們從天上搖搖晃晃地掉下來，8人受傷，2個人當場摔死。

其中一位姓林的同學，傘繩突然斷掉，那白白的傘衣漂浮在天空，而人卻像一塊石頭一樣從幾千米的高空墜向地面，重重地摔落在農田裡，大大的「人」形久久未散。

多年之後，父親一閉上眼睛，似乎還能聽到那位同學身體撞在地面時那「嘭」的一聲。

眼見昨晚還一起說笑的同學，今日卻步入黃泉，心頭的悲憤之情難以控制。為此，全校同學便舉行罷課、罷飛的活動，要求嚴懲偷工減料的製造商和航校有關的人員。

在這些活動中，好以「一時衝動」支配自己行為的父親當了「領導」，帶領着同學們悼念無辜死去的同學們。

活動愈演愈烈，父親領着學生們跨出了航校的大門，上街遊行。

這犯了大忌，無論在校園裡怎麼鬧，都還算校內事務，如果走出校門，就按違背軍紀處罰。

同學們繼續罷課，校園裡小規模的抗議活動還在進行。

入夜後，父親剛剛躺下，學生隊長走進來說；「吳俊，校首長找你談話。」

剛剛踏進校部門，在裏面恭候多時的憲兵就將父親和已經在那裡的另一位同學用手銬銬起。

這一次被捕的一共有4位同學，罪名是「奸偽嫌疑」。「奸偽」二字的意思是，不是共產黨的姦細就是日本充當走狗的漢奸。

當夜，四個年輕學生就被押送到成都王家壩的軍法處監獄。

父親被捕後，第二天航校開始全日的「禁足」，嚴禁學生任何理由外出。

一位叫楊振林的同學，故意將自己的腰扭傷，以便有機會借到醫院治腰的名義打聽四個人的下落。

王家壩是當時成都市區外的一個鎮子，軍法處監獄位於這裡新南門一個緊靠城牆的角落裡。

一間間囚室不是在封閉的建築中，而是在院子里。囚室的正面不是水泥磚頭砌的牆，而是用碗口粗細的大圓木搞成的木柵欄。

那監獄更像動物園中關動物的籠子，在院子里走動的人可以隨時看到每一間囚室里的情況。囚室中有一個木桶，供犯人們大小便。

雖然是空軍軍法處的監獄，但關押的犯人也是五花八門。有軍人，也有老百姓，從老年人到帶着嬰兒的年輕母親。從政治犯，走私犯，貪污犯到殺人犯全有。

與父親同囚室關押的人有幾位原來是開軍車的司機，還有兩個被俘的日本飛行員。兩個日本人中，年紀較長的一位據說還是什麼「殲擊機之王」。

四位航校的學員與兩個日本飛行員同室而囚，父親想，原來的理想就是和這些人在天空中較量、廝殺一番，現在倒在監獄中成了「囚友」。

航校解除「禁足」令之後，父親的同學們便紛紛趕來看望四人，看到監獄的條件和那豬狗食不如的飯菜，便開始每天為他們從外面的飯館包伙食。

沒到一個月，父親就被拉出去過堂了。

四個人先後被推推搡搡地押解進法庭，還沒說一句話，就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打了一頓。法官凶神惡煞地問他們與「奸黨」的關係，四個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

