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事12天落幕、恩怨46載不止，結構性矛盾令伊以難覓真正和平

6月24日，民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革命廣場慶祝伊以停火。   新華社 發

在被以色列狂轟濫炸了12天之後，伊朗首都德黑蘭正在找回往日的喧囂。

當地時間6月25日，在德黑蘭地標之一的“自由塔”（azadi tower）下，音樂聲取代了過去12天里不斷響起的爆炸聲。在伊朗著名指揮家納西爾·海達里安的指揮下，來自德黑蘭交響樂團的70名音樂家奏響了《祖國的明天》《啊，伊朗》等樂曲，吸引了大批民眾觀看。

這是德黑蘭生活和秩序開始逐漸恢復的信號。據新華社報道，這場免費的音樂會是“為了伊朗”全市系列音樂活動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伊朗民眾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復，咖啡館和餐館等紛紛重新開業，政府機關、銀行等機構的工作時間也在逐步恢復正常。伊朗道路和城市發展部發言人馬吉德·阿哈萬25日發表聲明說，伊朗東部空域已重新開放，允許國際過境航班以及從伊朗東部機場起降的國內外航班通航。

在煙火氣回歸德黑蘭之前的12天里，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持續互相打擊，美國也“歷史性”地對伊朗核設施發動了打擊，整個中東地區險些陷入更危險的局面。停火給了民眾希望，但人們更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又將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以及國家未來的走向。當地時間6月2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荷蘭海牙出席北約峰會時表示，儘管以色列和伊朗都“精疲力竭”，但“衝突還會再次爆發。”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孫德剛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指出，雖然目前伊朗和以色列都接受了停火，但目前的停火“不具有可持續性”。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僅沒有解決，甚至仇恨還加深了。

約旦侯賽因國王大學媒體與戰略研究系政治學教授哈桑·阿卜杜拉·達傑則對澎湃新聞表示，對伊朗和以色列來說，持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為政權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為政府制定嚴格的安全政策提供了理由。這也意味着，對兩國而言，持續的戰爭本身也成為了一種戰略工具。”

兩位專家也都不約而同地指出，衝突暫時平息之後，對伊朗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推動改革、改善民生，在遭受巨大外力打擊後，修補內部的裂痕。

“勝利”敘事難掩雙方困境

當地時間6月24日，大批德黑蘭民眾走上街頭舉行集會，感謝伊朗武裝部隊“擊退以色列和美國的侵略”。從伊朗媒體報道和社交平台上流傳的視頻中可見，大批民眾聚集在德黑蘭革命廣場，舉着伊朗國旗、烈士肖像、標語牌等，標語牌上手寫着“我們將堅持到底”“美國是以色列所有罪行的同謀”“要持久的和平”等標語。集會民眾還高呼“不妥協，不投降，與美國戰鬥”等口號。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24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開信中表示，經過伊朗人民英勇抵抗，這場由以色列挑起、持續12天的戰爭宣告結束。同時，他要求各機構從即日起把精力投入到重建工作中。

與此同時，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等地，民眾的生活也在恢復正常。當地的商店和餐館都開門營業，學校等機構也恢復了正常運作，特拉維夫等地的居民紛紛湧向之前被軍方封鎖的海灘。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23日的視頻講話中宣布以色列取得了對伊朗的“歷史性勝利”：“我們已經消除了被核武器毀滅的威脅”。

特朗普則是在宣布“勝利”的同時，在社交平台上與美國媒體展開了“隔空罵戰”。事情的起因則是24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媒體援引一份機密情報的初步分析稱，美國對伊朗三處核設施的打擊並不成功，“僅將伊朗製造核武器的能力拖延了3-6個月”。

儘管輿論場沸沸揚揚，但一場持續了12天的戰爭在進入停火後，所有人都在宣稱自己“取得了勝利”，仍不得不說是現代戰爭史上的一個奇景。無論各方如何粉飾，也難以改變衝突造成了大量傷亡的現實。伊朗國家電視台25日援引伊朗衛生部消息稱，6 月13日至6月25日期間，伊朗與以色列的衝突造成至少627人死亡，4870人受傷，死者中包括伊朗革命衛隊和武裝力量眾多高層領導，以及十多位核科學家。

以色列陸軍電台24日稱，本輪以伊衝突中，伊朗共向以色列發射了500至550枚彈道導彈和1000多架無人機，造成28名以色列人死亡，並使以色列本土數十處設施遭到破壞，數百所房屋嚴重受損，數百名以色列人因房屋被直接擊中而無家可歸。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則援引不願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員的話稱，以色列和美國的打擊雖然削弱了伊朗的核計劃，但並未完全摧毀該計劃。喬治·華盛頓大學中東研究項目主任西娜·阿佐迪對半島電視台表示，以色列和伊朗之間“勝利”敘事之爭仍在繼續。

