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6月23日17:02:10 歷史 1394

「皇民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對中國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軍於28日對我華北展開總攻擊。日本近衛內閣於8月閣議，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森岡二郎，立即就「皇民化」發表聲明，要將「皇民化」滲透至島民（台灣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以作為實現「台日一體」的轉機，且準備利用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台灣全島更接近皇國民化」。

所謂「皇民化」，就是以八紘一宇的團體精神，對台灣的土地與居民，從物與心兩方面，徹底去除從前的思想信仰與物質等狀態，而成為完完全全的日本帝國土地與居民。因此，成為「皇民」的本島人，應知曉「皇國」肇國大義，體會「皇道」精神，並自動發起更改以往生活方式與舊有風俗習慣等的「皇國民同化運動」。

至於「皇民化」的具體施行項目，則包括廢止報紙漢文欄、終止閩南語廣播、強制推廣日語、更改日式姓名、燒毀祖先牌位、奉祀神宮大麻、廢毀寺廟、建造神社、遙拜皇宮、禁過舊曆新年、禁演台灣戲劇（例如布袋戲與歌仔戲）、初等教育義務化、日語常用強化、習俗日本化等，範圍相當廣泛。但是總結一語，就是日本化思想改造運動。

日語運動

日本殖民當局認為，「日語是皇民精神的母胎」「皇民鍛煉、陶冶日本精神之涵養，無論如何要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語為先決條件」，他們堅信，「作為『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有效辦法，有待於日語的徹底使用」。

廢止報紙的漢文欄是時，日本殖民當局認為，廢止在台灣發行的報紙的漢文欄，有助於日語普及，乃於1937年4月1日正式廢止漢文欄。《台灣新聞》《台灣新報》《台灣日日新報》即自4月1日開始，廢止漢文欄。《台灣新民報》（原為《台灣民報》）則從4月1日起，將原來四頁的漢文欄減半，6月1日起開始全部廢止漢文欄。

推行日語為常用語台灣總督府於4月1日廢止報紙內的漢文欄後，又乘機通令全台官公衙職員，無論公私生活，宜常用日語，並同時指示各州廳動員各教化團體，致力於家庭部落（小區）及市街庄的日語化，以期開啟徹底常用日語的新局面。於是各州廳相繼制定有關表揚日語常用者、認定日語家庭、建設日語模範部落等的具體方案。例如經認定為日語常用家庭者，則加以表揚並給予享有就讀日本人小學校、中學校，擔任官廳及街庄役場職員等的優先權。據統計，1942年4月時，台灣有日語常用家庭計9,604戶共7.8萬人，占當時全台599萬本島人的1.3%。

另一方面，日本殖民當局也大力推廣日語講習所。1937年，全台日語講習所僅共4,367所，1939年躍升至15,126所，學生亦由1937年的26.3萬人增至1939年的92.4萬人，增加2.5倍。戰爭末期，日本當局更以奉公班為單位，設立日語夜間講習所，遍及全島各個角落，各種講習所學生總數超過100萬人。

1943年起，「皇民奉公會」進而展開常用日語強化運動，在全台各市支會及街庄分會設日語推進員，組成日語推進隊，以督導各地民眾徹底過上日語家庭生活。

台灣主要城市社會日趨日本化就正規小學的公學校教育而言，城市普及率遠高於全台的平均水平。例如早在1930年時，滿6～14歲的全台台灣人學齡兒童就學率男童為48.9%（女童僅16.6%），基隆市男童為60.8%（女童為25.2%），台北市學齡男童就學率則更高達73.7%（女童為41.8%），1945年台灣光復時，他們正是21～29歲的青年人。大城市正規小學公學校的就學率遠較鄉村為高，故日據末期大城市台灣年輕人的日語能力，尤其是作為政治、經濟、文教中心的台北市，相對地勢必遠高於一般市鎮與農村的台灣青年。