父親面對那樣的問題，身上的疼痛難忍，一句話也沒說，卻放聲哭了出來。

法官以為他是怕疼才哭出聲來。其實，父親是委屈的。

想起育德中學裏的聖誕鐘聲，想起同學們和老師、嬤嬤們對他參軍的鼓勵，尤其是那幾位天真的女生綉出的詩句，這一切似乎都是對自己從軍報國之心的最大諷刺。

這次庭審中，四位同學基本沒回答法官的問話，可是在一旁的書記官卻記下來洋洋洒洒十幾篇。父親他們也沒有仔細閱讀「供詞」就簽上字並按了手印。

父親在「木籠」中度過的三個月，日軍的空襲依然如故，警報一響，監獄的看管人員都要跑到防空洞中躲避，但犯人無人過問，生死全憑運氣。

因在校的同學們一直在和校方交涉，校方被迫答應釋放四位同學，代價開除學籍。

父親不敢將這樣的壞消息告訴家裡。他站在軍法處監獄大門外，茫然不知應該向何處去。

同學們替四人出主意，建議到中央軍校設在重慶的招生處去試一試，那裡負責招生的長官叫尹晉卿，此人原來在簇橋鎮軍校任職，有可能幫忙。

四個人中，父親和盧成柳從軍之心不死，決定改名換姓，到重慶的招生處再去試試。同學們還給兩人湊足了幾天的生活費和路費。

尹晉卿的確是一個很熱心的人，私下聽了父親和盧先華的解釋後，說可以幫忙，並保證錄取。他囑咐二人，一定要裝作不認識他。

於是，父親將名字吳俊改為吳子丹，籍貫也由四川的德陽變成了西康的康定。

果然，父親和盧先華被錄取，二進航校，校址在雲南昆明。

昆明航校的教學方式和成都的不同，先在中國進行入伍訓練，初級飛行訓練在印度進行，中、高級訓練直接到美國進行。

1943年的3月底，父親兩人連同幾十位在重慶地區錄取的新生一起，被送到昆明的巫家壩機場的空軍航校。

路途中的顛簸，令父親想起4年前由德陽乘車去成都銅梁縣的培訓總隊的情景。

入學後僅僅兩個月有餘，大約是5月初的一天，教育長命人將父親叫到辦公室去談話。

父親似乎有一些預感，看到辦公室里的幾個憲兵，並未驚訝。教育長非常惱怒，氣急敗壞地問父親：「你的真名字是什麼？」

眼見再也不能繼續隱瞞下去，父親便將自己的真實姓名以及過去發生的事報告了一遍。

教務長高聲宣布：「吳俊，你在四川士校中搞破壞，又越獄潛逃，而後又冒名投考。現在對你實行逮捕，開除學籍，送交軍法處。」

直到到父親去世，他也沒具體搞清為什麼當時空軍能了解到他冒名報考的事。「同罪」的盧先華就沒有被識別出來。

兩個憲兵押着父親，連手銬都沒有上，用一般運貨的卡車押送，投進監獄。

這次的監獄是把一座古廟歸化寺當押犯人的場所。

歸化寺佔地500畝，十分寬敞，能同時容納1600名喇嘛同時打坐念經。

父親被關押進去後，既沒像以前那樣有同學來探望，也沒有庭審。幾百個犯人，不能相互交談，只能默默地瞪着大殿里的達摩祖師、釋迦牟尼那些泥菩薩。

這座監獄裏的看守人員倒不打罵犯人，但每天才給犯人們開一頓飯，讓父親飽嘗挨餓的滋味。

最害怕的還是日本飛機的炸彈。歸化寺的目標較大，而且又緊挨着巫家壩機場。所以，日本飛機「誤炸」歸化寺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即便是準確地命中機場，炸彈的呼嘯聲、滾熱的氣浪、大地的震動，這一切都讓大家覺得炸彈就是扔在自己的頭上。

父親完全不知道自己會有什麼樣的前途。眼前的犯人和時不時發生的空襲——這一切都不能再讓父親有任何感覺；他整個人都麻木了！

六月中旬的一天，航校的一個姓王的隊長來到歸化寺監獄，為父親辦了出獄手續，並將他接回航校。

父親糊裡糊塗地跟着這位王隊長回到航校後，先是劈頭蓋臉地挨了一頓罵，然後被告知他已經被開除了。

王隊長在宣布開除命令後，說道「將軍服交回，晚飯後立即離校！」

父親終於飽餐了一頓晚飯，隨後由兩位士兵押解出航校大門。他那時已是身無分文，連身上的衣服也是破舊不堪。

剛剛走出校門，盧先華就從後面趕來，偷偷地來為父親送行，並將自己所有的錢都給了父親。

父親抬頭看了一眼校門上方那刻有「中央空軍軍官學校」的大牌子，他深知自己那參軍報國的理想就像過眼煙雲一樣散去了。

黑夜茫茫之中，路邊的斷壁殘垣在告訴父親，現實中的中國仍然在日本人的鐵蹄踐踏之下。

父親身無分文，有家但不願歸。

他按照手邊的地址，找到原成都航校一位同學的家裡。同學的弟弟對他卻十分熱情，將請父親到他宿舍里住。

最讓父親高興的，他在街上還無意中碰到一位原來航校的同學劉立中。這位劉同學是從航校開小差跑掉的，怕被抓回去按軍法處罰，改名為劉克。

而更巧合的是，育德中學考上航校只有兩位學生，除了父親，另一個就是劉克。多年後意外見面，自然格外親切，劉克當即將父親邀約到他的住處。

劉克離開航校後，已經在國民黨政府交通部西南運輸處當一個小職員。父親到了沒幾天，劉克就高高興興地對父親說，中國航空公司在招聘駕駛員和副駕駛員，讓父親去報名參加考試。

