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 我的媽媽，出門就要講我壞話

不一樣的母子關係

她說要跟着我，最後養生送死都在我的眼前。有一段時間她跟我住的時候，情緒很壞。

我說你為什麼不出去散散步、打個牌、去教堂，都可以啊。

她表示非常不願意，為什麼不願意呢？

她說為了你的名譽，不能出門。

我說為什麼不能出門呢？

她說我一出門，就要講你的壞話，講兒子的壞話。因為這個原因她不能夠出門。

我媽媽跟我，就是這樣保持着很緊張又蠻有趣的一個關係。

母親家裡有三姐妹，大姨一直在大陸。四十年以後，母親到北京，見到她的妹妹。大姨已經變得非常老。

母親向我描述，大姨非常臟甚至非常臭。母親有一點點潔癖，所以四十年後見到妹妹，她第一句話就是不許哭，第二句話是不許擁抱，她心裏面嫌她臟。

後來，母親離開北京不久，我這位大姨就死了。大姨死了以後，她的兒子寫信向我抗議，為什麼抗議呢？

他說我媽媽在「文革」的時候都沒事，結果你媽媽到北京把我媽媽給斗死了，所以向我抗議。弄得我啼笑皆非，只好送他一台彩色電視機來表示歉意。

這個故事不是講什麼家醜。英國有句俗話，說每個家裏面有骷髏，我們說是家醜，其實這不是家醜，它代表一個時代的意義。

母親去了北京以後，她不能夠適應那麼一個看起來很衰老、很狼狽的，甚至清潔習慣不太好的妹妹。

大姨老的時候，照她兒子的說法是被我母親給「斗」死了，這個家庭的悲劇是我們想像得到的嗎？在亂世的變化裏面，你怎麼想得到有這種結果呢？

我媽媽不肯出門，她出門就要講我壞話。這看起來是個笑話，有某種程度的爭議在裏面，這就是為什麼她不能夠用很和緩的方式與人相處。

我母親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可是她為什麼用這種方式，值得不值得？

我相信我的母親

我父親死了以後，學校方面為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就請我媽媽到這個學校裏面做幹事。母親是1973年退休的。

在台中一中做幹事的時候，市長帶着禮物來敲門，送了禮物。我媽媽接過來，「咚」地丟在你眼前，丟在你腳下，丟在馬路上。她用這種方式來表示她的正直不阿。

可是，我的弟弟在台中一中念書時功課不好，要留級的時候，我媽媽會偷着找那個老師去拜託，幹什麼？讓她兒子及格。這種情況就發生在我自己的家裡。

我李敖不是這樣的嗎？我賺錢搞了間房子，可是我知道有一天國民黨會抓我。抓了我以後，按照台灣的法律，你是叛亂犯，你造反，財產要沒收充公的。

我把這房子藏在我媽媽的名下，用我媽媽的名義登記，一間100平米的公寓。結果我坐牢的時候，我弟弟拚命做生意。

我嚇死了，因為他做生意一定會搞垮的，你有本領吃別人錢，吃了壞人的錢我佩服你，可他吃不到，他就坑自己人的錢。我在牢裏面，我媽媽來看我，我跟她講，我在你名下的房子千萬千萬不要幫助我弟弟做生意。

等我出獄以後才知道，這間房子被抵押了，就是幫了我弟弟的忙。我就跟我媽媽講，我說我坐牢，國民黨都沒有把我的財產充公，你這樣搞倒把我的財產給糟蹋掉。

她說，老人何辜啊？我是老人，我做什麼錯事了？

我說你劫富濟貧啊，把我的錢給了我弟弟，這不是你乾的事嗎？我給你打過招呼說不可以的。如果我在外面還好說，我是在牢里，我在受苦受難，我的財產請你給我保護，你為了愛小兒子就這樣不經我的同意給處理了。

我講的話好像在抱怨，其實不是。當這個天要塌的時候，當你坐牢的時候，當你這個人一敗塗地的時候，當你這個人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時候，沒有人能夠保護你，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情人、你的同志、你的同學、你的媽媽，他們都會有意的或無意的，甚至是善意的，替你決定做很多事情，使你變得很無奈。

我出獄以後養成一個性格，就是我不太相信別人，我也不考驗別人，這使得我跟別人的關係變得疏遠。好比說我到現在為止，我不參加任何的婚喪喜慶，再好的朋友說女兒結婚，好，大不了送一份禮，我人是不到的。

我媽媽死的時候，那天是禮拜六，我就宣布我要把她火葬，我也不麻煩任何人。

火葬的時候，按照法律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能夠火葬，可第二天是禮拜天，第三天是禮拜一，我就把她火葬了。

後來宋楚瑜他們要來弔喪，要向我母親敬禮，靈堂呢？

我說沒有靈堂，我說對我敬禮就好了，我代表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