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阜陽史話》第八輯(1988年),作者顧浩,原標題《解放初期的阜陽市公安工作》
正文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在長江支隊(華中幹部隊)隨陳粟大軍南下。從山東渤海區到達豫皖蘇邊區。當時,劉玉柱同志是支隊的副司令。千部分配時,劉玉柱同志和我都留在豫皖蘇區黨委工作。時間不太長,阜陽城解放(大概是八月上旬),劉玉柱同志任阜陽市委書記兼市長,我們二十多人隨他一起到阜陽市工作,我能記起來的有王朝品、王忠烈等同志。
阜陽在豫皖蘇解放區內,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城市。它居皖北水陸要衝之地,商業、手工業、文化教育均較為發達。當時,黨中央曾一再發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區正確執行工商業等各項城市工作政策,我們來阜陽的目的就是摸索管理城市工作的經驗。
阜陽市是豫皖蘇區黨委作為管理城市的重點而建立的,當時搭的是地委架子,因為劉玉柱同志是老地委書記,是宋任窮同志直接派來的。另外在幹部配備上也比較強,王朝品、趙彤等同志都是縣干,安排做區委書記。我到阜陽之前任過縣長,叫我當公安局長,後來又擔任一段市委書記。不過那時候誰也不計較職務,叫幹啥就幹啥。
阜陽市公安局建立時的力量很薄弱,只有我和楊斌兩個人。地點在城內大隅首西邊路北的一所大院子里(現在的軍分區院內)。楊斌也是山東過來的,在局裡擔任內外勤的股長。後又調來兩個股長,是老紅軍,人很忠誠,工作肯干,但能力差一點,工作頂不起來,我找劉玉柱要人,向市委借來一個排,大約二十人。劉玉柱指示說:“舊政權方面做過公安工作的人,我們也可以利用嘛!”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利用這些人,起了很大作用。同時還充分發動群眾,培養積極分子,壯大我們的力量。當時我們所做的工作是:
1、依靠群眾,開展對匪頑的鬥爭。國民黨李覺部逃跑後,阜陽城內一片混亂。原來僅有的幾家手工業停產,大多數商店關門,學校停課,街上很少有行人。因物價飛漲,工人、市民、職員、教師生活不得溫飽,而一部分土匪、地痞、娼妓、煙鬼卻乘機搗亂,偷搶扒拿,搞得烏煙瘴氣。有的大煙鬼子甚至說:“我們也解放了。”
我們進城後建立了民主政府,這個政權到底為誰服務?多數群眾對他將信將疑,持觀望態度。為了穩定人心,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必須狠狠打擊匪頑,創造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讓人們平平安安地生產、生活。這樣他們才能了解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擁護市政府的方針政策。因此,公安工作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新政權的生存。為了保證市政府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我們不僅在城內四個區配備了公安助理員,在農村區建立了區大隊,直接對敵作戰,而且培養積極分子,利用骨幹力量,讓他們提供情報,掌握匪頑動態。四八年九月,積極分子報告城北大同鄉土匪活動猖獗,自天裝做老百姓,夜裡出來搶劫,他們搶了西關,“貼票”還貼到城裡。我們及時出動武裝,包圍他們,一網打盡,槍斃了為首者,還繳獲了一筐手槍。四八年十月,積極分子報告西湖鄉有八個土匪,隨身帶有槍支彈藥,在城內貢院街一所房子里吸“老海”,予謀在深夜十二點搶劫古樓以北的布店和糧店。我派楊斌帶一個班的武裝人員,用機槍堵住門,土匪全部就擒,當場絞獲了幾支手槍和手榴彈,還有大煙、老海等物品,為首的兩名土匪,經市政府批准,就地槍決。我記得那時繳獲的各種槍支有二百多件,還有不少彈藥,同時順藤摸瓜,破獲了一些盜竊案件。
由於混亂,匪頑常在夜間出動,我們城內四個區都組織民兵看夜,還有少量部隊配合。遇到壞人,及時處理,狠狠打擊,使匪頑在一般情況下不敢輕舉妄動,為非作歹。
2、對蔣方人員登記,做好分化瓦解工作。我當時把主要精力放在這個工作上,對每一個來登記的人,都要他詳細寫出交待材料,互相保密,然後把材料集中在一起,進行全面審查。這樣搞有什麼好處呢?一是可以從他本人材料中看其態度好壞,二是可以從別人材料中證明他是否講了實話。從當時登記的情況來看,大部分人都交待了情況和問題,但也有一些人不願意講。對這樣的人,我們沒掌握情況時就不強迫他,以後交待問題的人多了,自然而然地就把他暴露出來了。隨後我們就找到他說:“你不是不交待嗎?你可以交待了”,這樣點一下,使他心裡明白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情況,或者更進一步指出:“你什麼事什麼事想起來沒有?
