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曉彤
“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後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頁）
“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尚已。”（《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頁）
上述兩則記錄，是1913年年僅20歲的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四師範求學時留下的《講堂錄》中的文字，也是現在可考的毛澤東評點諸葛亮的最早記錄。諸葛亮，字孔明，三國時期蜀國名臣。他輔助劉備，開創蜀漢基業，後又輔佐劉禪，忠貞不渝，在北伐時病死五丈原。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將諸葛亮視為“辦事之人”，並將其與曹操、孫權並為能“雄時”的對手，評價實高。隨着年歲的增長，毛澤東對諸葛亮也有了越來越深的認知，越來越豐富的見解。綜觀這些評點，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毛澤東心中，諸葛亮成為了四種身份的“化身”，它們分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群眾、同志。
一、青年：“非皆少年新進乎？”
重視青年，信任青年，使用青年，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青年觀”。他常常以諸葛亮少年有成之事為例，表達自己關於“老成”與“新進”的看法，闡述打破論資排輩陳規、破格使用年輕幹部的思想。
眾所周知，毛澤東常常在他閱讀過的書中進行圈畫和評批。在一本清人姚鼐編撰的《古文辭類纂》中，毛澤東就曾在一段文字旁寫下這樣的評批：
看什麼新進。起、翦、頗、牧，其始皆新進也。周瑜、諸葛、郭嘉、賈詡，非皆少年新進乎？（《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97-98頁）
◆毛澤東讀《古文辭類纂》時，在一段文字旁寫的批語。
這段評批針對的是北宋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在《為君難論》中提到的這樣一個觀點：趙王用趙括而棄廉頗，秦始皇用李信而棄王翦，二者均致失敗的原因除去妄信他人之言外，還因“樂用新進，忽棄老成”，也就是君主喜愛任用年輕幹部，而不願任用老幹部，因為“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毛澤東不認同這一觀點，於是撰寫了上述批語。
毛澤東認為，戰國時秦將白起、王翦，趙將廉頗、李牧，都是由“新進”而逐漸成長為“老成”的，三國時的周瑜、諸葛亮、郭嘉、賈詡，也都是年少有為的代表。因此，不應只重視老幹部而忽視年輕幹部，相反，應重視提拔使用年輕幹部，給他們更多的機會。
毛澤東在這裡提到諸葛亮為“新進”，事實也正如此。諸葛亮26歲（也有觀點稱27歲）時便為劉備擬定聯吳抗曹戰略，後輔佐劉備稱帝，拜丞相，不到而立之年便成為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之一，正可謂“少年新進”。毛澤東在評批中提到的周瑜、郭嘉、賈詡成名時也都只是二三十歲的青年。有回憶稱，毛澤東在1957年時也曾提到：孔明二十七歲成名，也未當過支部書記、區委書記嘛！也是個新幹部嘛！赤壁之戰以前無名義，這以後才當軍師、中郎將。
◆1958年5月，毛澤東主持中共八大二次會議。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一連列舉了30位古今中外年輕有為的青年人的例子，藉此說明：青年人是要戰勝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發言提綱記錄的這30位青年分別是：“甘羅、賈誼、劉項、韓信、釋迦、顏子、紅娘、荀灌娘、白袍小將、岳飛、王勃、李賀、李世民、羅士信、杜伏威、馬克思、列寧、周瑜、孔明、孫策、王弼、安眠藥〔發〕明者、青霉素〔發〕明者、達爾文、楊振寧、李政道、郝建秀、聶耳、哪吒、蘭陵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0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頁）這其中，諸葛亮（孔明）赫然在列。
重視提拔使用青年，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曾就唐代詩人王勃的少年早亡發出這樣的感嘆：“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乾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幹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麼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幹。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會有很多的發明創造。”（《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頁）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0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頁） 從歷史到現實，從“諸葛亮”到“你們”，毛澤東的殷殷期望，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
二、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一直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要群體。三國時代人才輩出，期間所湧現出的眾多“知識分子”自然而然進入到了毛澤東的視野中。諸葛亮便是其中之一。
1945年4月，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4月24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口頭政治報告，在講到黨內幹部時，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
◆1945年4月，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聖人，比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隸主的聖人。至於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水滸傳》里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裡的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頁 ）
毛澤東在這段話中提到的“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其所指正是諸葛亮。他在後文亦提到“至於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水滸傳》里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裡的知識分子”。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每個國家中確實都匯聚了一批優秀“知識分子”，正如毛澤東所說，“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曹魏政權中，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滿寵、呂虔等人；蜀漢政權中，有諸葛亮、龐統、簡雍、孫乾、蔣琬、法正等人；孫吳政權中，有周瑜、張昭、虞翻、步騭、陸績、程德樞等人，這些人都是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為本國政權的鞏固貢獻了力量。
