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規格的消費提振行動來了。
3月16日晚，全國兩會結束不到一周，中辦、國辦印發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公布，部署8個方面30項重點任務。
以最高層名義出台消費政策，並不多見。最近一次是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 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也是改革開放以來首個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針對消費出台的文件。
當次文件，聚焦破除消費領域體制機制障礙，強調通過制度創新釋放消費潛力，提出供給側改革引領需求側升級的思路。
七年之後，提振消費面臨的壓力不同以往，對消費的認識，亦進一步強調系統把握、源頭施策。
此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並明確將“制定提升消費能力、增加優質供給、改善消費環境專項措施，釋放多樣化、差異化消費潛力，推動消費提質升級”。
再之前，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提振消費作為今年經濟第一要務；2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研究提振消費有關工作，圍繞提升消費能力、深挖消費潛力、營造放心消費環境等多方面作出部署。
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信號，已經空前凸顯。
這意味着，必須在更大的視野中考量消費問題，尋找消費動力不足的深層癥結。
此前，各地已經針對促消費出台大量政策，但不少政策尚未跳出“就消費談消費”的窠臼，增量舉措不少，效應並不明顯。
中辦、國辦《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要“針對性解決制約消費突出矛盾問題”。什麼是最突出矛盾？首先，當然是消費能力。
中國的人均gdp水平已超過1.3萬美元，逐步接近高收入國家，但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卻明顯低於發達國家——中國約為37.0%，而日本、美國、英國分別為55.6%、68.8%、61.9%。
在人均gdp從5000美元提高到2萬美元的過程中，美國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87%上升到89%，日本從72%上升到81%，澳大利亞從73%上升到87%，法國從81%上升到88%，韓國從73%上升到89%。中國的這一數字，比上述發達國家低了約20個百分點。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核心是兩條：第一，可支配收入增長相對經濟增長仍顯滯後；第二，教育、醫療、養老等未來支出壓力過高導致儲蓄率高企。
本質上，這是一個信心和預期問題——人們並不是“不會消費”，而是“不敢消費”“不願消費”“無力消費”。要破題，就必須從“消費能力”着手，解決預期不足、信心不振。這是本輪提振消費的要害。
《行動方案》提出的七大行動，排名前兩位的分別是“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消費能力保障支持行動”。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加大生育養育保障力度、強化教育支撐、提高醫療養老保障能力等等，都是或直接、或間接為個人居民“增收”之舉。
而輿論熱議的落實帶薪休假、強調“不得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等條款，是將本應屬於勞動者的權利、福利還到勞動者手中。公眾對相關問題痛之久矣，如果落實到位，本質上也可產生“增收”之效。
同時，成型於快速工業化階段的、相對重投資的資源投入方式及其連帶的宏觀經濟政策，要逐漸把重心轉向最終消費；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需着眼居民個人、着眼廣義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更多發力，以實打實的資源投入來激活消費潛能。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並引發熱議的“投資於人”，背後正是這套邏輯。《行動方案》中“服務消費提質惠民行動”“大宗消費更新升級行動”等，關鍵都在“惠民”二字。這顯然不只是原則性倡導。
各地促消費政策頻出之後，投入是實是虛，補貼解不解渴，是否擊中需求側的痛點，效果一目了然。往深里看，這實質上是資源更多由誰掌握的問題——政府側捨得向“人”投入資源，並將更多補貼從生產、出口轉向消費民眾消費，往往會帶來市場信心和活躍度的激增，並由民眾的“增利”，最終實現全局的“增利”。
對此，去年“9·26”政治局會議以來房地產領域的變化，最能說明問題。此番《行動方案》對此再作部署，包括允許專項債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適時降低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擴大住房公積金使用範圍等等，都意在進一步突破政策瓶頸，在不同形式“讓利”過程中穩住市場。
《行動方案》所展現的龐大政策工具箱，歸納起來，都體現上述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行動方案》特別針對各類“限制措施”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的限制措施、准入壁壘，提出清理優化行動。“及時清理多消費的不合理限制”“鼓勵各地區對促銷活動、社區集市、戶外展示、招牌設施設置等簡化審批流程”“對大眾消費場所無事不擾”等，都很容易找到現實對應的問題。消費者、經營者讀來，想必都會會心一笑。
而着重強調清理限制措施，為的正是通過規範政府行為、理順政府市場關係，來穩定市場預期、提振市場信心。這是“促消費”的本義所在——消費問題，本質上是信心問題；提信心，除了恰到好處的“加法”，更重要的是堅決果斷、刀刃向內的“減法”。
不當限制少了、不確定性少了，信心自然會起來，消費自然會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