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以來，以色列就一直是伊朗在中東的“頭號敵人”，以色列則一直宣稱，伊朗的核計劃與導彈計劃長期威脅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阿佐迪表示，以色列當然可以宣稱“攻擊了伊朗的軍事基礎設施，摧毀了伊朗的高級軍事指揮部、部分核設施和其他政府機構。他們還可以聲稱，伊朗的導彈計劃已經被削弱”。但同時，伊朗則“可以通過暗示該地區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該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被迫尋求與伊朗人停火來宣稱勝利。而且顯然，以色列未能實現摧毀伊朗核計劃或迫使伊朗屈服的目標”。

孫德剛認為，在某種程度上，12天的衝突將伊朗和以色列過去多年在軍事和防務領域的誇大宣傳給打破了。他表示，以色列雖然沉重打擊了伊朗的防空力量，也對伊朗的核設施發動了襲擊，但“最後還是要靠美國”；而伊朗雖然一直強硬地表態要“消滅以色列”，但事實卻是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很多“都在敘利亞、伊拉克、約旦等國上空被攔截”。

“如果從伊朗的核設施遭到破壞、核科學家遭到暗殺、以色列得以層層逼近伊朗這個角度來看，以色列當然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反過來說，伊朗也對以色列進行了打擊、以色列的導彈系統也被伊朗突破，包括海法煉油廠在內的重要設施被破壞，也很難說以色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孫德剛說。

達傑則表示，在本次衝突中，就伊朗方面而言，儘管其言辭不斷升級，但它並沒有表現出發動戰略打擊、改變力量平衡的能力。從以色列方面來說，儘管以色列擁有軍事和技術優勢，但在開展複雜行動（如針對核設施）時，嚴重依賴美國支持。“可以說伊朗和以色列都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打擊，最終以有利於他們的方式結束這場衝突。”

“雙重標準下”以伊“核博弈”

美東時間6月21日凌晨0：01，美軍7架b-2隱形轟炸機攜帶14枚重達13.6噸的gbu-57“巨型鑽地彈”，從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飛行了18個小時，途中多次加油，它們的目標是伊朗的核設施。

美東時間21日下午5點前，就在這些轟炸機即將神不知鬼不覺潛入伊朗領土之際，一艘位於中東的美國潛艇向伊朗的伊斯法罕核設施發射了20多枚戰斧巡航導彈。當b-2轟炸機飛越伊朗上空時，戰鬥機先發制人地向伊朗防空系統發射了導彈。下午6:40至7:05之間，這些轟炸機向福爾多和納坦茲核設施投下了14枚巨型鑽地彈。

這是1979年以來，美國首次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6月25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核設施遭到嚴重破壞是肯定的，因為這些設施遭到以色列和美國侵略者的多次襲擊。但他並未說明是核設施的地面部分還是地下部分遭到破壞。

另據半島電視台報道，同一天，伊朗議會通過法案，暫停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合作，不過這一法案還要經過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機構的審查，並最終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批准方可生效。半島電視台稱，從伊朗總統和伊朗原子能組織的表態可以看出，“儘管發生了所有這些事情，伊朗的核計劃仍將繼續。”

伊朗核計劃肇事於上世紀50年代。當時統治伊朗的巴列維王朝在美國的協助下開始發展自己的核技術與核能力。1968年7月，伊朗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於1970年2月以無核國家身份批准了該條約。此後，伊朗一直宣稱自己的核計劃是出於和平目的。

在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新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延續了核計劃的有關內容，不過，當時的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和他的繼任者哈梅內伊都表示，核武器“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宣稱伊朗不追求發展核武器。2003年，哈梅內伊發布一項宗教教令，禁止伊朗開發核武器，這項教令“目前仍在發揮作用”。但《紐約時報》稱，多年來，伊朗的核計劃“已經成為伊朗抵抗西方的象徵，也是領導層鞏固政權計劃的核心”。

達傑表示，伊朗利用其核項目作為談判籌碼，是其向西方施壓並獲得讓步的戰略的一部分，“然而，對其核設施的毀滅性打擊表明了這一戰略的局限性，特別是考慮到軍事升級和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他表示，目前的局面可能迫使伊朗重新評估其選擇，“德黑蘭可能會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其核能力，也許會採用更隱蔽的方法和先進的技術來逃避打擊。此外，它可能還會加強對該地區盟友的支持，以擴大其影響力，並通過代理人戰爭耗盡其對手。”

但孫德剛認為，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的攻擊，打破了伊朗利用核技術與西方博弈的可能。本來伊朗在過去這些年一方面發展核技術、擁有核能力，同時又多次重申不會發展核武器，既不跨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紅線，又維持躋身世界核俱樂部的可能。但此次美以採取的行動可能會刺激伊朗進一步尋求發展核武器，甚至給更廣泛區域內防止核擴散的努力造成沉重打擊，“（這種打擊）會讓伊朗思考，為了維護政權安全，就是要獲得終極武器。同時，一些國家也會認為，只有獲得了核武器自己才能安全。所以（美國和以色列的行動）並不能阻止核擴散，對國際核不擴散機制建設來說也是打擊。”