毛澤東借三國之事，是為了說明“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他之所以在黨的七大上強調知識分子問題，主要是針對當時出現的一些情況：“因為整風審干，好像把知識分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好像天平，這一方面低了一點，那一方面高了一點。我們這個大會，要把它扶正，使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高一點。是不是要反過來？那也不是。”（《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頁 ）對待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應該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們要歡迎他們為我們黨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鬥，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頁 ）
◆1959年1月，毛澤東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
怎樣對待、培養和使用知識分子，一直是毛澤東面臨和重視的一個問題。他經常談到要重視知識分子、吸納知識分子、解決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提倡“筆杆子槍杆子結合起來，事情就好辦了”，留下“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的著名詞句。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調“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規定“今後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治理國家，搞建設，更需要知識分子。1956年1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提出“沒有他們就不行了”。1958年1月，毛澤東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明確要求：“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1959年1月，毛澤東在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時，再次強調：沒有他們（知識分子），我們不能進行工作，就沒有工程師、教授、教員、記者、醫生、文學家、藝術家。1964年5月，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時，毛澤東再次談到：要信任知識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麼，馬、恩、列、斯都不行。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只能經過知識分子，工人自己產生不出馬克思主義。從這些講話、談話以及文件中，可以管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等人穿越歷史時空，成為毛澤東心中“知識分子”的代表，並讓毛澤東以此為例，在黨的七大上闡明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正確態度，歷史與現實的碰撞正應如此精妙。
三、群眾：“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
“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是一句廣為人知的民間諺語，有時也作“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多用來形容人多智廣。作為語言大師的毛澤東，多次在講話中運用這句諺語，藉以表達不同的意涵。
其中一次是藉以說明人民群眾中蘊含偉大力量。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的講話中說：
“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33頁）
毛澤東在此處借用“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說明“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不僅如此，他還將人民群眾比喻為“成千成萬的‘諸葛亮’”，號召共產黨員要到廣大人民中去。他說：“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33頁）
◆1943年11月，毛澤東在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組織起來》的報告。
當時，陝甘寧邊區正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日軍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邊區財政、經濟都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深入思考後，決定將各方面力量“組織起來”，開展大生產運動。1942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面報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進一步推動了生產運動。邊區的農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群眾，經過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為之一新”。這次會議，正是招待陝甘寧邊區從農民群眾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毛澤東在會上說：“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事實已經完全證明：高級幹部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高級幹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28頁）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他多次強調：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鬥爭的大世面。在這次會議上，他還特別指出存在一種與“群眾路線”相反的錯誤方針：“那就是缺乏群眾觀點，不依靠群眾，不組織群眾，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廣大黨員幹部必須堅決反對這一方針，堅決反對這種脫離群眾的行為，對此，毛澤東鮮明指出：“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毛澤東在講話的最後，以富有激情的號召，鼓舞廣大勞動模範繼續深入群眾，做出更大的成績。他說：“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群眾，把工作做得更好。”（上述引用均出自《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30-936頁）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無限的智慧，他們就是毛澤東的“諸葛亮”，是廣大黨員幹部的“諸葛亮”。正如毛澤東所說：與民眾在一道，一刻也不脫離民眾，中國革命就一定能夠勝利。
