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言語無法承載某種現實之重時,也許就需要用膿血、黏液、畸變與碎裂的骨骼來書寫新的宣言。它不承諾舒適的觀看體驗——它本身就誕生於一個不舒適的世界。
作者:木刃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邪典到噁心」,一定程度上,卻是許多國內影迷,此前會關注到挪威電影《醜陋的繼姐》的原因。
為了穿上水晶鞋,揮刀砍下自己的腳趾頭——小時候覺着是小丑做派的這麼一幕,現在去放大凝視時,終於感到了不寒而慄。不止這一部電影,當黛米·摩爾透過注射藥物從自己的身體中鑽出了年輕肉體,當艾瑪·斯通在血腥與性愛中挑起機械舞,國外的女影人們在近幾年,用「身體恐怖」式演繹,在銀幕上發動了一場視聽起義。
這種身體恐怖是在主動製造痛苦知覺,迫使觀眾用感官直面現實陰影。
在這些影人手中,女性議題被強行拉出了安全的審美溫室,演變為一場激進的疼痛顯影術——或許,在她們看來,隔靴搔癢仍是不足夠,唯有通過這些更為粗暴、炸裂、直觀的視聽手術刀,才能劃破皮肉,讓那些女性承受的痛苦更為真實地讓觀眾感同身受。
在電影的多元宇宙里,恐怖cult片始終佔據着獨特一隅,以其對人類深層恐懼的挖掘和極致呈現,成為探索人性、社會現象的有力載體。這些女影人大膽的創作姿態,將恐怖片的感官刺激載體,轉化為了承載着文化批判的鋒利價值。
當她們將月經、生育、身體規訓、審美要求等「不可言說」的女性困境轉化為恐怖意象時,既完成了對父權制的控訴,也開闢了類型片的新邊疆,以暴力與美感、驚悚與詩意相伴相生的女性身體恐怖片,拍攝出當前社會語境的性別寓言。
當言語無法承載某種現實之重時,也許就需要用膿血、黏液、畸變與碎裂的骨骼來書寫新的宣言。它不承諾舒適的觀看體驗——它本身就誕生於一個不舒適的世界。

激進的困境顯影術
很多觀眾看到後半段,發現繼妹艾格尼斯得到南瓜馬車、舞裙、水晶鞋後,才意識到《醜陋的繼姐》竟是經典童話故事《灰姑娘》的改編。
與尋常改編大相徑庭的是,電影主角不再是灰姑娘,而是轉向了她的繼姐艾爾維拉——莉婭·邁倫飾演的矮胖、圓臉、塌鼻樑、齙牙的繼姐,一個容貌偏下、自卑怯弱,但一心愛着王子的普通姑娘。
轉移掉觀眾注意的,是非常搶眼且血腥粗暴的鏡頭:在這個以貌取人的世界裏,想要得到王子的愛,艾爾維拉就得整容——鼻子被小鎚子敲斷後重新矯正、假睫毛被針線穿引着縫到眼皮上,為了減肥還吞下了一枚絛蟲卵……相信,即便是男性觀眾,也會在這些折磨神經的視聽下犯怵。
這些讓人極度生理不適的情節,影射着長久以來,社會對女性外貌畸形的要求。無論是19世紀歐洲,還是21世紀的當下,服美役的橋段從未停止。為了迎合社會標準,女性不得不傷害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痛苦循環。這是艾爾維拉,也是女性們遭受的第一層、最外顯的困境。

電影的厲害之處,在於重構了原版灰姑娘的世界觀,讓劇情越發現實嶙峋,也更加與當下無縫銜接:繼母一家是為了錢財與貴族的社會地位,才嫁到灰姑娘家,父親死後卻徒留4個沒有收入能力的女性,除了嫁入豪門別無他法。灰姑娘父親的屍體,因為沒錢安葬,只能在庫房腐爛生驅。與王子結婚,是一項活下去的事業。
但王子真的就是最大的救星嗎?當艾爾維拉在森林偶遇王子時,這位剛小便完一邊提着褲子一邊輕蔑瞟了瞟艾爾維拉的王子,面對侍從的慫恿,張口就是一句「我可不想x那玩意兒」。原來外表英俊、身材健碩,會騎馬、會寫詩的王子,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
電影中,當每一次錘擊、每一次撕咬都直接作用於觀眾的神經突觸時,我們不再需要解讀施暴者行為的意義——施加於肉體的力量本身就是意義。銀幕上承受衝擊的軀體,成為了所有人被迫適應的社會規訓的觸覺映射。那些可觸化的疼痛,是困境與壓力的具象化。

