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以紅星為信 做黨的孩子
——重讀抗戰兒童小說《閃閃的紅星》
《閃閃的紅星》,李心田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年1月
《閃閃的紅星》是李心田寫於60年代的小說,原名為《戰鬥的童年》。1972年,該作品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入選教育部紅色經典閱讀書目,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範本,被譯成英、法、德等10餘種文字,1974年改編的同名電影引發全國“學潘冬子,做黨的好孩子”風潮。作家李心田既是畢生從軍的軍旅作家,也是一位成績斐然的兒童文學作家。他的作品如《兩個小八路》《船隊按時到達》都講述了革命戰爭年代的兒童英雄故事。《閃閃的紅星》以20世紀30年代江西柳溪村為背景,講述了紅軍後代潘冬子從懵懂少年成長為解放軍戰士的艱辛歷程。紅軍長征北上後,潘冬子的父親潘行義隨軍轉移,臨行前留給他一顆紅五星作為信念象徵。歷經母親犧牲、流亡復仇、投奔革命等磨難,潘冬子在紅星照耀下與父親約定“解放全中國再相聚”,完成了從個人復仇到投身集體解放的信仰升華。這顆貫穿始終的紅星,既是父輩精神的傳承,也象徵黨的光輝指引,照亮了一個蘇區少年在血火中蛻變為革命戰士的史詩之路。
《閃閃的紅星》的故事最初被李心田表述為“一個紅軍家庭的故事”。因此,作品不僅是革命戰爭小說,還是一部以家庭為核心的感人的革命回憶錄。在戰爭中被衝散,戰後又團聚的“家庭”是小說的敘事焦點。從這一角度看,《閃閃的紅星》似乎具有通俗小說中“失散—重逢”這一悲情性、巧合性和傳奇性的情節模式,而潘行義留給潘冬子的那顆紅星可以視為“失散—重逢”故事套路中的關鍵“信物”:
“爹想了一下,從他的挎包上撕下一個紅五星,遞給了我,說:‘冬子,我再給你個紅五星。’我接過紅五星,問爹:‘給我這個做什麼呀?’爹說:‘我這次出去時間很長,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這紅五星,看見這紅五星,就和看見我一樣。’我把紅五星緊緊地握在手裡,又看看爹……”
與傳統小說中象徵著偶然性團圓的認親玉佩等信物相比,紅星預示了革命洪流中信仰共同體重聚的必然性和歷史性。作為“無血緣的信物”,紅星將生物性父子關係升華為政治性父子契約,使離散的肉身家庭被納入“革命大家庭”的永恆性之中。貫穿全文的“紅星”既是父親留下的“信物”和情感紐帶,維繫着革命傳統的血脈傳承;又是黨組織賦予的啟蒙符碼,激勵着潘冬子磨礪精神與肉體。因此,李長田雖然徵用了“尋父”的苦情故事模式,卻賦予小說革命理想主義的崇高色彩,這使得小說兼具可讀性和可學性。“黨的孩子”潘冬子既尋找隨紅軍長征北上的生父潘行義,也尋找作為精神之父的中國共產黨。在“尋父”的過程中,潘冬子逐漸領悟到,只有將個人的復仇與整個階級的解放結合起來,才能實現真正的復仇與解放。因此,潘冬子和潘行義紅星照耀下的新約定只是“尋父”的象徵性結果,“尋父”的真正結果是讓潘冬子完成了對個人意義和革命理想的確認,即完成了成長的過程。在此意義上,《閃閃的紅星》又是一部出色的成長小說。
電影《閃閃的紅星》海報
小說時間跨度從1934年到新中國誕生前夕,約15年時間,潘冬子從七八歲的兒童成長為一名光榮的革命戰士。而與西方傳統成長小說不同,《閃閃的紅星》呈現了一種獨特的革命成長敘事。在歌德或狄更斯那裡,主人公往往被愛情或財富誘惑,而冬子面臨的考驗是是否墮入“復仇本能”鑄成的仇恨深淵。在從陳鈞口中得知母親犧牲的消息時,冬子作出了這樣的反應:“‘給我媽報仇!’我向著修竹哥哭訴着,‘下山把胡漢三和白狗子全殺死!’”主人公的復仇本能既構成敘事的原始驅動力,又作為需要被超越的革命初級形態而存在,文本也因此成功構建出革命語境下“從自發到自覺”的獨特成長範式。在超越復仇本能的過程中,以修竹哥為代表的黨組織成員扮演了將私仇轉化為公義的關鍵性升華角色。此外,《閃閃的紅星》以第一人稱的主觀敘事模式寫作,與全知視角的客觀敘事相比,這種敘事模式情感真切自然,敘事焦點集中流暢。“一九三四年,我七歲。”小說開篇的這一句話奠定了作品回憶性自敘傳的主基調,因此“我”在小說中一直具有兩重視點,一是保存革命戰爭原初的創傷性與真實性的兒童視點,二是回憶、重述童年的成人視點。兒童視角的感官真實與成人視角的政治詮釋之間形成了微妙的互文關係。冬子作為敘述者不斷用成熟話語註解童年經歷的過程,也是其在回憶中重新識別出當年被崇高理想召喚瞬間的過程。因此,這兩重視點的交織證明,“黨的孩子”身份早已在血火中完成了自我淬鍊。
(作者系浙江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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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文藝報》2025年7月7日3版
微信編輯:王泓燁
二審:許婉霓
三審:李曉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