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編輯|觀星
方國珍原為海寇，利用了東南濱海的地理環境，憑藉機動靈活的船隊屢屢襲擊東南沿海諸城，基本盪清了元朝在東南的海防力量，進而截斷漕糧海運。
迫使元朝多次招降，乃至默許其統治浙東溫州、台州、慶元地區。
方國珍佔據浙東諸地後，面對張士誠、朱元璋的威脅，也重視築城。慶元（今寧波）是方國珍的常駐地，為其政權的核心城市。
至正十二年，浙東都元帥、浙東道宣慰使納麟哈剌為防禦方國珍而大築慶元城，上環列睥睨，置弓弩砲石，開6門，各有樓，城周建192間戍屋。
至正二十七年，張士誠覆亡在即，面臨朱元璋的戰爭威脅，方國珍再次興工大築慶元城，「吾所以用民，蓋所以保民。吾不得已焉耳。」
雖無具體文獻記載此次築城的規模，但留下「樹柵捍江，浚隍築城，百役並作」的記載。
2004年寧波和義路考古中，發現了元代慶元城北東門和義門的瓮城遺址，城牆底部寬6.5米，殘高1米左右，城牆內徑32米，推測外徑長約為45米。
可見方國珍所築慶元城已相當完備。方國珍為應對朱元璋、張士誠的進攻，尤其注重在慶元外圍的餘姚、上虞的築城。
至正十九年，因餘姚為「鄞郡外屏」，故大築餘姚城。為加快工程進度，召集鄞縣、慈溪、奉化等地民眾共築，並親自督察工程。
「躬自為表直視功，黎明至城所，夕猶不息，工先畢者，犒以金帛，既畢而或潰圮者，又出錢令軍士繕修之」。
築城工程從九月開工至十月完工，城周長九里，城門五，東南北又各立水門以通舟楫交通。
當地耆老表示城防穩固，「雖有外侮，亦將阻不敢犯」。台州人劉仁本受命督造餘姚城牆，見到「落日歌聲齊萬杵」的築城場景，有着「傷心為問築城人」的民生感嘆。
至正二十四年十月，方國珍又大築上虞城。該年，朱元璋業已消滅陳友諒政權，基本佔領湖廣地區，將戰略方向由西轉向東南，直指張士誠。
築城上虞應是方國珍唇亡齒寒的心態使然。方國珍與僚屬認為「上虞為要害地，城池不設何以奠民居」。
上虞城築城亦召集臨近餘姚、奉化、昌國、鄞、慈溪、象山、定海等地百姓助工，出役多寡以田賦所入定。由其弟、知樞密院事方國珉監工。
「與知縣及其賓佐僚屬，日周行城上，察工役勤惰而勸懲之」。所築上虞城城廣牆厚，周長13里，「其上則每二十步架樓櫓以宿巡警之卒，其下則於四隅列營房以宅屯駐之士」。
通過搭建樓櫓、營房建立了縝密的偵查體系和迅捷的駐守系統。又砌磚為女牆，立木為柵欄，在城外挖深濠，營建了層層路障。
此外，還在南部與朱元璋接壤的溫州進行城防建設。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方明善耗費「白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諸匠以工計者二萬五千有奇」，重修溫州城譙樓。
此時重修譙樓，應是為了防範駐紮溫州平陽、處州一帶朱元璋軍的進攻。
一、割據勢力間的戰爭
元末各割據勢力間的兼并戰爭，造成嚴重的民生災難，尤其是居於城外的百姓沒有城牆庇護，生命安全保障更差。
至正十八年二月，朱元璋軍進攻紹興，殺掠城外百姓，「大兵哨掠村落，鄉民為導，不從者輒殺之」。
鄉村百姓迫於戰火，多避亂移居城內，「也知避亂依城郭」。婺州隱士俞元瑞在朱元璋部將胡大海兵取婺州時，因「兩軍狎至，不能居，處士乃率家眾之城府居焉」。
托蔽在城牆內是百姓求生於亂世的本能選擇。劉基提到百姓對待築城的矛盾心態時說：「愚民莫可與慮始，見說築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卻向城中居。」
