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31日，瑞典政府承認西班牙新興政權，僅僅在西班牙內戰正式結束的幾個小時之前。而這一變化，主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瑞典正式承認該政權一周後，弗朗哥政權的當局請求同意派遣新的西班牙大使到瑞典，因為費爾南多·瓦爾德斯應自己的請求被派往芬蘭。
費爾南多·瓦爾德斯很快辦理了手續，4月21日，收到瑞典的同意後，新的大使何塞·德·蘭德喬·阿連德薩拉扎爾接任西班牙使館。
他在25日提交了他的信任書，並一直擔任西班牙駐瑞典大使直到1949年。
一、瑞典外交官眼中的戰後西班牙：弗朗科政權背後的真實面貌
在西班牙內戰結束三天後，瑞典駐里斯本的大使向斯德哥爾摩傳達了一份報告，描述了弗朗哥所犯下的暴行。
報告中提到了一種"沉默的恐懼"：該報告稱巴塞羅那淪陷後的24小時內，所有的德國人和猶太人都接到了警察的拜訪，德國的蓋世太保已經設立了自己的監獄，"由德國秘密警察指導的"弗朗哥的警察隨心所欲，不需向政府報告。
於是瑞典的卡爾王子打算寫信給弗朗哥，要求他以"人道"對待共和派人士，但在仔細考慮這個問題後，他對這樣做的適當性產生了疑慮。
貝倫克魯茨建議他不要這麼做，因為這可能會被誤解。
與此同時，貝倫克魯茨在布爾戈斯被新任瑞典駐西班牙大使卡爾·伊萬·韋斯特曼取代。
這位瑞典外交官是正義部長卡爾·古斯塔夫·韋斯特曼的兄弟。
他在1936年夏天曾任外交部長，在被任命為駐西班牙大使之前，卡爾·伊萬·韋斯特曼曾在伯爾尼擔任瑞典大使，並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工作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他並未因為被任命到馬德里而感到非常興奮，因為他認為此前在瑞士的任務，就是一個反對弗朗哥政權的瑞典政策的發言人，可能會對他的任務產生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對瑞典外交來說，馬德里並不是一個重要的職位。
在布爾戈斯和斯德哥爾摩的關係中，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就是讓弗朗哥軍隊所俘獲的瑞典國際旅的自由力。
其中就有克努特·比約爾克或拉斯·貝格倫，被關在省級的監獄裡，但大多數人都在聖佩德羅·德·卡德納的集中營里，還有一位名叫伊薩克·馬特森，當時已經去世。
瑞典當局之所以對弗朗哥所俘虜的瑞典國際旅如此詳細了解。
一方面是因為瑞典法律禁止在這些人加入軍隊。而另一方面，主要通過瑞典安全警察來獲取，甚至有些情況是直接通過德國秘密警察那裡收到的信息。
到了四月份瑞典國際旅大多數人被釋放。到1939年8月底，只剩下三人：前兩位在九月份被釋放，最後一位則不得不等到1940年，並要求外交部長貝格貝德將軍直接干預。
而另一個困擾瑞典和西班牙之間關係的則是雙邊問題，主要是西班牙試圖讓一位西班牙法官的海牙法院候選資格獲得支持。這些工作進行得相當保密。
7月7日，蘭德喬與桑德勒進行了會談，後者告訴他，瑞典政府欣賞這種互惠的提議，因為它顯示了西班牙政府對海牙永久法院的興趣，並將在部長會議中討論這個問題。
7月14日，瑞典大使向西班牙外交官通報了瑞典政府對所提議的計劃接受，並明確表示該協議應嚴格保密。
瑞典和西班牙將各自向法庭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並在事情在8月底的奧斯陸會議上提出時，支持對方的候選人。
但由於戰爭的爆發，1939年9月法庭的會議無法舉行，這個問題暫時失去原有的意義。到了12月，決定暫時不進行法庭人員更行。
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班牙和瑞典之間的合作計劃又一次落空。因為它們都是傳統的中立國，這也決定了兩國的再次合作。
實際上，納粹德國在對波蘭的完成攻擊後，很快就會兩國就開始了具體化合作嘗試。
二、約瑟夫·蘭德霍和里卡德·桑德勒之間的對話背景
