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讀許知遠的《梁啟超：亡命（1898-1903）》，印象最深的，是梁啟超流亡海外性命都朝不保夕的時候，還接二連三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而且，都成了爆款。
許知遠書中引用了他的好多文章，即便今時今日讀來，依然是撲面而來的汪洋恣肆，極具煽動性。
黃遵憲評價說，梁啟超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文字，竟可以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所以，當看到又一本關於梁啟超的書，書名就叫“文字奇功”的時候，我很快被吸引住了。
——順便說一句，作者上一本寫嚴復的書名是“筆醒山河”，亦是愛極。
這本書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大學問”品牌出版，全名《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
作者黃克武，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自1992年開始研究梁啟超，旋即以《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受到學界矚目。
《文字奇功》是黃先生三十餘年潛心研究精髓所在。
全書一共八章，第一章為導論，先拋出關於梁啟超學術思想的一個爭議，第二章以“鑄造國魂”為切入點，總述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第三至七章分別闡述梁啟超在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陽明學、墨子學、康德為代表的西方哲學、中國史學、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思考，第八章是結論。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歷史永遠也繞不開的一個名字。
從學術研究這個角度，對他的評價，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
一種極力盛讚他的博學，認為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國人的思想啟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相反的意見則認為，恰恰因為梁啟超的“博”，導致他思想駁雜，沒有深入而有價值的思想內涵，只能算是一個宣傳家，稱不上思想家。
黃克武先生在第一章便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兩個觀點：
第一，我們不宜將梁啟超一生在學術上與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視為膚淺、駁雜而不夠深刻的，我認為梁啟超的學術思想表現出他個人的學術風格以及前後的一貫性，他是一位既博學又敏銳的思想家。
第二，梁啟超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有內在的關聯，這是源於中國“學術與政治一以貫之”的傳統。因此把學術與政治割裂開來，是不能正確地評價梁啟超的。
書中所提及的這些領域，梁啟超既能“入乎其中”，也能“出乎其外”。
正如作者所總結那樣：
“梁啟超的思想一方面固然在某種程度上離開了儒家傳統，接受源於西方有關國家、國民的新觀念；但是另一方面，在1903年之後，梁任公思想與傳統之間仍然有很強的連續性。”
最典型如他對“自由”的看法，從西方觀念那裡，他深刻理解到“個人自由”的重要意義，因此才會批判俄國的勞農政府“平等算平等極了，不自由也不自由極了”，但他並沒有因此滑入鼓吹極端個體自由的境地，而是融合傳統，提出了“群己並重、群己平衡”的觀點。
在這一理念之下，個體當然要“自由”，但並非毫無限度，“人民皆自由於國家主權所賦與之自由範圍內，而不可不服從主權”“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
梁啟超的學術研究固然龐雜，但貫穿其間的，是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在當時外辱內困的情形下，他要“鑄造國魂”，要喚醒並造就一代“新民”，理論也好思想也罷，只要有益於此，他均可“拿來”，標準是“淬厲其本所有而新之，採補其本所無而新之”。
胡適給他的輓聯說：中國新民，平生宏願；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他不但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
誰說，書生百無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