徵發勞役，耗費巨額錢財所築城牆確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固城防的作用，守城方憑藉城池之堅長期固守，形成各方對峙局面。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下婺州後，趁勢進攻張士誠控制的杭州、紹興。張士誠遣李伯升來援，堅守臨安城，朱軍久不能克而退。
二月，邵榮率兵攻湖州，李伯升雖數次出擊失敗，然斂兵據城死守，朱軍久圍不下，被迫退兵。張士誠派呂珍接管紹興城，修繕城牆，增挖濠河，率厲將士。
「講畫方略，以為備御，相羅城外，雖有排柵，無險可恃，遂命增浚濠河」，護城河廣5丈，深2丈。二月，朱軍兵進紹興城下，分營紮寨，置立窩鋪。
呂珍增築月城，在月城外復起土壘，又將城外居民遷入城中，堅壁清野以待。
分遣將領守紹興城八座城門，以常禧門、迎恩門、稽山門為重點，設本部居中軍，適時而動，以騎兵串聯全城交匯戰情，劃城區為四隅，統城內義兵，適時而動以為補充。
呂珍認為「敵勢遠來，利於速戰，而城外多水，非用武之地。汝等誠毋躁進，以寡御眾，以逸待勞，觀其動而制之，與者持久，此吾計也」。
在隨後的守城戰中，藉助濠河地利有效殺傷朱元璋軍，「步騎相蹂躪，墮濠湟中」。雙方皆不能克敵速勝，遂議和罷兵。
由於朱元璋、張士誠、方國珍三方面皆重視築城，互相牽制，攻城方若沒有靈活策略和絕對武力為依託，試探性的攻城戰難以有效。
可以說，築城成為元末各勢力長期對峙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各方築城策略雖有不同，但都重視築城的軍事功能。
競相升級城防設施，導致百姓勞役負擔日益加重，積累了廣泛民怨。但是由於各方築城策略不同，民怨積累程度也有所不同。
至正十七年，張士誠築杭州城，工程極為浩大，周35里有餘，遠超其他城市。
據貢師泰記，「用石之工一百六十二萬，木之工一十五萬，圬之工一百八萬，金之工二萬，徒一千三百五十萬」，至於物料耗費。
「土、石、磚甓、灰鐵、木植、麻枲之數累巨萬億而不可勝紀也」，僅巨額物料運輸就是龐大的工程，「伐石于山，浮木於江，舟輸輦載」而來。
二、築城勞役
築城動員了平、松、嘉、湖四路及一州兩縣官民，僅海鹽一州，起勞役12000人，分為三番，以一月為期輪流更代，勞力皆自攜乾糧歷經遠途前來服役。
在舟車困頓外，「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斂，鞭朴箠楚無有停」，官員督工殘忍暴酷，出現「死者相望」的慘景。
楊維楨有感於築杭城之苦，特意賦《杵歌》七首，感嘆當時築城中的「不免凄苦者」。
崑山人袁華記述了農村壯丁被征去杭州築城，家中老父艱難度日的生活：「念子築杭城，土石躬自負。城高石易盡，鞭箠無所取。書來知近況，黧面龜兩手。新谷幸登場，日夜操杵臼。悉供役夫養，老稚曷糊口。」
海寧人胡奎目睹了農村青壯年被征築城，只得農婦操持家務，卻因賦役繁重險些傾家蕩產的慘劇，「長兄築城行不歸，西到錢唐百餘里。妾家種田三十春，輸租不勞官吏瞋。去年輸官曾賣屋，今年輸官應賣身。」
底層民戶是征派的主要對象，常州人謝應芳寫道：「奈何點鄉夫，州城要修築。平明荷鋤去，雷鳴忍飢腹。」
築城為求堅固，多將土城改為磚石，增加護城河、敵樓等城防設施。由於江浙水鄉地區土質軟爛，雨水頻繁，需反覆整修城牆，增加了民眾的築城勞役。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佔據平江後，極為重視平江城的修護，但「吳城築土善崩」，致使「役民修城，終歲不暫休」。
無錫人倪贊目睹平江長期修城令當地農戶不堪其擾的情形，「築得吳城易得摧，年年風雨繞蘇台。農家盡患時行病，總為修城染帶來」。
紹興百姓也因雨後城毀，被官吏頻頻強征至城上修繕牆體。程國儒在《越城謠》中寫道:「城吏打門夜如虎，為言雨後新城摧。要我荷鍤城上來，城泥不幹不敢回。」