1939年3月，隨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和德國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設立的保護地的建立，國際局勢瞬間緊張起來，這也成為了駐斯德哥爾摩西班牙使館最關注的中心問題。
納粹德國的侵略擴張性，以及身邊擁有如此強大的鄰國，促使瑞典政界人士宣稱瑞典將實施嚴格的中立政策。
桑德勒在1939年6月，在弗雷德里克斯坦發表演說時，就宣布了這一決定，當時丹麥已經與德國簽訂了不侵犯協議。
8月27日，瑞典的首相阿爾賓·漢森再次公開了瑞典的立場。
當時西班牙大使館通過電報報告了他的講話內容：“昨天下午在公開會議上，首相發表了演講，表達了瑞典保持中立的意願，儘管國會並未解散，但已經在採取必要的措施，主要是儲備足夠長時間的食品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瑞典就就開始禁止了未經許可的商品進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向德國出口了大量的產品，不僅包括瑞典的商品，也包括其他國家的商品，結果導致同盟國將封鎖德國的行動擴展到了瑞典。
這種情況導致了瑞典的食物供應短缺，必須進行配給。瑞典想要避免這種情況，只能尋求一種“中立協商”的辦法，允許向雙方出口鐵和木材，以換取其他產品。
隨着德國入侵波蘭，並被法國和英國宣戰後，蘭德喬進一步表明瑞典的立場。
所以最終瑞典政府宣布在“英法德戰爭”和“德波戰爭”中保持中立的態度。
德國向瑞典政府表示，希望維持與瑞典的全面商業關係。
瑞典政府接受了這個請求，宣布其意圖是與所有交戰國保持商業關係，並保證在尊重其中立和完整性的前提下，不會單方面採取限制性措施。
德國政府承諾，只要瑞典保持絕對的中立，就會尊重瑞典的領土不受侵犯和完整性。
而就在德國政府發出承諾的兩天前，西班牙使館已經向瑞典外交部通報了西班牙同行部門的第23號通告內容。
通告的主要內容是弗朗哥呼籲和平，阻止衝突擴大的呼籲，他引用了西班牙戰爭的經驗，強調了戰爭國際化將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深刻而無法克服的破壞”。
瑞典政府回答說：“它高度讚賞西班牙的倡議，並願意用所有的手段支持它，因為它歡迎“看到西班牙在希望為結束當前災難做出貢獻的國家之列。”
因此導致了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大使和瑞典外交部長瑞卡德·桑德勒之間的密切接觸。
9月13日，在斯德哥爾摩向外交團隊開放的一般聽證會上，兩人進行了一次會談，西班牙外交官提出了一項西班牙-瑞典聯合聲明，呼籲和平。
蘭德喬報告說：“桑德勒表示願意接受西班牙政府的指示，但他認為隨着事件的發展，最好遵守呼籲的精神，而不是其字面意義。”
這種類型的聲明只有在編寫得使得瑞典的回應和西班牙的公告完全一致時，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桑德勒對斯德哥爾摩的使團團長們的全體聽證會上，再次被討論，由於兩艘瑞典船隻被魚雷擊中，因此在國內產生了深深的擔憂和憤慨。
瑞典以纖維素不在德國視為走私品的產品列表中為由，向柏林提出了抗議。
英國曾向瑞典提供保護其商船的建議，但德國已告知斯德哥爾摩接受這項提案將被視為敵對行為。桑德勒在會議上指出，中立國之間保持聯繫以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利是有利的。
當時瑞典並未因為英國和德國的走私品列表而感受到威脅，因為與德國的貿易是通過波羅的海進行的，無論如何它都希望與英國達成協議。
瑞典希望通過與英國和德國達成具體協議的方式，比從原則上解決問題更能取得好的結果，否則可能被解讀為偏向任何一方，從而置其中立地位於危險之中。
然而戰爭開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商業關係無法繼續像以前那樣已經變得顯而易見。
德國要求瑞典船主保證其貨物的目的地中立國不會再次出口。同時英國對西班牙船主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在三周後的一次最新會議中，西班牙部長“除了提到關於芬蘭的必要問題外，又再次堅持他之前的觀點，即按照國際法的慣例向交戰國發送抗議信”。