此外，日據末期在台灣有為數40萬的日本人，其中在台北市者竟約高達30%，次為分佈於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四城市者，平均約在4.8%～7.2%之間。他們分佈於總督府與各城市的政府機關、商業部門、文教等領域，自然是使用日語。日本殖民當局早於1937年始即取消報紙的中文欄，中止閩南語廣播，尤其在末期嚴峻的戰爭氣氛下，殖民政府不但其宣傳機器幾乎全使用日語，且大肆強力推廣日語。在此情形下，例如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大城市的公共部門，自當以使用日語為主，尤其是12萬日本人聚集的台北市，日語使用勢必遠較前述四城市廣泛與深入。

徵兵強化台籍男性青年日語能力 1932年，6～14歲的台灣人學齡男童計40萬人（女童37萬人），其中就學男童計20.3萬人（女童計7.4萬人），亦即男童就學率高達51%。1942年時他們才17～24歲，不久正趕上日本當局在台灣大肆徵兵。當時，日本殖民當局共計徵調20.7萬大致此一年齡層的台籍男性青年入伍。

前述20.7萬台籍青年，在軍營中接受各種不同的軍事訓練與軍國主義課程教育後，分配到各日軍部隊（其中除9.2萬人留在台灣各軍事單位外，余者分別被派往中國大陸與南洋作戰），他們與日本人朝夕為伍，其日語能力自然得到強化與提高。

懂日語的台灣人急劇增加之迷思據日本人統計，日據時期懂日語的台灣人（不含在台日本人）佔全台人口總數的比例，1930年時僅12.4%，然而兩年後卻劇增至22.7%，往後每年乃小幅穩定增長，1940年時增至51%，1944年時更躍升至71%。

懂日語的台灣人的人數短期內急劇增加，此似非合於常理。又日據末期，日本當局雖廣設日語講習所與簡易日語講習所，但那時懂日語的台灣人的比例自1942年時的58%，躍升至1944年的71%，也就是說，短短几年間，台灣人如此普遍地通曉與漢語截然不同語系的日語，實匪夷所思。

日語與漢語是截然不同之語言日文中雖廣泛採用漢字，其中有些許用詞與中文發音相近，然而絕大多數日語用詞發音與漢語閩客方言相異，且日文文法與中文文法更是迥異。實質上，日文與中文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語系。例如中文中稱「讀書」，日文則是將名詞「書」置於前，而說成「本を讀む」（把書來讀），其動詞「讀む」不但發音與漢文「讀」字完全相異，且其須依未來式、現在式、過去式、中止形、條件形、否定形等而有所變化，另還有自動詞（不及物動詞）與他動詞（及物動詞）用法之分，甚至形容詞亦有變換，外加副詞、連接詞、助詞等的文法問題，故日語對台灣人而言實是一種外國語言。

小學日語教育質量低落據台灣總督府統計，1944 年時懂日語的台灣人佔台灣人人口總數的71%，乍看之下頗為驚人，但詳研之則未必全然如此。茲以1941年為例，當時全台台灣人共568萬人，據日本當局統計其中57%計324萬台灣人懂日語，其中公學校畢業者74萬人、正就讀公學校者69萬人、日語普及機構結業者108萬人、正就讀日語普及機構者73萬人。

對公學校畢業的台灣人而言，1920年時6～14歲的台籍學齡兒童，其就讀公學校者僅25.1%共計15.3萬人（男12.6萬，女2.7萬），1929年時則為31.1%共計22.4萬人（男17.1萬，女5.3萬）。1941年時27～35歲年齡層的台灣人有25.1%共15.3萬人，18～26歲年齡層的台灣人有31.1%共22.4萬人，幼時曾接受四至六年公學校的國民小學日語教育。當時台灣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日語教育水平本就較日本人子女就讀的小學校為差，而他們1920—1929年間就讀公學校接受小學日語教育時，退學率又均在13%以上。凡此種種，均可為那時台籍小學生文化程度（包括日語能力）欠佳的佐證。日本人國府種武1937年時即認為，台灣人小學畢業時已有不少人日語能力甚低，畢業後因遺忘而致日語能力低下者為數更多；至於正就讀公學校的台灣人，其中剛念小學一二年級的小學生，甚至是三年級學生，日語僅剛初學或尚未深入。換言之，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小學生日語能力有限。