從現實地緣政治層面來說，伊朗核問題從來不單單是伊朗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中東防止核擴散和建立無核區的一部分。在達傑看來，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與伊朗的核計劃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他表示，以色列同樣也是在上世紀50年代獲得美國支持後啟動了核項目，並且儘管以色列政府從未正式宣布，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其擁有核武器，“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為其取得了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優勢，同時也減輕了它所受到的國際壓力。”

以色列的這種政策得到了美國等國的戰略支持，而伊朗的核計劃卻不斷受到西方質疑。“這種‘雙重標準’加劇了地區局勢的不穩定、削弱了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力量，甚至可能在地區國家間挑起核競賽。”達傑說道。

孫德剛則指出，這種雙重標準背後，是美國在給以色列撐腰。以色列不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擁有核武器卻不受懲罰，多年來還一直想要維持自己在中東的核壟斷地位，其他國家擁核的可能性則被視為對以色列生存的威脅。“以色列敢於這樣做，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結構性、戰略性矛盾令以伊難尋和平

“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這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後，霍梅尼提出的政治和外交口號。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伊朗迅速從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朋友和同盟身份，轉變為兩國在地區的“最大敵人”。與此同時，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為主的宗教結構、波斯人為主體的民族結構，都使其與伊斯蘭教遜尼派為主的中東阿拉伯國家格格不入，新政權試圖輸出“伊斯蘭革命”的舉動更令海灣君主制國家感到不滿，並成為“兩伊戰爭”的直接導火索。而自巴列維王朝時期就不斷強調“波斯主體性”、壓制國內阿塞拜疆、土庫曼等突厥語系少數民族的政策，又令本就是美國盟友的土耳其對其更加疏遠。

孫德剛指出，1979年以後，伊朗的外交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令其陷入了孤立主義”，“它同時得罪了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和西方陣營以及實行君主制的沙特、約旦、卡塔爾等國。”

達傑表示，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因素徹底顛覆了國王時期的外交政策，其“支持被壓迫者”（主要指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口號，使對以色列的敵意成為了伊斯蘭革命和後來伊朗政府合法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時，這種轉變是對地區聯盟重組的回應，“新伊朗試圖通過採取反以色列的立場來獲得阿拉伯和伊斯蘭人民的支持。”

伊朗這種外交政策帶來的後果持續至今。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後，伊朗藉助與伊拉克國內什葉派的聯繫，成功在中東地區構建起了一個從黎巴嫩、敘利亞到也門、巴勒斯坦的“什葉派新月地帶”（即“抵抗軸心”）。但2023年10月，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組織（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後，在以色列的打擊下，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等組織被打得七零八落，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在去年底閃電般垮台，再加上伊拉克國內對伊朗不斷利用教派力量干擾其內政愈發不滿，“抵抗軸心”聲勢大衰，以色列的戰機最終飛到了德黑蘭上空。

達傑指出，伊朗“反美反以”的意識形態，與以色列不斷強調其面對“生存威脅”之間的矛盾，壓縮了兩國政府在重大問題上做出理性決定的空間，“這種二元性造成了一種情緒化和象徵性的環境，限制了外交靈活性，使務實妥協變得困難，延長了緊張局勢，並為局勢不斷升級敞開了大門。”

1979年無疑是伊朗內外政策發生巨變的轉折點。從那以後，“伊朗就把消滅以色列作為其在中東首要任務，在以色列周邊培養了很多代理人。“這讓以色列有強烈的壓迫感。” 孫德剛說。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開始在中東構建一個“反伊朗”的聯盟，要對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軸心”採取行動。

“雙方之間還是存在一種結構性矛盾，存在一種體系的爭奪——以以色列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體系和伊朗為代表的伊斯蘭體系的矛盾。”孫德剛說。

儘管近年來伊朗也在試圖調整其外交政策，更強調“向東看”並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機制，也強調願意更多地與“全球南方”進行合作，但孫德剛指出，整體來說伊朗的政策還是比較僵化，“伊朗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仍然需要推進。”

“改革派的力量主要在民間，而保守派掌握了更多政府權力，兩派之間還是有很大分歧。”孫德剛表示，“兩派如何達成平衡、避免分道揚鑣，是凝聚國家共識的重要手段。如果不去推進改革、發展經濟、發展民生的話，伊朗國家內部就會出現難以彌合的分歧。”

達傑也指出，對伊朗來說，如果無法處理好後續的工作，這場衝突極有可能成為“壓垮伊斯蘭共和國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表示，伊朗目前亟須推進經濟改革、完善管理和治理能力，通過與主要大國的外交接觸緩和外部緊張局勢，並促進內部對話以減少民眾的不滿以穩定局勢。“如果伊朗可以採取這些措施，那麼就有機會避免政治和經濟上更進一步的危機，從而維護政府的穩定性與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