桑德勒猜測，瑞典對這個可能感興趣，但遺憾的是必須考慮到這個問題已經失去了現實意義，而且在實踐中，通過商業協議可能比通過法律論證更能得到更多的收益。
桑德勒提到的“關於芬蘭”的問題，就是由於蘇聯對芬蘭的要求而產生的緊張局勢，這導致了1939年11月30日蘇聯對芬蘭的攻擊，從而引發了為期100天的冬季戰爭。
在這期間，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英勇地抵抗了其軍事實力遠超自己的敵人的攻擊。
三、北歐峰會背後的危機：冬季戰爭的導火索
10月12日，蘭德喬向上級報告稱，無論是在政府圈子裡，還是在公眾輿論中，瑞典都對蘇聯可能對芬蘭發動攻擊的威脅感到非常不安，這可能會導致瑞典捲入衝突中。
瑞典已經採取了軍事防備措施，進行了一場“偽裝的動員”。
第二天，他宣布北歐國家的首腦們將在斯德哥爾摩開峰會，而且瑞典權威圈子中有人評論說：“英國政府對瑞典政府關於若瑞典遭受俄羅斯侵略是否可以依賴其支持的問題，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同一時期，德國媒體對瑞典外交部長里卡德·桑德勒發起了猛烈攻擊，指責他是瑞典和第三帝國良好關係的障礙。
這些攻擊的直接後果是桑德勒在1939年12月13日被一位沒有任何政黨背景的新外交部長取代。
被選中的人是克里斯蒂安·岡瑟，他是一位職業外交官，如果沒有爆發內戰，他將於1936年成為瑞典駐馬德里大使，後來成為瑞典外交部部長秘書，在與佛朗哥的西班牙關係方面，他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瑞典駐馬德里外交官對後戰爭時期的西班牙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提一下瑞典駐馬德里的外交官大使卡爾·伊萬·韋斯特曼和使館顧問蘭納特·佩特里，關於佛朗哥西班牙戰後初期的總體看法。
韋斯特曼於1939年至1945年擔任瑞典駐馬德里大使，除1941-42年期間被派往芬蘭外。
佩特里從1939年到1941年擔任秘書，多年後又回到西班牙，成為剛剛建立的西班牙民主制度的首位瑞典大使，任期為1976年至1980年。
在1996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蘭納特·佩特里生動地描述了他在1939年西班牙的經歷，這是他的第一個外交工作地。
剛到達布爾戈斯後，他陪同韋斯特曼前往馬德里，參加了1939年5月19日的勝利遊行。
在講述旅行的種種遭遇後，佩特里詳細敘述了他們對馬德里瑞典使館大樓的視察。
戰爭結束時，弗朗哥政權面臨著一個困難的前景，需要處理三年內戰帶來的眾多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隨着世界大戰的開始，西班牙的地緣政治和軍事地位以及重要性將發生劇變。
韋斯特曼的任務是關注並向斯德哥爾摩報告西班牙可能加入軸心國的情況。
儘管法西斯分子對德國和意大利的同情，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壓力，韋斯特曼認為這種可能性相當微小，因為西班牙實際上無法承受一場新戰爭，否則將冒着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的風險。
總的來說：韋斯特曼對弗朗哥政權持批評態度，但他的觀點並非全然消極。他報道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衝突，以及上層階級對改革的抵制。
無論是獨裁政權還是民主政權，都在建立一個或多或少穩定的政府形式上遇到了困難。
在1941年3月結束他的西班牙任務時，韋斯特曼得出結論，該政權在二戰中歐洲獨裁政權遭遇失敗後，很難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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