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扛肩上 紅星耀心間——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

來源：解放軍報·中國軍號

大義扛肩上 紅星耀心間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

■劉笑偉

八路軍東渡黃河（油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藏）王鐵牛 王君瑞作

這是在歷史深處永遠閃耀動人光澤的一幕。

1937年9月6日，陝西省涇陽縣石橋鎮（今屬淳化縣），八路軍第129師在這裡舉行改編和出征誓師大會。作為師長的劉伯承，為了做通指戰員們不願佩戴“青天白日”帽徽的思想工作，動情地說：“我們要把階級的仇恨埋在心裡，跟國民黨合作抗日……”說罷，劉伯承將紅軍的八角帽緩緩摘下來，撫摸着上面的紅五星，深情說道：“不管戴什麼帽子，不管穿什麼衣服，我們的心永遠是鮮紅的。”

也是在當天，第386旅旅長陳賡在日記中寫道：“此時大雨如傾，人人精神煥發，口號震天，沒有畏雨者。我們紅軍永遠是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任憑換個什麼名義，戴上什麼帽子，我們始終為了共產黨的光榮而奮鬥！”

誓師大會結束後，部隊從韓城芝川鎮的鳳凰台東渡黃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線。那一刻，九曲迴環、奔騰不息的黃河，像一部酣暢淋漓的史詩，記錄著中華民族抗戰時期發出的悲憤與抗爭的歌吟。

一

在14年抗戰中，“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漸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並且不斷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共雙方開始就合作抗日和紅軍改編等重大問題正式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國共兩黨先後進行了5次談判，討論紅軍改編等重大問題。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為實現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不斷向中國增兵，北平、天津先後淪陷。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中國軍民奮勇抗戰，淞滬會戰開始，標誌着日軍將戰火燃燒到了國民政府統治的心臟地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以對新形勢的準確判斷，制定了自己的政治路線。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洛川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這一階段的最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會議制定並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提出：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提出了實行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戰略轉變，確定了新的軍事戰略方針。

一個政黨的成熟與智慧，體現在對形勢的準確判斷上，更體現在戰略方針準確及時的制定上。

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主動提出取消承載着光榮記憶與浴血榮光的紅軍番號，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二

粟裕大將在他的《戰爭回憶錄》里，記錄著這樣一段往事——

1937年9月，在經歷浙南三年游擊戰爭之後，部隊終於得到了國共合作的消息。面對國民黨遂昌縣政府談判代表提出的請他們“下山進城”企圖，游擊隊的領導層明確指出：“合作不是投降，改編不是收編，雙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軍的獨立性，我們不進城。”

粟裕的這段回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圍繞“獨立自主”這個重大問題，與國民党進行的針鋒相對的較量。

在紅軍改編的談判中，國共雙方的分歧主要有兩點。第一點，就是紅軍改編的人數問題。1937年上半年，紅軍主力的兵力已達7.4萬餘人，4萬餘支（挺）槍。國共雙方的第一次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代表提出的改編方案是“編4個軍12個師組成一路軍”，國民黨政府想的是如何遏制紅軍的發展，達到其在“剿共”戰場上未能達到的目的，自然拒絕這個改編方案。國民黨代表提出的方案是：“紅軍改編後的定員，3個師，兩萬七千人”。對此，我黨明確提出“3個師”“每師一萬五千餘人”的談判底線。

國共雙方的第二個分歧點，在於改編後軍隊的領導和指揮權問題。蔣介石企圖通過改編取得對紅軍的控制權。在談判中，國民黨代表先後提出由國民黨派遣政訓人員和各級副職，共產黨要聽命於蔣介石，紅軍改編後毛澤東、朱德必須離開紅軍，只能設置政訓處、不能設置獨立的軍事指揮機構等無理要求。國民黨的這些主張，實際是要紅軍改編後，完全置於國民黨的指揮之下。

對於這些無理要求，中共代表當然拒不接受，堅持設立總指揮部和政治部，保留紅軍的獨立指揮權。

淞滬會戰爆發後，在面臨巨大危機的形勢下，蔣介石同意了紅軍改編後設立獨立的指揮機構，同意八路軍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作戰方針。同時，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合作，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之上，也拿出最大誠意，在紅軍名稱的更改、紅軍服裝的改換等一系列問題上作出巨大讓步。至此，國共雙方就有關紅軍改編的主要問題基本達成協議。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改編命令：宣布將紅軍主力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任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全軍下轄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3個師和1個後方留守處。

在中共中央軍委宣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同一天，朱德、彭德懷發表就職通電，表示八路軍將“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同年9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任命葉挺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軍長。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首次公開發布新四軍番號。根據國共雙方多次談判達成的協議，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改編為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下轄4個支隊，計10個團又1個特務營。

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難關頭，為促成國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決策。這一歷史功績，必然永載史冊。

三

拂去歲月的風塵，展開歷史的畫卷。今天，我們再次回望80多年前的那次改編，愈加感受到蘊含其中的寶貴經驗與啟示。

八路軍改編時，中共中央軍委明確提出：八路軍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成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後，如何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何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不變？這是當年人民軍隊面臨的重大問題。為此，中國共產黨在人民軍隊中逐步建立健全黨的領導指揮體制。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11人組成，書記（實際稱主席）為毛澤東。

8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前方分會（簡稱前方軍分會，後改稱華北軍分會），作為中共中央軍委的派出機構，領導八路軍的全面工作。12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

這一系列重要舉措，加強了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也十分重視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繼承和發揚紅軍的優良傳統。

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延安成立，以統一併加強對前後方部隊政治工作的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還在師以及獨立行動的部隊中設立不公開的軍政委員會，作為中國共產黨在該部隊的最高軍政領導機構，分別受前方軍分會和新四軍軍分會領導。軍政委員會實際上帶有黨委會性質，在人民軍隊中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

在眾多開國將帥的回憶文章中，都有改編後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發揮重大作用的生動記錄。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時，許多人對紅軍改編難以理解。尤其是對紅軍改名和穿國民黨軍服、戴國民黨帽徽意見最大。為此，朱德、賀龍、劉伯承等高級將領帶頭做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時任第120師師長的賀龍，一個團一個團地到部隊去做思想動員。有個代理連長直言不諱地說：“紅軍一改名，不就成了白軍嗎？”賀龍語重心長地說：“紅軍是名改心不變，一顆紅心為人民嘛。紅軍改了名，還是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領導的部隊。”

當時，還有人擔心紅軍改編後性質會改變。對此，賀龍說道：“看起來我們的外表是白的，但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也到部隊中給官兵做思想工作：我們取下紅星，不是要丟掉它，這裡有烈士的鮮血和我們的理想；要往遠處看，為了抗日救國，可以把紅星保存起來，把它放在心坎里；紅星在我們心裡，就不會迷失方向。

這些高級將領的話，解開了官兵心結，也彰顯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後，迅速奔赴抗日前線，展開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浴血奮戰。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學術支持：褚 銀

（解放軍報·中國軍號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