通過身體恐怖的視聽表達,傳遞女性主義的思考與批判,《醜陋的繼姐》與先前也受到過關注的《某種物質》一脈相承。注射藥物後,女人眼睛中分裂出第二個綠色瞳孔,後背皮膚撕裂,一個新的肉體從黏液中誕生,美麗與恐怖彷彿鏡像兩面。電影后期,因為生命力被過度消耗而變成浮腫肉團的人形怪物,更是讓人倒抽冷氣。
同樣,在外表焦慮之下,《某種物質》直指女性被物化的本質——唯有美貌才能換取金錢與社會地位。這一點,在黛米·摩爾飾演的女明星伊麗莎白,年過五十被踢出公司,看到街邊自己巨幅海報被拆除時,再悲涼不過。
美貌成為商品時,衰老必然是一種貶值;而當事業也與外貌強綁定時,「體面的老去」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黏膩濃稠的液體覆蓋與組織溶解,不再僅僅影射「客體化」或「被吞噬」,它創造真實感官厭惡,模擬觀眾對這種存在狀態的本能排斥。視覺不再是橋樑,而是成為現實的物理延伸。

僭越即是解放
把女性面臨的外貌歧視、年齡焦慮、職場限制等等,以恐怖的身體意象,通過電影鏡頭極端地呈現出來,讓觀眾無法迴避,這並非沒有爭議。
單從那些情節畫面上看,一些觀眾會從生理上感到不適,從而否決整個電影的全部。也會有觀眾認為,過度的身體恐怖元素可能會掩蓋電影想要傳達的女性議題,使觀眾更多地關注恐怖畫面帶來的感官刺激,而忽略了背後深層次的社會批判和女性訴求,甚至會對女性形象產生誤解。
《可憐的東西》當時就因過度的血腥、性愛場面,而引發爭議。艾瑪·斯通飾演的貝拉·巴克斯特是一個極具影視特質的角色:身體是豐滿緊緻的成熟女性,大腦卻來自她腹中的胎兒,美麗、天真、可憐。當嬰兒慢慢接觸新世界時,身體早已超越大腦完成了性成熟,女性自我成長的探索,被主創處理成了一種毫無節制的性解放:鏡頭裡,滿滿都是貝拉袒露的肉體與尋歡的場面。
然而在這些令人心悸、反胃甚至是恐懼的光影中,我們可能終於被迫看到那被深深壓抑在文明皮膚之下的存在真相:身體即戰場,而在這戰場上,製造驚駭、顛覆視覺的「怪物」或許才是真正的人性化身。當血漿流盡、黏膩消散、怪物完成蛻變後,留在銀幕之上與觀眾腦海之中的,絕不僅僅是刺激的殘影,而是一種深刻的、經由感官刻下的質問:我們究竟在觀看恐懼本身,還是在直面我們迴避許久的自己?
或許,這些身體恐懼的電影中,所有怪物的創造,都指向了一點,僭越即是解放。

如果女性身體歷來被社會定義為邊界清晰的「容器」,當容器溢出、增生、畸變,成了「怪物」——而這也恰恰成為恐怖的源頭和革命的武器。通過極端的、不可控的生理異化,角色獲取了暴力與生存的能力。它是男性恐懼的具象化,也成為女性反叛的化身。
帶着女性主義內核的身體恐怖片,雖然只是極少數,但存在感頗強。這些電影至少為女性議題的探討開闢了新的路徑,以獨特的藝術形式引發了公眾對女性困境的關注和思考。
比如馬來西亞導演余修善拍攝的《虎紋少女》,就用恐怖元素探討青春期女性的困境。電影中,少女扎凡的月經初潮被設定為觸發變異的「原罪」,當血液以極具異物感的濃稠、粘滑形態出現(區別於現實主義表現),浴室地板上的血跡如同怪物殘留的腐蝕性粘液;她試圖用紙巾擦拭雙腿,卻發現粘連撕扯不清,鏡頭特寫暗紅色液體滲入瓷磚縫隙,隨後畫面切換至教室中同學捂住口鼻後退的驚恐表情,都暗喻經血被污名化的骯髒感。

在許多文化的傳統中,生理期被視為不潔、神秘且需要被隱藏的事物,這種觀念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虎紋少女》通過恐怖的畫面呈現,將這種社會觀念對女性心理的壓迫具象化,讓觀眾深刻感受到女性在生理成熟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當女性影人們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而是以身體恐怖片為武器,將女性的情感、經歷和訴求融入其中時,我們可以預想到,那些銀幕中的血,或許會在現實層面中激發出新的血肉之花。問題或許永遠存在,但是能讓現實不斷產生迴響,跟着藝術表達的手術刀在痛苦中變革更新,便是電影最大的勝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