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用人上有什麼辦法？為何貞觀時期官員質量普遍比較高呢？

二、銼敘考核，用人不疑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書說到：“朝廷不能只注重身邊大臣的選拔，也應該重視州、縣兩級地方重要官員的提拔。”唐太宗採納侍御史馬周的建議。

重視對地方上刺史官員的選擇和考核。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下屬說：“我居住在深宮中，遠離州縣，只能依靠當地的刺史、都督。這些重要的地方長官與國家的穩定有着重要的關係，需要得力的人去充任。”

他提出了朝廷官員不在於量多，而是要量才授職，寧缺毋濫。在亂世時候，只能顧才華，不顧人品，而在太平之時，就必須要才行俱兼，因此要適當審查官員，讓他們發揮各自的長處，國家便可實現無為而治了。

唐太宗曾對魏徵說：“任用了好的人才，做好事才能得到勉勵；錯誤的使用了壞人，不好的人就會爭相鑽營。因此，對於官員的考核，需要賞罰分明。”魏徵回答：“自古以來全面了解他人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所以需要考核官員的成績來決定貶斥和升遷，考察他們是好是壞來決定取棄。”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員的成績考核，對於考核結果優秀的官員，太宗還會另加獎賞。比如在《新唐書·太宗紀》中有記錄：“官得上下考者，給祿一年。”

貞觀二年，他對侍臣說：“我每天半夜總想着百姓的事情，擔心都督和刺史是否能夠安撫百姓。因此屏風上記下他們的名字，無論坐着還是躺着，都可以看。他們在任職過程中做了好事，都記在名下。”

時常對官員進行監督考核，不僅可以防止官員利用權威謀取利益，而且可以避免官員失職等流弊。這樣才可以加強官員工作時的使命感，責任感，使他們勤勤懇懇地奉職，為平民百姓提供服務。唐太宗不僅擅長識人，激發人才的潛力，而且他對任用官員充滿信任。

從不聽信謠言；對於開國功臣，他總是儘力予以保全。這一切，使得臣下們感激主上的知遇之恩，無不效死圖報，忠於職守，各個在自己的崗位上鞠躬盡瘁，為貞觀之治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唐太宗吸取前朝皇帝用人多疑的教訓。

貞觀五年，他對下屬說：“既然君臣是一個整體，就應該協力同心。事情有不穩妥的地方，應該極力規勸，毫無隱瞞。倘若君臣相互猜疑，不能完全說出肺腑之語，實在是治理國家的大害呀！”唐太宗對臣下的信任不疑。

還體現在他從不聽信小人陷害忠良的讒言，對以讒言誹謗、誣陷他人者“以讒人之罪罪之”。太宗對讒佞之徒，深惡痛絕。貞觀初年，他對侍臣說：“世道混亂就是讒言各逞，防微杜漸是為了禁絕讒言構罪的發生。”

歷史事實表明，唐太宗確實履行了他向群臣們所宣示的這一原則。總之，從官員的管理口上看唐太宗的官員管理思想，唐太宗慧眼識人，明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用人需要遵循“捨短取長”，才能發揮官員人才的最大效能。

官員的管理少不了對官員進行監督考核，有效的考核才能激勵有為官員為朝廷奉獻的熱情，淘汰無能的官員；唐太宗時期有許多忠於朝廷的官員，這與唐太宗用人不疑的思想息息相關，太宗吸取前朝皇帝用人多疑的教訓。

對他任用的官員充分信任，官員為此十分感激，為唐太宗時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第三節官員流出：鼓勵致仕，厚待功臣一、精簡機構，鼓勵致仕唐太宗精減了機構、裁減了許多不必要的官員，有效提升了政府的辦公效率。

貞觀元年，唐太宗命下屬統計中央官員，發現了許多不必要的職位，於是讓宰相房玄齡進行裁減官員，兩千餘人只留643人。唐太宗總結了唐高祖時期“民少吏多”的弊政，開始“大加並省”，為開源節流，精減地方官員作了準備。

唐太宗秉承着“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的管理思想，大刀闊斧的對中央機構進行調整，唐太宗對官員數量與質量關係上具有辯證思想，即少而精，也就是注重政府的辦公效率。唐太宗執政的中期，政府辦公效率雖有所降低，但唐太宗能知過思改。

遂有裁汰老弱、制定安置退休官員的舉措。如貞觀十一年，劉洎上疏指出：“年老及老，或積病智昏”的官員，如久在任所，必妨賢路。年老多病、精力衰退、智力低下的官員在位，既降低辦事效率，又妨礙新進的引用。

劉泊建議“對社會已經不能做出貢獻的大齡官員，應當回家頤養天年”，是不無道理的；他還主張不適合該官職的老臣，應“優其禮秩”，即在保障政治待遇與生活待遇的基礎上，讓老臣其退出朝廷並妥善安置，唐太宗認為很有道理。

厚待功臣，關心照顧

吸取了前朝滅亡的經驗，唐太宗對臣下說：“聯覽漢史......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孫無絕。”為此，唐太宗於貞觀十一年特頒詔令，對“義深舟橄”、“謀定帷幄”、“身擢行陣”的“佐命功臣”，由於他們昔日同舟共濟、共創基業的功勞。