他一聽更明白,覺得瞞下去不行了,也就完全講出來了。來交待問題的人,一部分表現較好,是真實的,我們就教育他守法,不要搞破壞,知道別人有什麼破壞活動要報告。對一部分不主動交待的人,要反覆教育,如果老實講了,我們還是寬大處理,如果仍不改變態度,那就從嚴懲處。我們根據豫皖蘇區黨委對阜陽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很注意黨的政策。在國民黨瀕潰的情況下,對蔣方人員是比較謹慎的,槍斃了兩個罪大惡極的,一般是不大抓的,搞得不好,他們又會跑到國民黨那邊去了。因此,我們必須做好統戰工作,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壯大我們的力量,分化瓦解敵人。
登記工作分兩期進行,前來登記的共二百多人。登記工作結束後,我們召集這些人開會,宣傳黨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指出他們過去是有罪惡的人,要向人民低頭認罪,向政府坦白自新,今後一定要守法,否則毫無出路。
通過登記工作的開展,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他們紛紛向政府報告,揭發壞人壞事。同時也解除了蔣方人員的思想顧慮,主動向政府悔過自新,動員外逃的親朋回歸,象逃往潁上、蚌埠的蔣方人員歸來的不少。有的還向政府獻計獻策,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情報。凡是提供情報有功的,就給予一定的報酬。送樣拿錢買情報的辦法,現在看來有欠合適,但在當時特殊條件下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工作中也發現了個別投機分子。有一個大煙鬼子,通過他了解到一些敵情,收繳了一批槍支彈藥,他就乘機吹大牛,自稱是我們委派的特別區長,到處敲詐勒索,影響極壞,當即被我們處決。有的來報告,寫幾個名字就伸手要錢,我們及時批評教育,叫他們改正。
3、加強城市治安管理,維持社會秩序。這個工作包括城內城外。戰爭年代的動蕩局勢給一些壞人造成了可乘之機,阜陽城周圍有很多土匪,利用地形熟的優勢,到晚間就出來活動,有的直接與我們為敵,加之各種盜竊活動的出現,搞得人心惶惶,對我們威脅也很大。那時我們沒有民兵,群眾也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公安局就派武裝人員在城郊巡邏,保護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在城內,我們建立了街道基層組織,制定出戶口管理制度,給舊街道重新劃分,重新命名,象解放南、中、北大街,民主東、中、西火街,都是那時候起的名。城內住戶每戶都要有門牌,有戶口登記薄,便於查找。我們取締了妓院、煙館,對吸食鴉片、老海的人,以及妓女、小偷等經常找他們談話,教育他們及時改掉惡習,參加正當生產,自食其力。對屢教不改的,送勞教所改造。
淮海戰役時,黃維兵團從阜陽過境前夕,我到中原分局開會,宋任窮同志作報告,講到減租減息的時候,忽然接到一份電報,宋看了電報問:“阜陽誰來了?”我就站起來了,宋說:“你要注意呀!黃維兵團一定要走你阜陽過。”會後,根據上級指示,我們採取了適當的措施,保護人民。我們估計,黃維兵團過境,肯定引起混亂,郊區土匪也可能洗劫城市。為了防止城市遭到敵人的破壞,我們在撤退時,找到過去的商會頭頭,要他們以商會名義維持社會治安。我們給他們一些“老牙槍”,要他們組織人,在我們臨時撤離的過程中防止壞人和土匪哄搶。並布置他們在黃維兵團來到時,表面上以商會名譽接待,實際要為我們送情報,盡量減少城市和人民的損失。他們很贊同,並對我們給予的信任表示感激。我們撤退後,商會確實組織了人在街上站崗放哨,巡邏看夜。公安局又派楊斌同志帶武裝部隊在城郊一帶活動,城內城外配合一致,所以黃維兵團過境時,阜陽沒遭到重大破壞。
四八年十月,劉玉柱同志調走了,我擔任市委書記,根據需要,市裡的機松又作了進一步調整。
四九年初,撤銷阜陽市,上級又重新分配了我的工作。
資料來源:
《阜陽史話》第八輯(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