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是郭沫若四篇有關出土文物的考證文章,“原載《文物》、《考古》雜誌,經作者同意並且略加修改後,由本社出版。”本社者,人民出版社是也。

出土文物二三事
第一篇《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詩詞雜錄》和第二篇《〈坎曼爾詩簽〉試探》讀來蠻有趣味。第三篇《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刻辭》是關於甲骨的方面了,讀來頗有些吃力,第四篇《出土文物二三事》其實包含《日本銀幣〈和同開寶〉的定年》《新出土侯馬盟書釋文》《扶桑木與廣寒宮》三個部分,算是增添了一些知識,趣味倒沒有十分感覺到。
不過,因為書中這幾篇文章都是1971、1972年寫的,自然有許多當時的時代印痕,讀來彷彿能感受到和當代文學史的關聯,也便覺得都很好。
《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詩詞雜錄》涉及的主要是1969年出土於吐魯番一座唐墓的卜天壽所寫的《論語鄭氏注》抄本。抄本有“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寫〕”,並可以根據另有的籍貫知悉卜天壽時年十二歲。
因為卜天壽的寫本的價值已經得到研究,作者主要敘述的是殘卷末尾卜天壽寫的一些詩詞和雜錄。
之中有內地傳去的當時的流行歌曲《三台詞》,不過“全憑記憶在寫,寫了好些別字”。
後來的詩歌,有卜天壽自己寫的,也有抄的舊詩。這裡頭有別字,也有格式上的錯訛,但正因為這些錯別之處,我才感覺自己讀的是十二歲的小朋友的東西,不是神童不是才子,就是一個小朋友,很親切的。
中有一首五絕,按正確的字寫出來是:“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嫌遲。明朝是假日,早放學生歸。”可愛的。
這樣看到末了,“前兩行寫的是卜天壽的籍貫年歲,由於是自己所熟悉的事項,因而沒有一個別字”,“第三行寫的是《千字文》的開頭五句”“這裡也沒有一個別字,足證平時誦讀很熟”,在前面一大堆錯訛的忍俊不禁後,這裡通通沒有問題,讀來還有點小感動呢!
“最後一行是‘牒件通今月中旬臨書狀如前謹狀’,完全是有意仿效官樣文書。卜天壽這個孩子,看來是相當伶俐,也相當調皮的。”是也是也,忍俊不禁。
作者總結“當時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內地沒有什麼兩樣”,並對“蘇修社會主義帝國的官僚和學者”“中國的北界是萬里長城,西界從未超出過甘肅和四川”的“狂妄”“放言”,以卜天壽“淵默的雷聲”教訓道:“老沙皇的子孫們!你們看看,我所寫的《論語鄭氏注》和我所做的五言詩吧!”
《〈坎曼爾詩簽〉試探》涉及的是新疆的坎曼爾所書的三首詩和抄的《賣炭翁》,不光繼續證明了西域和內地的溝通,還傳達出民族團結的意思,乃至於之中《訴豺狼》還可以看出“以地主的身份寫出痛罵地主的詩,坎曼爾可以算得是一個開明紳士”。
至於詩中幾個簡筆字,作者以為“從唐代以來一直流傳到現代,民間簡化漢字的生命力於此可見”。
末了,作者說前些時日卜天壽的教訓或者在坎曼爾看來是太輕,於是以他的口吻“大聲地斥罵”:“超過了老沙皇的豺狼們!你們聽着!我堅決相信:‘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被你們誘拐去了的我的親愛的後輩們,終會‘雲開復見天’的!”
讀來很澎湃,然而今天在網上看到,說《坎曼爾詩簽》彷彿是偽造的,然而太過於符合政治需要了。那個年代呀,嗟乎!
儘管如此,書中涉及到音韻、甲骨、神話等方面的知識還是很叫我欽佩的。
而在《追記》文字上落的“沫若”二字讓我長久停留。
想起先前第一次他拋開姓氏單稱“沫若”,發現這名字真好聽;又想起不久前讀汪曾祺寫西南聯大的文章,裡頭有位唐蘭先生,“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沫(讀如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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