四、同志：“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
團結奮鬥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毛澤東在闡述黨內團結問題時，也曾使用過“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句話。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言時說：
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這段話主要針對的是黨內同志的團結問題。恰恰因為“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所以“團結”顯得尤為重要。這裡的“諸葛亮”代表的主要是黨內同志。毛澤東進而談到了如何團結黨內同志的問題，他提出要採取“辯證的方法”。毛澤東指出：“對他們要採取辯證的方法，而不應採取形而上學的方法。什麼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就是對立統一。毛澤東認為，要正確運用這種方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具體而言：“第一是要鬥爭，要把錯誤思想徹底肅清。第二，還要幫助他。一日斗，二日幫。從善意出發幫助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條出路。”
毛澤東在此探討的對待黨內同志要採取辯證分析的方法，實際上是團結—批評—團結這一原則的具體體現。團結—批評—團結，是中國共產黨解決黨內矛盾的基本原則，也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基本方針。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系統地整頓黨的作風，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這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得到確立和發揚，概括成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演講，指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要採取民主的方式，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在同年11月的這次面對國外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發言中，毛澤東再次探討了這一爭取黨內團結的重要方式。他分析了黨內存在的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意味着同志之間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而是也會存在分歧與隔閡。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提出採取“兩隻手”的方式：“對犯錯誤的同志，一隻手跟他作鬥爭，一隻手跟他講團結。鬥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叫原則性，這是一隻手。另一隻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講妥協，這叫做靈活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毛澤東正是以諸葛亮也是“有缺陷的”作比，使廣大黨員幹部認識到自身也可能存在不足，進而提出以辯證分析的態度正確對待黨內同志，以爭取更好的團結。
◆諸葛亮《出師表》。
實際上，除了青年、知識分子、群眾、同志這四種獨特身份的“化身”外，毛澤東對諸葛亮還有過多次評點。比如，稱讚諸葛亮的民族政策。“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係，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這是他的高明處。”（蘆荻：《毛澤東讀二十四史》， 1993 年12月20日《光明日報》）毛澤東所稱讚的民族政策，主要指的是諸葛亮七擒孟獲以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之事。又如，指出諸葛亮的戰略失誤。毛澤東在讀到《古文辭類纂》中收錄的蘇洵《權書·項籍》一文時批寫：“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106頁）毛澤東指出劉備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分兵而治，削弱了力量。按照《隆中對》的部署，劉備“跨有荊、益”之後，既要派兵守衛荊州門戶，又要經營川蜀，荊、益兩州相距千里，其間更有“難於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兩路兵力很難協同作戰，此謂“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後關羽鎮守荊州，諸葛亮留守成都，劉備駐守白帝城，更是“三分兵力”，毛澤東因而得出“安得不敗”的結論。聯繫毛澤東一貫主張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軍事戰略思想，更容易理解這一評批。再如，毛澤東對諸葛亮的人格非常讚賞。他曾說，“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頁），並且多次運用諸葛亮《出師表》中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勉勉人。1944年11月15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鄒韜奮先生逝世紀念特刊”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毛澤東題詞墨跡選》，第76頁）他還曾說，共產黨就是以諸葛孔明的辦法辦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篤政，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等編：《呼和浩特史料》第五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頁）無論是政治才能還是人格魅力，諸葛亮都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撥開歷史的煙塵，我們依稀可見：
207年，26歲的諸葛亮丰神俊逸，隆中一對出南陽，開啟了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生；
1919年，26歲的毛澤東意氣風發，回湘創辦《湘江評論》，寫下詩一般動人心魄的語言：“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
一年後的1920年夏，毛澤東認定自己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前方，亦將是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生。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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