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沒有香奈兒

日前，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香奈兒（Chanel）完成了數年的集團架構重組，位於倫敦的CHANEL LIMITED正式成為集團的母公司。

此外，包括運營和財務在內的部門也將從巴黎遷至倫敦。

經過這一番操作，外界認為，這家公司的總部，實質上正在從巴黎遷往倫敦。要知道，香奈兒創始於1910年，之前的總部一直位於法國巴黎。

2022年巴黎時裝周上：被喻為「人間香奈兒」的韓國女偶像Jennie的Chanel造型

無獨有偶。在疫情席捲全球的這兩年，另外兩家源於歐洲大陸的企業巨頭，也決定將總部設在倫敦。

2020年6月，全球日化用品巨頭聯合利華（UNILEVER）宣布放棄其使用了近90年的英荷雙總部（以英國倫敦和荷蘭鹿特丹為總部）運營模式，將唯一全球總部設在倫敦。

2022年2月8日，荷蘭鹿特丹，聯合利華公司總部的標識

2021年11月，全球石油巨頭荷蘭皇家殼牌也宣布，決定將公司總部從荷蘭海牙遷至倫敦。

跨國企業猶如逐利而行的全球化巨型機器，它們擅長根據要素成本、稅收利益以及風險規避等因素，不斷調整價值鏈的空間配置，選擇那些可以利潤最大化的城市落腳。

當然，被諸多巨頭選作總部所在地的倫敦，也並不一定就是它們的「最終歸宿」。但不可否認，企業巨頭的總部遷徙，愈發成為了新一輪全球城市競爭的新變量。

無論在國外，還是在中國國內，這種遷徙都時有發生，這一趨勢和它背後的邏輯，勢必值得那些有着雄心的城市去關注。

全球性「能級」

企業遷移總部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兩個。

一個是提高效率，一個是規避風險。

基於提高效率的目的，企業需要選擇生產要素或中間品可得性更高、獲取成本也更低的地方。很多產業都會呈現出集群式發展，行業巨頭也會選擇臨近產業集群的地區設立總部，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距離市場和消費者更近，也能提高效率。比如，鋼鐵公司的總部便多位於上游的鐵礦或者下游的汽車產業集群附近。

第二個原因對跨國公司來說，也愈發變得重要。風險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它包括了政治博弈帶來的經營風險、稅收風險，還有全球金融市場的匯率風險等。

近年來，隨着國際政經博弈的加劇，一些企業開始選擇將總部遷移到相對中立、同時也能避開這種博弈直接衝擊的第三國。這樣的例子，這幾年正在變多，新加坡是最大的受益者。

香奈兒選擇倫敦具體是哪一類，很難界定，但很明確的一點是，這家奢侈品巨頭至少更靠近客戶了。

自從疫情暴發以來，倫敦的房價一直呈現漲勢。即便再回溯10年，這個趨勢依然是存在的。顯然，能在倫敦持有私人物業的人，必然是奢侈品公司最具價值的忠實客戶。

自從疫情暴發以來，倫敦的房價一直呈現漲勢

東歐、西亞、南亞和非洲的富人都在奔向倫敦，以便躲避疫情、戰爭、暗殺以及對私有產權缺乏有力保護的恐懼。

倫敦對富人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而且這種吸引力並非只限於英語國家，它是全球性的。實際上，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和地區，其富人去倫敦定居的慾望，反而遠遠低於母語非英語的國家和地區的富人。

相比倫敦，作為奢侈品品牌大本營的法國巴黎，同為世界性城市，輻射力就要差一點。

巴黎的輻射力更多是局限於本國、環地中海沿岸和其他的前法語殖民地的國家。而且，這種輻射力也正在減弱，很多前法語殖民地的離任政客和「首富」，都會選擇倫敦久居，而非選擇巴黎。

因此，對奢侈品公司來說，倫敦的確是全球有錢人最多的少數幾個城市之一，這裡最靠近市場和客戶。

此外，倫敦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融資便利性，也是歐洲其他任何城市無法比擬的。因此，一些分析師認為，香奈兒選擇倫敦也可能是為未來的上市做鋪墊。

倫敦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融資便利性，是歐洲其他任何城市無法比擬的

之前，殼牌選擇倫敦主要是因為稅收問題，荷蘭政府與殼牌就15%的股息預扣稅稅率一直無法達成一致。

其次，殼牌管理層對雙總部模式帶來複雜的公司結構也不甚滿意，因此希望藉著設立單總部的契機，處理好公司股權和治理的有關問題。

此外，2020年聯合利華在宣布將總部設於倫敦時也表示，取消雙總部能夠簡化公司結構。換句話說，同為具有歐洲大陸強悍小國—荷蘭「血統」的日化巨頭，其更換總部的原因和殼牌有部分相似的地方，即隨着疫情襲來，公司面臨新的外部環境，必須理順結構，提高效率，應對新的挑戰。

那麼，既然為了提升效率，要把雙總部變為單中心總部，為何不遷回「龍興之地」荷蘭，而是要去倫敦呢？

外界分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上述的稅收因素等，這些理由的確存在。但從根本上來說，跨國巨頭選擇城市的終極理由依然是城市的能級，以及這個能級給股東帶來的經濟價值。

「低能級」也有機會

能級，聽上去很抽象，其實很容易理解。

比如，跨國公司A同時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上市，從本質上講，這等於將企業的上市股權分散到兩個交易所分別上市。

顯然，倫敦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超過阿姆斯特丹，倫敦的機構投資者無論數量還是體量，也遠比阿姆斯特丹更大。因此，理性的公司都會將更多的股權放在倫敦上市，也就是說來自倫敦的股東必然話語權也更大。

