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史料】黑龍江遜克縣俄羅斯族

參考資料

Отчёт о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очн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приамурских районов, рукопись,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ГО), ф. 41, оп. 1, д. 283.

【遜克俄羅斯族獵人將俄式陷井（капкан）改良為適合捕捉東北虎，而當地鄂倫春人則學會了用俄語單詞"табак"（煙草）與俄商交易……】

俄國地理學會會員П.И. Глуховский在1892年的考察報告中，描述今遜克縣地區："這裡的江面寬度不足兩俄里（約2.1公里），夏季渡船往來頻繁，冬季冰面可通行馬車，是連接外貝加爾與滿洲腹地最便捷的通道。"這種戰略價值早在《璦琿條約》（1858年）簽訂後便凸顯出來——俄國學者А.В. Кириллов在《遠東殖民史》中指出，遜克雖劃歸清廷管轄，但已成為俄國哥薩克、毛皮商人與鄂倫春部落進行 clandestine trade（秘密貿易）的灰色地帶。

中國史料《璦琿縣誌》則記載了清廷在此設立的"卡倫"（邊防哨所），其中遜克境內的庫爾濱卡倫與俄國哥薩克哨站隔江相望。這種軍事對峙下的民間交往，構成了俄國文獻中所謂"邊境共生"現象：1887年，俄國民族志學者記錄到當地滿族居民使用俄式鋼斧砍伐木材，而哥薩克人則穿着用貂皮從漢商處換來的棉布內衣。

20世紀初的遜克縣見證了兩次大規模俄裔移民潮：第一次是1900年"庚子俄難"後，部分拒絕撤回俄國的舊教徒（старообрядцы）遁入遜克山林；第二次則是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近千名白俄難民渡過結冰的黑龍江定居於此。

俄國人類學家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史祿國）在《北滿通古斯族的社會組織》中記載："這些俄羅斯農民在遜克北部建立了東正教村落，他們保留着俄式木屋（изба）和圓形麵包爐（печь），但開始向漢人學習種植大豆。"

中國俄羅斯族的口述史則呈現更複雜的文化適應：現年89歲的遜克縣俄羅斯族老人李淑珍（俄文名Лидия Петровна）回憶，其祖父作為白俄軍官與鄂倫春女子通婚，"家裡既過聖誕節也過春節，用俄語禱告卻用中文記賬"。這種混融性在俄國檔案中亦有印證——1923年赤塔邊防軍檔案顯示，遜克俄羅斯族普遍持有中俄雙語"邊民證"，常被雙方當局視為"可疑的雙重效忠者"。

俄國商業檔案揭示，遜克俄羅斯族在20世紀前期成為中俄貿易的關鍵中介。1915年哈爾濱俄商商會報告稱，遜克的俄裔商人"精通滿語和漢語方言，能準確判斷貂皮、鹿茸的中國市場價格"。他們發展出獨特的"三語賬簿"：用俄文記錄成本、中文標註客戶信息、滿語符號表示貨物等級。

這種商業智慧延伸至文化領域。俄國東方學家В.К. Арсеньев（阿爾謝尼耶夫）在《在烏蘇里的莽林中》提到，遜克俄羅斯族獵人將俄式陷井（капкан）改良為適合捕捉中國東北虎的加大型號，而當地鄂倫春人則學會了用俄語單詞"табак"（煙草）與俄商交易。這種技術-語言的雙重轉譯，使遜克在1920-1930年代成為東北亞著名的毛皮集散中心。

1930年代後，遜克俄羅斯族的命運隨中蘇關係起伏。蘇聯檔案顯示，1936年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曾秘密調查遜克俄裔社區，認為其"已嚴重中國化"。而中國方面，1953年民族識別時將"俄羅斯族"正式納入56個民族，遜克的俄裔居民開始經歷從"白俄難民"到"中國少數民族"的身份轉變。

俄國當代學者И.В. Ушаков在《遠東流散族群》中指出，這種轉變伴隨着深刻的文化妥協："他們放棄了俄文姓氏的父稱（отчество），但將東正教復活節彩蛋（писанки）的繪製技藝融入漢族剪紙藝術。"在遜克縣民族博物館中，一件1957年的展品生動詮釋了這種融合——用紅紙剪出的克里姆林宮輪廓內，裝飾着"五穀豐登"的漢字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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