父親當即去報考，這次用的名字也是吳子丹。

就這樣，父親被中航錄用並立刻被派往駝峰航線，與其他中國和美國同事一道，日夜不停地在駝峰上空飛行。

1943年10月，也就是父親參加中航兩個月後，他就經歷第一次險情。

那次是從印度向中國的航程。

四架中航的飛機，在午夜滿載汽油從印度汀江機場起飛，飛向昆明。

途中氣候尚好，但目的地的昆明機場上空天氣陰霾，小雨加霧氣將整個機場罩得嚴嚴實實。

父親的飛機首先開始降落，但因能見度太差，不能對正跑道，五次復飛。

正駕駛員是被公認飛行技術最好的美國人，他已經是大汗淋漓了，好在第六次降落終於成功。

飛機在跑道上顛簸蹦跳了好幾次，最後終於着地開始滑行。但後面機艙里載運的全是汽油，稍有碰撞，擦出火花，那後果不堪設想。

飛機被地勤人員拖走之後，他們便在跑道邊上站着等後面三架飛機。厚厚的雲層將整個天都蓋滿了。也不知道等了多長時間，大家心裏都是沉甸甸的。

最後，機場上其他工作人員跑來告訴他們，後面三架飛機全部因能見度過低，看不見跑道而摔在滇池邊上，三架飛機上9個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父親知道，自己能站在這裡仰望那陰雲密布的天空，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駝峰航線運作的規矩是，超過預定到達時間三小時未抵達的飛機，便可宣告失蹤。除非是在飛機場附近失事的飛機，一般是不派救援或者搜尋隊去的。這主要是無法向近千公里的山區派救援隊。

在天氣好的日子裏飛越駝峰時，父親和其他同事們常常可以看到遠處雪山的山坡上有閃亮的光點。那就是失事飛機後，破碎的鋁片或者玻璃反射的光。

飛越駝峰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冒着生命危險在航線上運送抗日物資的。

包括父親自己在內，到駝峰航線來的飛行員中，很少有人受過在惡劣天氣中飛行的訓練，更沒有人學習過如何依靠儀錶飛行。

1943年6月到12月期間，共有155架飛機失事，168名機組人員身亡。那麼高的死亡率，使得許多遇難機組人員的父母、遺孀、家屬和朋友紛紛給羅斯福總統和美國國會寫信質問駝峰運作的必要性。

美國空軍方面認為，失事率高的原因之一是飛行員太年輕，經驗不足。駝峰航線上的中美飛行員，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父親當時也僅僅才22歲。

為了改變飛行員經驗不足帶來的問題，羅斯福和阿諾德將軍親自啟動了一個代號為「7-a計劃」的行動，從其他戰場派出一些有經驗的飛行員去幫助駝峰飛行員。

「7-a計劃」的執行是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人員調配時，計劃負責人僅僅告訴報名的人，任務是在中國和印度之間運送人員。

好在盟軍在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上取得節節取勝，日軍終於走向末路。

1944年，日本飛機對中國西南一帶的騷擾基本停止了，父親他們迎來相對平靜的一年。

報考航校後，父親給家裡寄過錢，但沒有回過家，他知道祖父還沒原諒自己。

這年秋天，父親第一次以一個成人的身份回家探望祖父祖母。

德陽縣城雖然街上的難民少了許多，但戰爭的痕迹處處可見，父親倍感自己參軍抗日的舉動是正確的。

祖父看到兒子回來，十分高興，再也不提到當年不願意兒子當兵的怒氣。祖母也熱淚盈眶，一把將父親抱在懷裡。

那幾間租用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舊不堪，進門後一股潮濕發霉的味道。

家中的傢具擺設，在4年間沒有任何變動。但在過去的幾年中，父親的三個妹妹相繼死去。剩下來的小妹妹，都十五歲了，但長得十分瘦小。

眼見家中的慘狀，父親心中陣陣內疚。

這次回家，父親盡量找時間幫助祖父經營診所，就像他童年時在祖父祖母身邊幫助他們照顧病人那樣。

戰爭年代，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得病的人很多，但有錢來看病的人卻寥寥無幾。他又看到祖父祖母艱辛的生活，心中十分難受。