股東尤其是機構投資者，顯然希望與總部管理層有更多的交流，雙方的物理距離還是挺重要的，並非無足輕重。因此，倫敦必然是投資者眼中公司總部的首選。除非荷蘭在稅收或其他領域，能夠提供足夠有利於增加股東利益的「優惠」，否則基於分割上市背景下的股東力量對比，倫敦勝出也並沒有什麼意外。

實際上，聯合利華和殼牌是三地上市，除了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上市之外，還在紐約上市。

美國紐約，殼牌公司標誌

可以說，從近年這幾件歐洲跨國公司的總部遷徙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所有人都面臨更多外部不確定性的時代，跨國公司會越來越傾向於選擇那些能級更高的城市去配置資源。

但是，城市的能級並非短期可以改變，那麼，能級較低的城市就沒有任何機會嗎？未必。波音公司的遷徙案例就值得研究。

2001年，波音將全球總部從美國西北部的西雅圖，搬至中部第一城芝加哥；2022年5月，波音又宣布將把總部從芝加哥搬遷到阿靈頓。阿靈頓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城市，但它的優勢是與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特區沿河相望，距離聯邦政府非常近。

波音公司位於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縣、毗鄰華盛頓特區的全球總部

波音崛起於美國西北部「邊陲」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它最初的總部位於西雅圖帶有很大偶然性。

公司創始人威廉·波音曾經是一名西雅圖的木材商人。20世紀初，飛機機身都是木材做的，也就是說，那時候的威廉·波音曾是飛機產業的上游供應商。後來，他搞了企業的縱向一體化擴張，從木材供應擴展到了下游產業，做起了飛機器材供應。

從木材供應商到飛機製造業，波音自然選擇了西雅圖作為創始總部。這個過程看上去很偶然，其實仔細分析，也會發現這是一種必然。

20世紀初，人類最初的簡易飛機喜歡用北美雲杉做機身的材料，萊特兄弟試飛的飛機就主要是用這種木材做成。北美雲杉的主要產地剛好是美國的西北部。因此，完全可以說威廉·波音的「歪打正着」，其實也是產業發展和企業擴張的必然。

波音崛起於美國西北部「邊陲」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它最初的總部位於西雅圖帶有很大偶然性

二戰是飛機製造業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轉折點，軍需訂單讓波音公司獲得了飛躍式發展。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的飛機大戰，讓瀕臨太平洋的美國西部成為飛機製造業中心有了地理上的優勢。

於是，種種看似偶然的因素蘊含著必然的趨勢，最終，讓波音的總部長期留在了西雅圖。

2001年，波音總部搬遷到芝加哥的原因，一是芝加哥的城市能級更高，作為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芝加哥的能級優於西雅圖。

另外一個原因是稅收的因素。當時，伊利諾伊州和芝加哥市在20年內將向波音提供超過6000萬美元的稅收優惠以及其他激勵措施。因此，外界也認為，現在剛好是20年的稅收優惠到期了，所以波音要搬了。

但這些不是全部原因。

並非贏者通吃

其實，波音搬遷到阿靈頓，更重要的因素是距離「大客戶」更近。波音的飛機製造包括了民用和軍用，美國國內軍用市場不用說，最大客戶自然是聯邦政府。而如果要爭奪國外市場，無論是民用還是軍用，聯邦政府依然是最重要的「中間人」或者說「推銷員」。這兩年，即使在美國國內的軍用飛機市場，波音也越來越面臨著洛克希德·馬丁、諾思羅普·格魯曼和通用電氣等對手的競爭。在這個時候，搬到距離聯邦政府一步之遙的城市，顯然是明智之舉。這裡的城市能級遠低於芝加哥，甚至還不如西雅圖，但這不要緊，股東要的是近距離搞定客戶，提高企業價值。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波音公司的搬遷其實說明了一個道理：在全球經濟面臨眾多新變量的時代，大型企業往往會重新思考價值鏈的空間配置，從而提升效率，應對不確定性。在這個過程中，並非只有能級更高的城市是受益者、可以贏者通吃，有着特殊優勢的非核心城市也有屬於自己的機會。在全球經濟被疫情籠罩的這幾年，中國經濟體現出了強大的韌性，中國的大型企業群體也變得更加強大。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年，中國也出現了大企業總部遷移的情況。2021年，中國電氣裝備集團有限公司將總部設在上海。同年，中國電子集團總部遷駐深圳。在更早的2016年，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以上央企的總部要麼在北京，要麼重組前分散於各地，而本輪選擇在上海或深圳設立總部的原因，固然有更高層面出於區域發展更加優化的考慮，但不可否認，搬遷後的企業無疑從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了自己的市場和客戶。必須注意的是，以上這些央企並非處於石油和電力這類壟斷行業，而是處在競爭領域或者存在部分競爭的領域。也就是說，它們有提升效率的市場壓力。在這個意義上，從空間配置等維度，理順企業的價值鏈，提升整體運營效率，就不足為怪了。顯然，中國的央企群體中這一類企業並不止以上幾家，即便它們不會外遷總部，但旗下多元化產業板塊在空間上進行重新優化，還是存在可能性的。這正是一些城市吸引外部優質要素的寶貴機會。對一座城市來說，要在短時間內提升自己的城市能級顯然不容易。任何城市的能級都是政治、地理和經濟等多種因素交織，並以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為周期而長期作用的結果。在無法改變城市能級的情況下，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吸引大型企業在重新配置資源價值鏈的過程中有所傾斜，還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