頻繁修補令百姓聞雨而色變，「城頭一雨城一動，越民登城向天慟，民心似與雨有仇」。上虞人謝肅在途經海鹽時，正逢築城活動遭遇連綿陰雨。
「天公有眼不下顧，墮爾新城旬日雨」，在惡劣的天氣里，監督官員卻不恤民力，苛刻殘暴，百姓哀嘆勞役無止息。整體來說，張士誠採取處處設防的築城策略，民怨也相對較大。
高築的城牆還導致城市攻伐戰曠日持久，造成嚴重的人道災難。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常遇春率軍突至杭州城下，城門關閉三月余，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驟然攀升。
1斗米飆漲至25緡。圍城使得繁華的杭州城變成了人間煉獄，「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
杭州之戰後，高啟在送友人赴任杭州時，談到圍城後的慘狀：「內則困於疫飢，外則盪於燔掠，向之所可觀者，鞠為荒煙宿莽，遺灰斷甓，蓋四五百年之跡銷滅毀壞。」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攻滅陳友諒政權，其後江浙各方的均勢局面逐漸改變，高築城牆在攻防中不再舉足輕重。
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朱元璋軍進攻湖州，採取圍城打援策略，張士誠救援部隊先後敗北，守將李伯升以城降，「城中市不易肆」。
湖州投降後，一個月內南潯、吳江、餘杭、杭州、紹興接連投降。時杭州由張士誠婿潘元明駐守，李文忠兵進杭州，元明即遣人請降。
文忠訝異道：「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為降，無乃計太早乎？」潘元明回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願溥覃於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
歸降時，城內兵3萬，糧21萬石，馬600匹，而耗費無數財力、人力築城的杭州最終卻是不戰而降。朱元璋以壓倒性優勢進攻方國珍時，高築的城牆同樣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亮祖進軍溫州，方明善遣部將出戰，大敗，不久後棄城遁去。
十一月，湯和自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兩座堅城不戰而降，大軍直抵慶元城下，方國珍「聞之益懼」，乘海舟遁去，慶元府判徐善率官員、耆老自西門出降。
元末有識之士多認為高築城牆不僅會造成嚴重的民生災難，而且孤城困守，也只能苟安於一時，政權真正穩固的基礎是民心，而非城牆。
至正十九年，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陳元禮以「四郊多警檄」，意圖築海寧州城，召集當地長吏、父老商議，遭到普遍反對，「謂役非時」，陳元龍以「城為民防，非徒勞也」為由。
強行徵召百姓築城，不數月而築城完工，「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保障」。
落成之後，江浙行省參政貢師泰應邀作記，貢師泰就認為城牆固然重要，但穩固的關鍵是民心，眾志方可成城，若失去民心，「函谷守之而不足」。
至正十九年，張士誠起五郡居民大築杭州城，諸暨人楊維楨視築城為「自疲自困之計」，並上書勸諫「省之、慎之」。
認為張士誠不顧江南民眾負擔已然極重的困境，大興土木築城，積累廣泛民怨。