四天的時間，轉瞬即逝，父親簡單地收拾一下他的行李，再次告別年邁的父親和母親。

在回昆明的途中，父親特意「訪問」了坐落於重慶五雲山的戰時青年訓導營，這裡還有父親認識的20多位航校同學。

父親不知道這個「訓導營」的真實情況，還以為是一個培養抗日青年的組織。到了那裡，還要經門前持槍核彈的門崗盤查，驗明身份。

等終於見到那些同學，才知道他們不是在接受抗日的訓練，而是被關押在集中營里。他們就是那些當年到監獄裏來探望父親的學員們。

今天，父親與這些同學們交換了位置，他在「外面」，他們在「裏面」。

然而，父親回到民航不久，他早年在航校的「劣跡」不知為何又被翻了上來。

那會兒國民黨對空軍里的共產黨員怕得要死，父親案底里有「奸黨」二字，他立即遭到開除。

後來父親轉到陳納德的公司工作，由於是美國的公司，父親留了來一直工作到解放後，才重新回到民航局工作。

只是父親沒有飛過民航客機，主要是培訓飛行員、運輸、農業飛行和其他業務。

父親常年隨着飛行大隊全國轉，只是逢年過節才回家來。我和兩個姐姐對他的印象就要淺一些。

只感覺父親比較嚴厲，他每次回來都要詢問我的功課。我不用功，成績不好，就要看他的臉色。要是我淘氣，在外面和別人家的小孩打架，那就不僅僅是看臉色的問題了。

我從小就有些懼怕他，覺得媽媽慈祥，好；爸爸嚴厲，不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父親被停飛。

隨後，父親被投入監獄，罪名是「有駕機投敵叛國傾向」。這是父親第三次進監獄，一關就是六年，直到1974年被放出來。

父親回家時，身穿一身綠軍裝，身材看上去比我記憶中的要矮小，消瘦。

他入獄前最後一次見我，我個頭剛及他胸前，現在，我已經20歲的大小伙，身高早高他一截子了。

更主要，我也早已光榮地成為知青，在農村那塊「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去了。

1978年，我藉著父親案子被平反的機會回到城裡，成為待業青年，每日遊手好閒，終日與各路朋友在一起抽煙聊天，消磨時間。

父親看不慣這種生活方式，父子之間的衝突不斷。

我對父親的那種陌生感也絲毫沒有減退。我後來勉強考上了大學，感覺到父親也依舊看不慣我。

我上大學開始學英文的時候，父親對我講過他在飛駝峰時的一個有關英文的小故事。

他每次在飛機起飛前，都要和正駕駛一起檢查、核實一些儀錶數據。其中有一個開關的英文是「feather」。

父親雖然每次都知道要檢查那個開關，但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內就是不明白這個「羽毛」是幹什麼的。幾次問美國的正駕駛，但他們都是三言兩語地，解釋不清楚。

直到有一次在飛行中，c-47運輸雙引擎中的一個發生故障，飛機做了單發動機飛行，父親才搞懂，英文中「羽毛」一詞還有「順槳」的含義。

順槳是指兩個或者多發動機的飛機在飛行時，如果一個發動機發生故障，就將其改為順槳，使其隨着風向自轉，以減少阻力。

這麼簡單的一個裝置，一時間還搞不懂，使得父親更加努力學習英文和飛行技術。

我們從小受共產黨教育，對國民黨的統治和不抗日政策有深刻的了解。偶爾聽父親講到駝峰的歷史，都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美國和國民黨與抗日戰爭有什麼關係。

後來，父親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李伯伯答應支持我出國留學。他是父親在駝峰航線認識的，後來在陳納德的公司里也是朋友。

我當時對去美國也不以為然，這態度也令父親十分不滿意。

但我還是在1987年元月來到美國求學、工作。在這離家萬里的異國他鄉，我和父親的兩次見面中，理解了什麼是父子情。

1990年7月底的一天，我接到姐姐的電話，說父親因腦溢血突然去世。

我掛掉電話，連忙開車到當地的旅行社詢問機票。互聯網技術在90年代初期還沒進入民間，買機票只能與當地旅行社聯繫。

那時候芝加哥與北京之間尚沒有直飛的航班。欲回國，只能從我居住的依阿華州飛到舊金山，再從舊金山搭乘去北京的航班。

旅行社那位金髮碧眼的老太太說，從舊金山飛北京航班，有票無座，必須到機場等座位。她安慰我說等到座位的可能性高達99%。即便當天沒有，第二天准可以等到。但需要在機場委屈一夜。另外，由於要購買明後兩天的機票，票價高昂，夠我半年多的生活費。

