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顧明澤，1960年生於江蘇鎮江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1977年冬天，我響應號召參軍入伍，被分配到南京軍區通信團。
那時的我，懷揣着對軍營生活的熱血憧憬，以為這就是我最好的人生選擇。
1983年初春，我已經是通信營的一名班長。那天，我正在訓練場指導新兵操作設備，營部通知我去參加一個緊急會議。原來是上級臨時抽調了一批醫護人員來基層輪訓，需要我們營進行統籌安排。
就在這次輪訓中，我遇見了她——吳雨霜。她是南京軍區總醫院的一名護師，1979年從南京醫學院畢業後參軍入伍，現在是一名中尉軍醫。
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正在給一個戰士處理訓練時的擦傷。白大褂下露出的軍裝褲管和作訓靴，讓她顯得英氣十足。但當她專註地處理傷口時，又透着一股溫柔。
"同志，你的手法真熟練。"我故意在旁邊停留。
她抬起頭，露出了一個禮貌的微笑："每個軍醫都應該這樣。"
隨後的日子裡，我找各種理由去醫務室。有時是送受傷的戰士，有時是去送通知，甚至自己偶爾也裝作身體不適。慢慢地，我們熟絡起來。
休息時，我們會在營區的圖書室相遇。她愛看醫學期刊，我則抱着通信技術的書籍。有時，我們會聊起各自的工作。她說起醫院裡的急診室，說起搶救病人時的緊張，說起一個軍醫的責任。而我，則跟她分享通信崗位上的趣事。
然而，好景不長。1983年深秋，一個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靜。由於軍隊精簡整編，一批技術骨幹要進行轉業。吳雨霜在名單上。
得知這個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們在營區的老銀杏樹下見面。秋風蕭瑟，樹葉簌簌作響。
"明澤，我要轉業了。"她的聲音有些哽咽，"醫院人手緊缺，上級決定讓我回原單位。"
我沉默良久，最後問道："那我們之間......"
她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現在說什麼都為時過早。我需要先站穩腳跟，你也要先把自己的路走好。如果五年後，我們都準備好了，我在南京等你。"
1984年初，她轉業離開了部隊。我們約定書信聯繫，但都知道這種承諾多麼脆弱。果然，隨着時間推移，信件越來越少。她忙於醫院工作，我也在為提干考試做準備。
1986年，我通過了提干考試，成為一名少尉軍官。1989年，我被調任到團部擔任通信科參謀。事業上的進步並沒有沖淡我對她的思念，反而讓我越發堅定要等到約定的時間。
1988年，一個戰友告訴我，說在南京軍區總醫院看到了吳雨霜，已經是普外科的主治醫師了。我欣慰之餘，卻始終不敢去找她，怕打擾她的生活。
1991年，我因工作調動來到南京，任某部通信科科長。這座她生活的城市，處處是她可能出現的地方，但我依然保持着距離。
轉機出現在1993年。一次緊急任務中，我帶隊執行通信保障工作，不慎從電線杆上摔下，被送進了南京軍區總醫院。當我從昏迷中醒來時，看到的就是她略顯憔悴的臉。
"你的傷不算特別嚴重，但要卧床休養一段時間。"她公事公辦地說，彷彿我們只是普通的醫生和病人。
但在查房結束後，她卻獨自回來了："這十年，我一直在等一個合適的機會。"
原來，這些年她一直未婚。先是專註於業務提升，後來又遇到父親重病，需要她照顧。等一切都穩定下來，已經過去了十年。
"你知道嗎，這些年我總在想，當年的約定是不是太任性了。"她坐在病床邊，輕聲說。
我笑了："也許正是這個約定，讓我們都有了努力的方向。"
1994年冬天，我們在夫子廟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多年的等待，終於換來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現在，我已經退役，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她依然在醫院堅守崗位。每當夜深人靜，我們相對而坐，回憶起那年在銀杏樹下的約定，都會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