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90後文學青年劉楚昕獲獎感言刷屏，像一束追光燈投向文壇角落——人們驚嘆於他的堅持與淚水，共情他與病故女友彼此扶持的溫情故事，也帶出了更值得深思的話題：聚光燈照亮的或許只是0.1%的幸運兒，更多的“劉楚昕們”能否“被看見”？
“文學新人要出頭太不容易了！”在現場聽完劉楚昕獲獎感言的作家余華，昨天在浙江參加文學活動時如是感慨。他表示，“文學最好的時代是新人輩出的時代”。
故事動人但需警惕“被過度消費”
“從我大約十三四歲的時候，就有夢想成為作家，之後一直投稿，一直被拒稿，大約投了10多年的稿，直到今天才獲獎。”第二屆灕江文學獎頒獎現場，劉楚昕小說《泥潭》獲虛構類獎，一番感言讓人動容。
其間談起女友生前種種，更是幾度哽咽，鏡頭掃過台下，許多嘉賓抹着眼淚。短短几分鐘發言也戳中了很多網友心底的柔軟。有條高贊評論說：“她預感到你會感到痛苦，提前埋下了讓你積極的力量”。
“如果有一天我的書獲獎了，我一定要把我們的故事說出來。我想讓大家知道，這個世界上，她曾經來過，留下過許多美好。”劉楚昕提到女朋友曾說起歌詞“越過山丘卻發現無人守候”。這背後不失為一種“痛的領悟”——“當下即全部，珍惜眼前人”，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得到了具象呈現。
《泥潭》尚未顯真容，出版面世有待時日，眼下熱度的確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人們被獲獎者經歷所打動，“等讀到作品，更加能驗證他是不是一個值得等待的，有爆發力的新人。”一位文學編輯如是說。
“小說中主人公沒有走出泥潭，但自己比較幸運，不管是寫作還是人生中，也算重新站了起來。”劉楚昕在接受採訪時談到，為了這本小說查閱很多資料，有一陣子“就像陷入泥潭一樣”，但寫作仍是唯一支點。這份堅持在《泥潭》中具象化——這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分三部分敘事，通過亡靈自述、編輯視角、女性獨白交織，暗喻個體在時代與命運中的掙扎。
“劉楚昕能從評選中脫穎而出，說明作品是好的。他講的故事自然是動人的，但我反而有點希望不要再消耗這份深情。”作家鄧安慶道出擔憂，作品要傳播，離不開宣傳賣點，畢竟大家對作家本人還不大熟悉，但更希望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凄美愛情故事。“突然成名後需要穩住。珍貴的情感，要越發愛惜。這樣的傳播流量雖誘人，但也傷人，需警惕被反噬。祝福這位同行的文學之路越走越寬。”
傳統挖掘培育新人的路徑失效？
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獲灕江文學獎虛構類獎提名獎的《陽鳥》，作者王和平是74歲“新人”。余華透露，這位爺爺輩寫作者筆耕多年終於發表這部小說。
這在文壇並非孤例。鄧安慶曾從事出版編輯，接觸過不少四五十歲仍在寫作但未出名的作者，“他們過得很苦悶，感覺是在黑乎乎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開始前頭還有一點點光在吸引着他，到後面這光漸漸地淡下來。作品總是需要讀者的，但很多情況下，寫了也就寫了，沒有人看，像是野山坡上一朵花，開了就開了，謝了也就謝了。無人問津，還繼續寫下去，精神當然難得，但實際很難有人能堅持下去。”
某文學雜誌編輯坦言：“新人稿擠不過名家專欄，訂戶要看余華，不要‘於華’。”事實上，名家也有青澀期，但幸運等到了伯樂——1980年代中後期，《收穫》注意到一大批探索文學新形式和新觀念的青年作家，在1987年第五、第六期和1988第六期專門開設“先鋒專號”，將全國零散的青年作者小說集中推出。其中，余華在《收穫》上發表首部作品《四月三日事件》位列其中，還有蘇童、格非、王朔、馬原、孫甘露等新人新作。
文學雜誌或出版社挖掘培育新人的路徑在當下是否一定程度上失效？
“我們不能簡單以雜誌銷量或單行本印數下滑，來說明渠道收窄。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全民寫作門檻降低後，對文學佳作期待值的稀釋。所謂一個文學新人，實際上應是作品大於人的，先看到作品，再看到人。作品本身足夠新，足夠有力量，讓人耳目一新，才能把作者從泥巴下拔出來，讓人們看到他的名字。”有文學編輯告訴記者，一些寫作者可能花了半輩子或十幾年、二十幾年，都在比較平庸的表達空間里打轉重複，“這可能也是很多寫作者的困境，待在繭房裡，要找到破繭的方式與力量。”
“劉楚昕們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角。”資深出版人也有苦衷，出版社很難出一個完全默默無名的作者作品，“哪怕作品再好，沒有賣點就沒有出路。選題會上，大數據關鍵詞決定生死，比如要有草根光環或淚點炸彈。有時也會提出所謂‘爆款相’，往往是‘苦難濾鏡’或‘疼痛美學’，貼上跨界身份標籤等。”
那些未被照亮的角落，無數沉默者正用生活本身寫作，把自己活成一部部《泥潭》續集。文學不死，但需要更多雙手——不是等待救世主，而是織就一張接住“無名者”的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