我打電話回去和家裡人商量，最後還是母親拿了主意，我不用回去了。

按照中國的習俗，我是家裡唯一的兒子，得由我在葬禮上端着父親骨灰盒。可當時我那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使得我最終沒能回家給父親送行。

後來母親說，父親生前最擔心我在美國的學業。如果我勉強回國參加葬禮，耽誤了當時我那兩門夏季學期的課程，父親要是活着，可能也會覺得不妥。我知道母親那是在安慰我。

父親去世後的1991年，母親代表父親到美國參加「駝峰飛行員協會」的年會，父親是第一個成為協會終身會員的中國人。

在大會開會前，全場的駝峰老人起立默哀以紀念已故去的父親。母親說許多飛行員已年近暮年，行動不便，即便那樣，他們還是要堅持起立默哀並蹣跚地走到母親身邊來表示敬意。

我在聽母親講述這個動人的場面時，十分感動，但心中也湧上陣陣苦澀。

父親從1943年8月被中航錄取開始，到1944年11月被中航在國民黨空軍的要求下開除，父親一共在喜馬拉雅山上飛行了300多次，在一次飛機失事中腳踏黃泉路，幾乎喪命。

儘管駝峰航線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卻很少對我們提起這段歷史。

多年後，當年駝峰航線上的生還者們在美國組織了一個「駝峰協會」，以紀念他們共同的歷史，曾幾次訪問印度，面對藍天悼念當年沒能回來的同事、戰友們。

中美關係解凍之後，幾位美國駝峰飛行員舊地重遊，在成都機場無意中碰到父親，這才使得中美兩國的駝峰同事再次相逢。

父親在我出國讀書前後幾次到美國來，目的之一就是參加美國駝峰協會的年會。

時光荏苒，人生就在我們身邊悄悄地流過。

當年小站上和父親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就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一樣。

母親常說，如果今天父親還活着，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一定會很高興。我有時調侃地問母親，要是爸爸還活着，他服我嗎？

母親總是會說：會的！

妻子總說，不知為什麼，我不但現在的一舉一動很有當年父親的樣子，而且說話和脾氣也和父親一樣。

每逢此時，我都會笑着回答道：可不嘛，要不怎麼叫父子呢！

但是，我心裏知道我對父親的過去並不十分了解。在那失去的33年中，我們曾有過多少時間在一起呢？

以前母親曾多次要給我講講父親的過去，由於一種對父親的逆反心理，我都以種種借口避而不聽。

我在父親的遺物中發現一份由父親起草的報告草稿，日期是1985年5月。

大意是，請求批准他參加並組織各項有關紀念駝峰航線的活動。他在報告中解釋，參加相關的紀念活動的積極效果是能夠支持中國政府的統戰政策。

在提到參加活動所需費用時，他說他願意自己出錢。

支持統戰？這就是紀念歷史的目的？難道父親就真是這樣來看待他自己的過去嗎？於我是不能理解的。

2009年初春一日，妻子問，你整天寫書、寫論文，為什麼不寫一寫自己的父親呢？

一時間，我心中湧上一種難言的願望，要回頭看看父親的生活和他生活的時代。將他的經歷寫出來，也算是我為我們父子失去的那33年做一個補償。

我在搜集、整理有關父親的資料時深深地感到歷史的荒誕，如果不是他留下的一份份認罪書，我可能還真沒有機會了解自己的父親了。

父親每次登上飛機，坐進駕駛艙，就等於是將自己裝進了一個炸藥包。

在他的回憶中，在航線兩端的機場似乎從來沒有因為天氣而關閉——根本不知道天氣的情況。

每次起飛後，每個駝峰的駕駛員都希望自己的運氣好，不要碰到壞天氣。

父親說，駝峰飛行員都有一種宿命論式的說法，「你能飛過來，我就能飛過去」。

除了上面說到的那些，父親還詳細描寫過他真正經歷的生死時刻。

那是1943年11月末的一個深夜，距離上次昆明雨霧天氣事故才間隔一個月有餘。

父親也是從印度飛回昆明，飛機上裝了三十幾桶汽油，飛機剛剛升上漆黑的天空，父親耳邊就響起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機身也開始急劇地抖動和十分劇烈地上下顛簸。