日語短期速成效果有限 1937年時全台日語講習所與簡易日語講習所共4,367所，1938年增至7,306所，1939年再加倍擴增達15,100餘所，增加2.4倍，學生亦由1937年的26.3萬人增至92.4萬人，增加2.5倍。1941年時略增至16,200餘所，其中日語講習所5,300餘所，簡易日語講習所10,800餘所。

在短短几年間如此大肆擴充，無論是師資或場所均當系一大難題，時值日本當局正推行廢毀台灣人寺廟的整理運動，故不少日語講習所即以寺廟權充教室。再者，日據末期台灣人日語普及率自1940年的51%，躍升至1944年的71%，1943年時台灣人約613萬，依此推算約增加了122萬懂日語的台灣人，即使扣除那時約42萬的小學畢業生，亦即短短的幾年間，至少約有80萬台籍成年男女，經由業餘日語速成班式的日語講習所習得日語。

由於他們多系錯過幼時學習語言最佳階段的成年人，且如簡易日語講習所者，大多屬於短期社會教育機構，實際上每周上課僅兩三次，不但學習每多間斷，又因多利用夜間上課，屬業餘性質，不但缺席可能性大，還因白天工作疲勞而無精神學習，故從時人的記載與回憶中均難確定其實效。

台灣人日常生活仍用鄉土語言（閩南語或客家語）如前所述，1941年時25.1%的27～35歲的台灣人、31.1%的18～26歲的台灣人幼時曾接受四至六年小學日語教育。換言之，1941年時18～35歲的台灣人中，約有72%幼時未接受小學日語教育，而餘下的曾接受小學日語教育的人中，其幼年上學時退學率均在13%以上，且畢業後因遺忘而致日語能力低下者為數更多。因此1941年時，絕大多數18～35歲的台灣人，包括35歲以上台灣人，其日常用語自是使用鄉土語言。

日據末期，日本人論及日語使用問題時，幾無例外地交相指責台人教師、學生、官吏、職員等陽奉陰違，在學校或官廳使用日語，返家後卻說鄉土語言。日本人並抱怨在銀行、公司、醫院、車站、市場、公園等公共場所，仍常聽到台灣人使用鄉土語言交談，而讓人覺得有如置身外國。甚至日語常用家庭成員，在公共場合之外亦未必使用日語，在家中大多仍說鄉土語言，且台灣人之間對常用日語者，每每加以冷嘲熱諷。

因此，日本人乃紛紛建議總督府嚴格立法，絕對禁止使用鄉土語言。其較悲觀者，則看到社會一般民眾未能自動地學習及常用日語，反而在一般集會或執行公務場所仍常見鄉土語言公然流行，從而對推廣日語運動懷有日暮途窮之感，並極力呼籲社會領導階層，尤其是教師必須徹底「自覺」。總之，台灣總督府強制普及日語的結果，僅是使台灣成為一「雙語並用」社會，台灣人始終欠缺自發性語言統一意識，此意味日本殖民當局的語言殖民政策並未能動搖台灣人語言生活的內部。

台灣人視日語為外語

日本人西岡英夫於其1940年5月所發表的《關於最近之國語（日語）問題》一文中即表示，雖然對當時已被日本殖民的台灣人而言，日語可說是「國語」，可是因固有的閩南語仍然存在，因而將日語當作外語，致使修習與活用均十分困難，而修習者每每都是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或個人利益，對日語未投注感情，即使懂日語，但未必具有日本人的心意，仍不足以成為日本人。

當時，由於台灣人將日語視為外語，因此台灣人公學校教師對日語教學，並未產生自發性責任感與使命感，從而並未強有力地灌輸學生日本國家及日本國民意識，亦即並沒有真正成為日本人的態度。

思想信仰改造

強迫採用日本姓名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讓本島人一直使用中國式姓名，則無法切斷其對祖先之思念與對過去的眷戀。因此，姓名變更運動可說是「皇民化運動」的重要環節，也是「皇民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天皇紀元2600年的黃道吉日，日本政府就宣布這一天為本島人與朝鮮人更改姓名的實施日。