今城雖成而民心盡失，「今閣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興築已還，五郡之民則窮矣、力竭矣，小變，怨而叛，大變，寇乘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恕非閣下所能有也。」
作為首個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一統王朝，元朝在築城防衛的政治決策上，仍主要取決于軍事形勢的需要，而非族群因素。
在元朝統治的大部分時間內，國家承平，軍力強盛，並無外敵威脅，根本沒必要興起大規模的築城活動。
三、築城運動
至元末，朝廷為應對境內此起彼伏的叛亂勢力，下詔鼓勵地方自主築城。江浙官員響應朝廷詔令，拉開了元末江南筑城運動的序幕。
由於築城在軍事防禦上有着實在的重要作用，故江浙各方在攻城掠地的同時，也積極築城防禦。由於地理環境、經濟條件不同，各方築城策略也各有不同。
張士誠佔據江南平原水鄉腹地，人口稠密，財稅充足，形成以平江為中心，廣築城池，層級分明，防禦完備的城防體系。
朱元璋以地形險要、「虎踞龍蟠」的集慶城為中心，利於向周邊拓土征伐，加上經濟條件不佳，築城較為節制，多在控制地域邊緣的軍事要塞築城。
出身海寇的方國珍在東南沿海地區佔地自立，主要優勢在於海上的機動性，故側重於在其統治外圍的上虞、餘姚、溫州等地築城防禦。
元末築城活動不僅影響着政局的變動，也對江浙城市的外圍形態、空間布局產生重大影響。至正十七年，潘元明改築湖州城，將城牆內縮，湖州城市區域大面積收縮。
「以舊城寬而不固羅守，乃築小之」，周回縮至13里有餘，城牆整體較舊址縮小近半。
縮減後的城牆毗鄰周邊河流，南受余不溪，西受苕水，北受霅水，東為運河，以四河為屏障，進一步提升了防禦能力。
「吳興本澤國而水於城，筑後，悉由其道，此吳興之為金城湯池，極為險固也」。
城池縮小，將部分舊有城區排在城牆外，如養濟坊巷、白塔巷、曹家巷、西營巷本在府治南部，在築城時退在城外。
也有些城市擴建過程中會將城外坊巷劃入城市內，使城市的容納空間得到拓展。
至正十三年修築紹興城，恢復至隋唐時期的規模，將「規一鄉入城內」，元末築城改變了過往的城市結構，初步確定城區的範圍，奠定了城市未來發展的基礎。
杭州作為南宋故都，舊城形狀南北長，東西短，「包山（鳳凰山）距河（錢塘江）」。張士誠改筑後，新城「截鳳山（鳳凰山）於外，絡市河於內」，遠離錢塘江。
城市南北界大為縮短，東界外擴，南界內縮，「故東西廣而廣輪適中」。
元明易代之後，除邊疆地區外，內地大規模築城活動也基本停止了。成一農就認為明初雖在地方城市大量修築了城牆，但修築的重點在於那些設立了衛所的城市。
且自永樂以後地方城市城牆的修築又陷於停滯。學者以明朝前期湖廣地區為例，認為受制於地方財政匱乏，官員因循苟且，民間輿論將修城看作勞民傷財之舉等影響。
各地官民修城消極懈怠的狀況相當普遍。明初，江浙地區的修城活動也普遍如此，除蘇州、杭州等重點城市外，其他城市的城牆很快就荒廢了。
「凡非守御重地，舊有城池悉隳廢之」。洪武年間，湯和拆方國珍所築上虞城，城牆只剩土基，磚石則被用於改築餘姚臨山城。
而明初為應對海賊和倭寇的襲擾，重視在沿海各要塞建立衛所，築城防禦。朱元璋派遣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兵戍之，犬羊盤錯矣」。
海寧因鄰近大海，設海寧守御千戶所，並保留舊城，在洪武二十年由湯和增補五尺城高。
可以說，朱元璋在元末戰爭期間的築城政策繼續延續到明初，就是主張在重點軍事要地築城防禦，其他地區則不主張盲目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