父親的身體不由自主地連同身下的座椅上下左右地與駕駛艙里的金屬碰撞。他心裏立刻閃過「死了」這個念頭：終於輪到自己了。

這僅僅是一閃念，他立刻本能地想到應該關小油門，試圖伸手向操縱台夠去，但腰間系著的安全帶將他粗猛地拉了回來。

就在此刻，爆炸聲、機身顫抖時發出的金屬碰撞聲突然間都消失，機身劇烈的晃動也停止了，一切都變得那麼寧靜。

這也許就是三五秒鐘的時間。

父親下意識地開始移動身體或者說是想爬起來，但身邊都是破爛的鋁皮。在漆黑的夜中，什麼也看不清。在求生的本能支配之下，父親從飛機的殘骸中爬了出來。

父親想站起來走，但沒邁出幾步就跌倒了，他躺在地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突然間，聽到潺潺的流水聲。泉水？父親立刻就意識到那是幾千公升的汽油正在從破裂的油箱向外流淌。

他想到了着火，想盡量向遠處爬，哪怕是再遠一尺也好。但躺在地上根本無法移動自己的身體。

等父親醒來的時候，幾位纏着白頭巾的阿米薩農民正蹲在他的身旁。一看他睜眼醒來，他們那黑黝黝的臉上都露出了笑容。

父親知道自己得救了。

兩小時後，他被送到一個軍隊醫院。正當他躺在手術床上的時候，印度發生了強烈的地震。

醫院的房屋被震得吱吱作響，手術台好像要倒下去。但他根本沒有感到任何恐懼。這點危險與剛剛遭遇的可怕情景相比，又能算得了什麼呢！

與正駕駛和報務員的傷勢相比，父親算是比較幸運的了。父親的頭受到重擊，造成了腦震蕩，外加長長的一道口子。

父親寫道：「雖然死神僅僅和我開了一個玩笑，將我們的飛機摔在離機場不遠的地方，而且飛機撞毀時，也沒引起汽油着火，但在那一瞬間，我也體會到了『死』的滋味。」

這次事故是由於螺旋槳疲勞過度折斷造成的。

父親是在醫院病床上迎來1944年的。出院後，可以繼續療養，或者停飛，但他卻回到加爾各答總公司機航組報到。

見到父親，機航主任問：「還飛不飛?」

沒有什麼豪言壯語，更沒有絲毫的猶豫，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飛。」

正為飛行人手不夠而發愁的機航主任高興得跳起來，馬上排定航班。頭上的傷口尚未全部癒合的父親拎起飛行圖囊，跟着機長就走。

當他頭頂傷疤再飛越喜瑪拉雅山峰時，說是麻木了也好，說是視危險而不見也好，這條航線對他來說已經不那麼可怕了。

父親說只要一登上飛機，總會想到心愛的家人等待着自己平安歸來，就會感到這是國家和民族託付給自己的重任。

更重要的是，每平安地起降一趟，就是一次消滅法西斯的勝利。父親17歲那年在學校操場站起來投筆從戎，中途波折不斷，但保家衛國的初心從未改變。

父親說：「因此，當遇到一切危險、艱難和死亡時，我心裏並不去害怕『死』，而是力爭如何『生』。」

我想，這也是父親一生的座右銘吧。

在航校前輩的系列故事裏，我不止看到對往事的記錄，更多是後人懷有深情的追憶。

當後代抵達父輩抗日的年紀，經歷世事，才會理解他們的奉獻和挑戰。

我們也經歷了那個二三十歲的年紀，在應付工作、生活的瑣碎時，看到父們冒死穿梭在駝峰之間，自然會被觸動。

抗戰、無畏、熱血、悲壯、執着、奉獻、犧牲……能涵括一個處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軍人所有應有的品質， 這就是「駝峰航線」。

抗戰關頭，民族存亡絕續於一線間，正是這群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團結一致，用生命在駝峰航線疏通了中華民族生命的最後一條輸血管道，保證了抗戰的持續，堅持到了最後的勝利。

他們的歷史是民族的歷史，回憶是民族的記憶，過去是民族的往事。

我相信，往事記錄下來，也一定會撫平那些歷史的褶皺，下一代人一定會給他們公平的尊重和理解。

昨天晚上，我們編輯完稿件後，請吳量福教授審閱稿子，沒想到他說不用審，讓我們編完直接發。

隨後，吳教授發來信息：「感謝你們做的事情，使那段歷史可以從多方面保留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這些認可中，堅持前行的。

父子之間、你我之間、歷史之間，都是需要被認可的，這是天性，也是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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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思聰 霞姐

圖片：吳量福提供，部分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