日本殖民當局實際推動更改姓名時，可說是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但我國漢族習俗非常崇敬祖先，俗諺中即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語。當時，不乏本島精英如林獻堂、林茂生（台灣人中第一位博士）、陳逸松（東京帝大，司法科高等辯護律師及格，台北市會議員）等堅決拒改姓名。至於有些更改姓名者，也是採取變通辦法。例如海山郡呂氏舉行懇親會，決定將呂姓改為「宮本」，因宮字下部即為呂字。黃姓改為「廣田」或「橫山」、江姓改為「江元」。或以祖先堂號充作姓氏，例如陳姓改為「穎川」、黃姓改為「江夏」。但前述種種欺瞞方式很快為日本人發現，乃強制規定官式姓氏，例如徐姓改為「大山」、陳姓改為「新島」等。

1943年11月底，本島人更改姓名者僅共126,211人，占當時台灣613萬本島人人口的2.0%。

強迫改信日本宗教 1936年7月，台灣總督府召開「民風作興協議會」，主題為「振作國民精神與徹底同化」，會中做出「改革固有寺廟宗教並改善傳統戲劇講古」與「打破並改善婚姻祭祀葬儀及其他日常生活之弊端」等決議。

1936年底，日本當局即大肆強制本島人各戶於家庭中奉祀神宮大麻（日本國家神道中心伊勢神宮主神天照大神的神符）。1937年神宮大麻的奉祀數急速增至56.9萬尊。1941年更增至73.9萬尊，奉祀神宮大麻的戶數占該年全台107.5萬住戶（含本島人與日本人）的68.7%。

與此同時，日本當局也展開強制改寫或燒毀本島人祖先牌位，及撤除或燒毀其神佛塑像的系列運動。當時民間信仰的神佛像與掛軸等，也需撤除或燒毀。日本殖民政府不久並推動更嚴厲的「正廳改善運動」，就是令本島人在神案正面安置神棚，以奉祀大麻，左側祖先牌位則改為日本式牌位。1941年12月底，全台奉祀神龕的本島人約73.8萬戶，占當時全台95.9萬戶本島人的77%。可見日本當局對改造台灣人的信仰思想，是雷厲風行的。

寺廟整廢此外，由於台灣寺廟所供奉的神，基本上都是中國神，故日本人認為寺廟使人所信仰者是中國神，如欲在台灣進行思想改造，此事勢必處理。當時（1936年），台灣的寺廟多達3,403座，這絕非當時極力推行「皇民化」的日本殖民當局所能容忍的。當局因此進行大規模的廢毀寺廟運動，以使本島人從宗教信仰上徹底地「皇民化」。寺廟經過整廢后，1942年全台寺廟總數降至2,327座，較1936年減少31.6%。期間計有361所寺廟被搗毀，819所寺廟移供日本佛教之用或改作日語講習所等其他用途。

寺廟整廢對本島漢族而言，可說是信仰的抹滅。物極必反，即使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壓下，本島人依然奮力抗拒，例如1939年初，中壢街仁海宮信徒發出反對寺廟整廢的聲音，並迫使中壢當局召開中壢街寺廟廢止懇談會，為日本當局的寺廟整廢政策辯護。及後，台灣總督長谷川清了解到，寺廟整廢對本島人的民心造成了重大影響，如果強制執行，將造成本島人強烈反抗，故原則上決定停止寺廟整廢。

神社建造相對於整廢台灣寺廟，日本人在台灣更是大興土木建造日本神社。1934年時台灣僅有神社26座，數量上非常少（且多是建在日本人聚集地）。然而1935—1940年間，日本人卻密集地共新建神社34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全台共有神社68座。

日本人在台灣所建神社中，最具代表性者即為結合天皇崇拜與軍國主義的「建功神社」與「護國神社」，兩社都是靖國神社系統之一員，主要是祭祀戰死的日軍將校軍士。建功神社完工於1928年，位於台北市南門町植物園內。1935年後，總督府更通令各州知事及廳長，規定於建功神社例祭當日，各地方均須舉行遙拜式，以貫徹「義勇奉公」精神。台灣護國神社（即今台北市大直的忠烈祠）完工於1942年5月，奉祀靖國神社中與台灣有關的「護國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