表明了自己“何日忘之”的心意。貞觀十七年二月，唐太宗下令畫師將二十四位功臣的圖像畫出放於凌煙閣，閣內中隔三層，由內而外，分別為功高宰輔、勞重侯王、大小功臣。唐太宗說：“自古皇王，褒崇勛德，既勒銘於鐘鼎，又圖形於丹青。”

他仿照前朝帝王紀念功臣的方式用以緬懷故人，於是才有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寫真。晚年，唐太宗總結自己不枉殺人時說：“君主們大多討厭坦率之人，明裡暗裡處死他們，沒有哪個朝代不這樣做。我登基以來，朝中儘是坦率之人，我從來沒有貶斥過誰。”

對比唐太宗執政的這些年，基本符合。在凌煙閣的24位功臣中，只有因罪被處刑的張亮和侯君集，其他功臣都是善終的。唐太宗對待退休的老臣，不僅給予精神上的激勵，也有物質上的優崇，還包括生活上的關心以及照顧。

貞觀十一年，他命重臣勛臣死後可享有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的殊榮。詔云：“功臣密戚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至於物質利益上的優崇，唐太宗以為褒賢推恩，所謂“褒賢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原是為國應有之義。

既然天下須君臣共治，則福澤亦應君臣共享。太宗多次強調“德優者爵高，功多者祿厚”所以登基伊始，即高官厚祿，大饗功臣：“惟王建國，厚禮被於元勛。”要讓功臣子孫與宗室後代一樣，可以世襲刺史，以示與功臣共享天下。

對於有益政道的大臣，賜金、賜宅賜絹，亦從不吝其物質上的獎賞。至於生活上的關心愛護，以籠絡君臣感情，以恩義結納之，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功臣有病，常遣近侍探望，賜醫部葯，關懷備至，他為李思摩吮瘡，為李勣割須疔疾，魏徵病篤。

他親自探望，榻前親許其子尚主，感動得魏微老淚縱橫，死後又為其親撰碑文。總之，從官員的流出口看唐太宗的官員管理思想，唐太宗意識到官員重質量，不重數量，因此精簡機構，提高朝廷的運轉效率。

為了鼓勵官員致仕，唐太宗保障了官員退休後的物質生活，減少了官員退休的焦慮，同時引進新官員，為唐太宗時期注入新的思想；對於退休後的功臣，唐太宗關心照顧，上門探望年老功臣的病情，感動得老臣老淚縱橫，士為知己者死，君恩如此，臣下得不盡心竭智？

在用人方面，對比唐太宗舉人的事迹，他確實做到了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從選拔官員上看，唐太宗關注的是是否有益於天下，因此“唯才是舉”。他沒有特殊照顧秦王府原來的老部屬，也沒有偏心親叔父李神符。

反而任用前太子李建成的手下王珪、魏徵、韋挺等有才之人。人們心裡總是會本能的信任可以依賴的熟悉之人，基於自我保護意識，對不熟之人和新進者，心理上總是會設下防備。回望歷朝皇帝，儘管他們都明白治理天下需要“親賢臣，遠小人”。

但在治理國家的實踐中，總是難以脫離個人情感喜好的問題，一般不願意任用有情感隔膜的人才。唐太宗最為可貴的一點就是堅持“為官擇人。

唯才是舉，國之輔弼，惟賴忠良”的管理思想，在用人上，他看重人的才華和德行。信任並任用曾經舊仇，力求親疏並用，並使自己的思想與行動一致。

內舉不避親

任用舅舅長孫無忌對於親戚，唐太宗亦堅持“唯才是舉”的原則，不避嫌疑，不為閑碎語所動。例如，長孫無忌為太宗的國舅，唐太宗認為他“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常從太宗征討”，在玄武門事件中亦有功勞。

貞觀元年被拜為尚書右僕射。貞觀七年，唐太宗封長孫無忌為司空，長孫無忌一直拒絕上任，他堅持說：“我是陛下的外戚，若提拔我，恐怕別人說陛下有私心。”唐太宗駁回他的話，說道：“我只是將人才放置合適的位置。

如果對方沒有才華，就算是至親我也不會任用；若對方才華橫溢，就算是仇敵的手下，我也會任用，比如任用了魏徵。”雖然長孫無忌是唐太宗的舅舅，但是唐太宗在任命他為宰相的時候考慮的不是他外戚的身份。

而是他的才幹和能力，並且沒有因為長孫無忌的外戚身份而故意避開不任用他。可以說，正是因為唐太宗的任人以賢，才使得長孫無忌能夠擔任宰相。二、外舉不避仇，任用“昔仇”魏徵隋末時期政權風雲變幻，魏徵前期曾經跟隨過許多人。

在天下大亂的無序中，他不願作隋煬帝政權的殉葬品，決定另尋“明王”，之後魏徵為太子李建成效勞，提醒李建成需儘快除去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魏徵被唐太宗的人抓起來，其策劃的非常之謀也被他人揭發出來，為此唐太宗特地召見他。

嚴厲斥責魏徵為何離間太宗和前太子的關係，魏徵神色鎮定自若，落落大度的回答說：“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魏徵的意思是李建成和唐太宗兩兄弟早已經勢不兩立。

並不是魏徵在中間挑撥離間，只是先太子沒有聽從魏徵的建議，才導致李建成的失敗。唐太宗聽後，十分賞識魏徵的坦誠，並且欣賞他傑出的才華，不報個人恩怨，出於公心，從國家大局出發，反而日見親重。